闫廷春——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士兵

李镇春——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战士

杨鸿恩——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

这是我接手“滇缅系列”后最早入手的一集片子，如同它的名字一样，这也是我在“抗战”之后，又一次“远征”的开始。几乎没有多想，我就确定了它的内容——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理想跟现实往往是有差别的，这一点我从未怀疑。但当我真正开始走近那场发生在69年前的异国之战时，遇到的困境与尴尬，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69年的时间，磨灭了太多的资料与故事，留下来的，只有几张模糊的照片和老兵们残缺的近乎混乱的记忆。

阎廷春的故事是从一次莫名其妙的爆炸开始的。虽然已经记不清自己连队的番号，但对于那块金光闪闪的“金子”，老人至今仍难以忘怀。在询问了军事专家之后，有关那块“金子”的故事最终成为了这集片子的序幕。

在老人的记忆中，69年前的那次远征，是从一系列意外开始的：爆炸的“金子”，车祸中丧生的孩子……种种一切仿佛都在预示着什么。但战士们还是去了，唱着歌，迈着有力的步子。哪怕前方的战场是如此的陌生，哪怕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将客死异乡。

讲到远征军，戴安澜无疑是必须提起的人物。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38岁的年轻师长似乎成了中国远征军战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将领之一。照片上的戴安澜总是微笑着，清秀的脸庞透着一丝儒将风采。戴师长的战功毋庸置疑，同古城中的12个昼夜足以证明一切。在家人的回忆里，出征前，将军离家的那一天是如此的平常：出门、上车、挥手、离去。惟一不平常的，是汽车启动后，将军对孩子们那深情而无言的一瞥——那是他与自己珍爱的家人最后一次分别。如今，曾经年幼的孩子已入暮年，将军的骨灰在青冢之下默然无语。墓前的戴安澜雕像仍在微笑，仿佛刚刚从远方凯旋，唱着歌，迈着有力的步子。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942年3月，滇缅公路畹町桥（畹町位于云南西部，南邻缅甸。抗战初期，日军封锁了中国所有的出海口，1938年秋滇缅公路通车后，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援助中国战略物资的唯一陆上通道，畹町作为物资集散地，战略位置重要。畹町桥是畹町出境口岸，远征军从这里出国境赴缅甸。）路段上，中国远征军的车辆排成长队。第六十六军战士闫廷春和战友们在路边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它很沉，而且发亮。大家讨论起来，有人说这可能是金子。从来没有见过金子的闫廷春有点激动，把这东西拿过来，想要好好研究一下。他把这东西放在石阶上，用枪托砸它，要看看它是否有金子的硬度。

闫廷春是贵州贵定人，1936年应征入伍，1942年3月随第六十六军编入中国远征军。这一年，他23岁，满身活力，单纯得像个孩子。

“金子”在闫廷春的枪托下猛然发出一声巨响，炸开了，震落好些屋顶的瓦片。原来，这是一颗地雷。幸好它没伤到人。

“闯祸之后，连长很生气，他要把我调到团部当勤务兵。”闫廷春回忆说。他不愿去团部。在他看来，在团部伺候长官远没有上前线有意思。他跟连长表决心：“我要打仗。”连长也就依了他。

在这支滚滚向前的队伍中，像闫廷春这样急于求战的军人还有很多。就在远方，一个陌生的战场正等待着他们。他们没有想到，这将成为一场终其一生的远征。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个月之内，日军横扫东南亚各国。

1942年1月中旬，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占据岳麓山阵地，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告罄。第九战区长官部电告重庆，军政部回答：“炮弹尚在仰光（缅甸首都、海港）待运。”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惊呼：“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张欢：《龙行滇缅——中国远征军作战简史》，《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0期。）

此时的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大半国土已经沦陷，全部出海口都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成了唯一的外来物资输送渠道。缅甸，历史上中国的附属国、英国的殖民地，此时成了抗战大局中的战略要地。

1942年1月，席卷中南半岛的日军将矛头指向缅甸，出兵4个师团，企图彻底切断中国的输血管，同时以缅甸为跳板进军印度，实现和纳粹德国会师中东的计划。英国不想失去印度这块最大的殖民地，中国要竭力保护最后的国际运输线，双方最终达成了中国出兵缅甸的共识。

其实，早在1940年，因为日军侵入越南，加紧了对东南亚侵略的步伐，中英就开始酝酿结盟，但其间经历不少波折。

据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记载：

1941年12月10日，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请求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军事委员会于11日向第五军、第六军先下达了动员令。16日，第五军将防务交给第七十一军后开赴祥云、大理、保山地区集结；第六军向保山、芒市（潞西）集结，编组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卫立煌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任副长官（由于卫立煌并未到职，由杜聿明代理），准备入缅援英。

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中方由蒋介石主持会议，英国印缅军总司令韦维尔、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及陆军航空队队长勃兰特参加。中方向韦维尔表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派遣8万人入缅作战。”但韦维尔以运输不便为借口予以拒绝。中国军事委员会遂下达了暂时不入缅的命令，正准备进入缅境的远征军停留在滇缅路附近。

1942年1月31日，日军击退英、印军第十六步兵旅，占领了毛淡棉。英方于2月3日向中国求援，请求中国军队入缅。（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4～1115页。）

1942年2月16日，蒋介石下达命令：“优先运送第五军入缅，所有野炮、战防炮均应随同出发。”第五军于当日开始用汽车运送，先到畹町集中，再由英方派车接运入缅。（李菁：《燃烧的仰光》，《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这注定是一场前路坎坷的远征。在闫廷春的记忆中，从那颗差点让他送命的地雷开始，死亡的阴影似乎就一直如影相随。

闫廷春记得，部队在保山歇了一夜，由保山开到龙陵，又从龙陵到了芒市。在路上，第五军拉伤兵的车，把一个小孩轧死了。第二天到畹町的时候已经入夜，一辆军车撞到了一个土堆上，一人受伤，一匹马被撞死。

1942年3月8日，日军攻陷仰光，从美国运抵此处的几十万吨援华物资落入敌手。就在同一天，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的先头部队第二零零师到达仰光以北260公里的同古，第一次入缅作战正式拉开帷幕。

在第五军军部，一位名叫穆旦的年轻随军翻译，写下了一首题为《出发》的诗。出发之后，投笔从戎的他从远方飘来的硝烟中，也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须杀戮，”

“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

“知道了“人”不够，”

“我们再学习蹂躏他的方法，”

“排成机械的阵势，”

“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

“告诉我们这是新的美。”

“因为我们吻过的已经失去了自由；”

“好的日子去了，可是接近未来，”

“给我们希望和失望，给我们死，”

“因为那死的制造必须摧毁。”

“……”

1942年3月18日上午，同古。第二零零师师长戴安澜（（1904-1942）安徽省无为县练溪乡旗杆戴村人。黄埔军校三期生。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荣获“云麾”勋章。1937年8月升任第十三军七十三旅旅长，先后参加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昆仑关战役。1939年1月，升任第二零零师师长。）在昏暗的前线指挥所里，仔细查看刚刚缴获的日军文件。就在几个小时前，负责警戒的前哨部队伏击了一支日军侦察队，击毙日军30余人。戴安澜从日军文件中分析，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主力正在向同古开进。

同古是缅甸中部公路、铁路和水路的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仰光失守后，同古成为日军的主攻目标。原在此驻守的是英缅军第一师，掩护他们撤退并防守同古的重任，由刚刚抵达同古的第二零零师承担。

第二零零师是当时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两个战车团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团，装备有坦克、装甲车、摩托车和大口径火炮，步炮比例为3∶1。

1939年11月，第二零零师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精锐部队第五师团鏖战一个月，反复争夺阵地，击毙日方指挥官中村正雄少将，取得昆仑关大捷。这一战役充分显示了第二零零师的战斗力和装备优势，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戴安澜因指挥有方且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当时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老兵杨鸿恩印象中的戴安澜矮墩墩的，一身普通棉服，一双胶鞋，系着皮带，打着裹腿。

而在戴安澜之子戴澄东心目中，父亲爱兵如子，做事用心，他可以叫出师里每个排长的名字。“这个部队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飞赴缅甸腊戍（缅甸北部城市，在曼德勒东北约230公里，在中缅陆上交通和贸易中地位重要。铁路通曼德勒；公路南通东枝，北通中国云南，与畹町相距约130公里。），布置第五军入缅后的部署和作战指导要领。他对戴安澜格外看重，3月3日一天之内三次召见戴安澜，面授机宜：第二零零师要保存实力，在同古坚守，而不是主动出击——蒋介石不愿意让自己的王牌部队替英国人当炮灰。

此时的缅甸战场，多了一个特殊人物——美国人史迪威（约瑟夫·史迪威（1883-1946）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拉特卡市人。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26年-1929年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后被晋升为四星上将。），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3月3日，腊戍，蒋介石与史迪威见面。

第二天，蒋介石告诉杜聿明：“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并叮嘱杜聿明，对史迪威要绝对服从。杜聿明反问：“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回答：“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李菁：《同古：夭折的会战》，《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3月19日，兵力是第二零零师两倍的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开始猛攻同古。老兵李镇春回忆说，敌人不仅兵力多，武器装备也更优越，“但是师长戴安澜，他死守同古”。

戴安澜带头立下了“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的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同古。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由步兵指挥官替代，各级照此办理。”（孙春龙：《异域1945》，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中国官兵凭借简陋的工事，抵抗源源不断涌来的日军。每天都有肉搏战发生，每天都有官兵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战况惨烈。

3月22日，杜聿明致蒋介石密电：同古敌约千余，山野炮六七门。连日以来，增加至二千余，并野、迫炮数门，飞机多架协助，继续向我第二零零师前进阵地鄂克春（OKTSIN）东西之线猛烈攻击。自拂晓至午，炮火之烈为数日以来所未有。敌我冲锋肉搏数次，双方伤亡均重。

3月24日，杜聿明致蒋介石密电：同古正面之敌，于本辰展开大战，以炮空联合向我阵地猛攻，另以一部约五六百人，附小炮数门，于本日午前九时由铁道以西向同古以北地区，拟包围我戴师，企图作战在飞机场。迄午后五时止，正面仍在鄂克春东西之红线，侧后方仍在飞机场附近激战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5～1439页。）

3月28日，杜聿明致蒋介石密电：围攻同古之敌，自本晨来激增无已。10时后，敌飞机多架更番轰炸，掩护战车，纵横进出，炮兵则使用毒气弹，依其炽盛火力向戴师阵地之正面及左翼不断强行攻击。战况之烈，战斗前所未有。我全体将士，仰遵钧座意旨，视死如归，虽伤亡惨重，仍坚守不退，迄现在犹在原阵地与敌激战中。

3月28日深夜，日军派出小股部队突袭第二零零师司令部。戴安澜手提一挺轻机枪，率部与日军激战通宵。司令部全体人员不分官衔全部上阵，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了，危在旦夕之际，一营援兵赶到，师部才化险为夷。

这一战被戴安澜写进日记里：“二十八日一战，是我经历过的恶仗中最激烈、最难打、最险恶的一仗，我还是用百米决斗、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的打法，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3月29日，英军在没有通知中国友军的情况下仓皇撤退，把同古的侧翼暴露给敌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借机迅速渡过西当河，开始包抄第二零零师后方。

敌人援军的到来，使得第二零零师腹背受敌，形势更趋严峻。

戴安澜给在昆明的夫人王荷馨写了一封遗书：“亲爱的荷馨：余在此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

1942年3月23日深夜，缅甸腊戍，第六十六军行军途中，闫廷春和战友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来到缅甸已经好几天了，虽然还没有碰见敌人，但大家都绷紧了弦。

据闫廷春回忆：夜色深沉，战士们在行进中靠敲打随身物品发出声响，作为联络信号。

一条不知名的大河横亘在大家面前。对岸河滩轮廓模糊，摸不清虚实。

队伍走到桥边停下。一位班长用一根炭棒顶着个帽子作为伪装先过桥，又敲了敲随身物品，看周围没什么动静，才传令队伍前进。

战士们毫不犹豫地纷纷踏上桥面，向对岸跑去。闫廷春和几个炊事班的战士跑在了队伍后面，刚上桥就听到了枪声。“他（班长）交代每个人不准抽烟，不准点火，不要出什么声响，把吃饭的碗放在背包里。但是炊事班做饭的罗锅太大，不可能放在背包里，碰到路边的树枝发出了响声，敌人就发觉了，朝我们开枪。我们就赶快卧倒，看到子弹在地上打出梅花点。”

枪声一直持续。

闫廷春说，经过侦察，发现对岸不远处有一个日军的临时据点，冷枪就是从那里打出来的。上级决定，立刻对日军据点发起夜袭。

闫廷春成为夜袭小组成员之一。几名从前方撤退下来的英军士兵，成了这次行动的向导。

这些英国兵驻扎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熟悉周围地形。由他们带路，夜袭小组到了日军据点哨兵所在的一棵大树附近，听见两个打鼾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决定以火光为号。翻译官点了一根火柴，火光一起，我们就从两边一起下手，把他们按住，让他们动不了，然后拔出刀来，往他们脖子上一拉，就完了，他们就没有声音了。”闫廷春如此描述自己第一次在缅甸杀敌的过程。

擦拭完刀口的血迹，闫廷春忽然看到前方立着一个东西，像人，却又不动。他有点害怕，不敢上前。

闫廷春回忆说，翻译官叫大家后退，独自上前侦察，发现那个东西是一只汽油桶，装满汽油。“参谋长把燃着的火柴扔进了汽油桶里，火苗迅速蹿起两三层楼那么高，随后就听见四周噼噼啪啪的枪声一下子响了起来。”事先埋伏在日军据点周围的战士们，开始向措手不及的敌人开火，据点里的日本兵全部被干掉。

战斗的血腥还未散去，天一亮，闫廷春和战友们继续前进。首战告捷的兴奋逐渐在闫廷春心中消退——在这个陌生的战场上，随时都面临死亡威胁。

“从哪儿走到哪儿我们都不知道，只是没日没夜地走。”闫廷春回忆说，后来到了一个寨子，“第五军失败就在这个地方”。他们看到很多第五军战友的坟堆，有些战友的遗体半边身子都露在外面，已经发臭，没有人再去掩埋。

闫廷春认为，第五军吃亏在很多缅甸人做了奸细。

第五军九十六师二八八团一营营长陈启銮曾在回忆录中提到，日军入侵缅甸之后，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利用缅甸人民的反英情绪，以帮助缅甸打倒英帝为幌子，进行欺骗宣传，笼络人心。缅甸人上当受骗，把中国远征军当做殖民主义的帮凶，抱有敌意。“我们却没有做什么宣传工作，没有去争取他们的谅解和帮助，这就不能不遇到很大困难，造成很多不应有的损失。”

在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以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经营多年，培养了一支由缅甸奸细组成的“第五纵队”，他们到处放火、投毒、挖铁轨、袭军车，用各种手段妨碍远征军行动，暗杀远征军官兵。不少中国军人死于缅奸之手。

中国远征军所到之处，除了华侨，大部分当地人望风而逃。

远征军在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气候不适、情报不灵的恶劣条件下作战。此时官兵们才强烈地感受到，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作为一支外籍军队，回家的路，那么遥远。

穆旦后来在《阻滞的路》一诗中写出了这种特殊的感受：

“我要回去，因为我还可以”

“孩子，在你们的脸上舐到甜蜜，”

“即使你们歧视我来自一个陌生的远方。”

1942年3月29日，同古保卫战进入第11天。日军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同古城进行狂轰滥炸，敌人施放的毒瓦斯随风飘散，但是同古防线仍然没有被突破，城内守军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第二零零师残存的官兵们已经记不清究竟打退了日军多少次进攻。

这一天，在震天动地的炮火声中，戴安澜向杜聿明发去了一封电报：“敌与我接触战自19日激战至28日，凡十余日矣。我已濒弹尽粮绝之境，官兵两日无以果腹，仍固守同古铁路以东阵地……自交战之初，敌势之猛，前所未有，尤以24日至今，敌机更不断轰炸，掩护其战车纵横，且炮兵使用大量毒气弹，昼夜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援兵不至，我虽欲与同古城共存亡，然难遏倭寇之凶焰……何益之有？”

据杨鸿恩回忆，此时，第二零零师损失惨重，有的连只剩下五六个人，实在难以再支撑下去。

杜聿明下令让第二零零师在29日晚上突围，但他的想法遭到仍坚持对敌发动攻击战的史迪威的坚决反对，两人在电话里激烈争吵。史迪威要求杜聿明服从命令。杜聿明直接与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联系。蒋介石权衡再三，最终同意让第二零零师撤离同古。杜聿明不顾史迪威的强烈反对，断然下达撤退命令。

经过一夜苦战，到30日拂晓，第二零零师官兵终于成功突围。戴安澜最后一个撤离。在他的周密部署下，全师在行动中连一个伤兵也没有丢失。

至此，历时12天的同古保卫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宣告结束。日本人占领了一座空城，中国军队则退守100英里外的彬文那。12天里，第二零零师9000余名官兵与20000日军血战同古，据台湾官方战史《抗日战史》记载，第二零零师伤亡共计约2500人，歼灭日军5000余人。

同古保卫战是缅甸防御战期间作战规模最大、坚守时间最长、歼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战役。

同古之役使得盟军乃至敌方对中国军人有了重新认识。

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在其记录中说：“当面的敌人是重庆军第二零零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掩护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军司令官饭田中将及其部下对其勇敢均表称赞。”（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缅甸作战》（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4页。）

《戴安澜列传》：“……敌酋东条英机在日本议会上承认，同古之役为旅顺攻城以来从未有过之苦仗。”

《印度快报》：“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元帅说：‘我原以为中国人不能做什么……现在看来他们确实能够做点什么。’”

史迪威：“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殆以戴安澜将军为第一人。”

同古一战之后，日本军队长驱直入，继续北进。他们这样描述：“在远征缅甸的途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印度人的手，英国人的屁股，中国人的尸首。”

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在回忆录中提到远征军损失惨重的原因：“友军从来没给我一个通报，上级从来没给我一个正式命令，纵有命令也是口传，只听说昨日第六军某地失陷，今日第五军某地失陷，或者是敌人进到某处，始终不晓得敌人是何番号。糊里糊涂地在缅甸参加了对日作战。以新成立的第六十六军参加远征军，是应付英美两国，实际上也就是把我们当做了牺牲品。”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最后一个胜仗是著名的仁安羌大捷：4月19日，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仅率一团，在仁安羌与数倍于己方的日军作战，歼灭日方一个精锐大队，解救出被围困多日、濒临绝境的英缅军第一师7000余人，以及传教士、记者约500人，轰动一时。

局部胜利难挽大局颓势。日军在东线取得突破之后，采取远途强袭的作战方式，于4月29日占领滇缅公路缅方起点腊戍，切断了缅甸与云南之间的重要交通线，然后立刻西进，从侧后方进攻曼德勒（曼德勒是缅甸第二大城市，位于缅甸中部偏北的内陆，是“上缅甸”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地理位置的重要，使得日军在进攻缅甸之初就把夺取曼德勒作为重要目标之一。）。5月1日，曼德勒陷落。

战略中枢腊戍、曼德勒相继落入敌手之后，远征军的补给线被截断，回国之路也被截断。怀着一腔报国热情、期待异国扬威的10万青年，他们的悲剧命运就此开始。

4月30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1896-1961）国民党陆军上将，1923年从保定军官学校八期炮科毕业。抗战期间参加上海、南京、武汉诸役，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1942年任远征军司令长官。1949年赴台湾。）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中国远征军各部陷入一片混乱。在闫廷春的印象里，最后的逃亡来得那么突然。“夜里，我们见到日本人在那儿，和日本人打了两三个小时。后来折回来找师部，师部已经撤了，找不到。营长就说，他来负责指挥（往回）打，弟兄们整理一下背包，留一套换洗衣服，多余的东西就扔掉。”

5月18日，此前孤军深入敌后、向北转移的第二零零师遭遇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阻击，混战之中，戴安澜中弹受伤。

戴安澜长子戴复东说起当时的情况：“我父亲腹部中弹，不能动了，没办法背，身边的人就砍了几截树枝，做成一个简易担架，把他搁在上头，抬着往前跑。当时没有急救包，干净棉花、盐水也都没有，哪怕有一小瓶酒也好啊……”

突出日军重围后，第二零零师不足3000人的残部抬着受伤的师长，在暮色中进入了缅北大山，向着祖国的方向走去。

为了不影响行军，戴安澜一直在担架上带伤指挥，行进途中屡次询问距离云南的远近。部下问他：“下一步往哪里走？”戴安澜让随从拿出地图，指了指云南瑞丽，示意部队从此路线回国。

多年后，很多远征军老兵跟戴澄东讲：“当时你父亲给我们指了一条回来的活路”。

也许是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戴安澜叫来第二零零师步兵指挥官兼五九八团团长郑庭笈，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李菁：《曼德勒的大溃败》，《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5月26日，距离云南仅100公里的缅甸北部芳邦村，戴安澜38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弥留之际，戴安澜叫随从替他整理了仪容，并扶他坐起，朝着北方，也就是祖国的方向，他最后看了一眼。

最后一眼，一眼深深。

戴安澜牺牲的消息传回国，蒋介石电令：务必将戴师长遗体抬回祖国。据郑庭笈回忆录记载：“5月29日，因为天气炎热，戴师长遗体流脓水发臭，不能再继续行走，又不能留在缅甸，乃决定火化。我们将戴师长的棺材遗体在原木上火化后，拣出遗骨，按部位用绸布包好，装在木箱里，跟五九八团团部行进。”

戴安澜遗骨随部队回到祖国。

国家英雄，魂兮归来。

第一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非常庞杂和混乱。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根据战后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资料以及老兵、缅甸老人的回忆，整理出5条主要撤退路线：

野人山路线——第五军军部和新编第二十二师残部

英帕尔（印度东北部城市，曼尼普尔邦首府，在英帕尔河谷平原中部。英帕尔为英军在阿萨姆地区的主要据点。）路线——英军、史迪威司令部和新编第三十八师

葡萄（野人山）—福贡路线——新编第九十六师残部

滇缅公路沿线——第五军军部部分、第二零零师和第六十六军的新编二十八师、二十九师残部

景栋路线——第六军第九十三师、暂编第五十五师和暂编第四十九师残部（戈叔亚：《兵败野人山——记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1942年5月8日，缅甸卡萨（缅北与缅中之间的交通枢纽，同曼德勒、米内瓦均有铁路、公路相通，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通往北面的公路上，撤退中的远征军车辆塞满道路。同两个多月前发生在滇缅公路上的那次拥堵不同，此时此刻，空气中弥漫的是混乱与惊慌。

杨鸿恩所在的第五军是机械化部队，上边为保存实力命令其连夜撤走。杨鸿恩记得，撤退途中，有些汽车开不动了，沿路停下，泼上点汽油烧毁了，不留给敌人。

这一天，与第六十六军大部队失去联系的闫廷春，正和战友们在缅北的丛林中挣扎前进。“我们从东边进入缅甸，又从西边出来，大家都说，我们要回国。就这样一直走，走了5天。大路上的车我们没有坐过，我们都是往大路背后走。”

这一天，杜聿明接到罗卓英来电，“令全部向英普哈尔（英帕尔）东150公里之温藻撤退”；而就在前一天，杜聿明接到蒋介石指令：“向密支那（密支那是克钦邦首府，缅甸北部边陲重镇，战略要地，公路南经八莫可达中国云南畹町，北经葡萄城可抵中国西藏，是纵贯南北的仰光—密支那铁路线终点。）、片马转进，勿再犹豫停顿。”

是继续听蒋介石之命回国，还是遵从罗卓英令撤到印度，杜聿明徘徊不定。后来他在回忆录中透露，当时，“我召集各部队长及参谋长商讨后，决心仍照蒋介石命令向国境撤退，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

5月9日，杜聿明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召集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新三十八师师长开会研究突围部署。杜聿明决心放弃从已被日军攻占的密支那正面突破，选择从孟拱（缅甸北部克钦邦城镇。位于密支那西南50公里，孟拱河（伊洛瓦底江支流）右岸，密支那—曼德勒铁路由此经过，还有公路西北通往印度。）以西以北进入国境。会议后，立即兵分四路，从不同方向撤退。

唯一没按杜聿明方案行动的是孙立人。眼看雨季就要来临，北撤回国路途遥远，他率新三十八师于6月8日撤到印度英帕尔。在中国远征军各部中，新三十八师是唯一保持完整建制撤退的一个师。

史迪威拒绝了用飞机送他去印度或者昆明的建议，率领中、美、英、缅、印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114人，于5月22日到达印度英帕尔，仅仅走了14天，是所有撤退盟军部队中耗时最少的，且无一人死亡。5月24日，史迪威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被赶出了缅甸，这是奇耻大辱！我们必须找到失败的原因收复缅甸！”（戈叔亚：《兵败野人山——记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5月中旬，近3万中国远征军官兵陆续抵达缅北山区，计划经胡康河谷退回中国。写诗的随军翻译穆旦也在其中。他听说，在当地人的传说里，这片延绵数百里的原始森林有一个可怕的名字——野人山。

在野人山撤退中幸存的穆旦，3年后写下一首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

“无始无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我不和谐的旅程把一切惊动。”

“森林：”

“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同年（1942年）4月5日蒋介石带罗卓英到腊戍，6日到梅苗亲自指挥部署，决定平满纳会战，增调第六十六军入缅，并召见同古突围的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与他同住一晚，予以慰勉。8日蒋约我和戴同他巡视曼德勒。蒋介石看到从梅苗到曼德勒间汤彭山脉一带山峦重叠，十分险要，对我说：“平满纳会战十分重要，必须鼓励将士一举击破日寇，进而收复仰光。万一日寇后续部队增加，我军也不要勉强决战，退一步准备曼德勒会战，或把住这个山口（指梅苗、曼德勒间）与敌作持久战。”我当时很同意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回梅苗后他又叮嘱我要服从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命令，我因同古战斗曾和史迪威争吵，满肚怨气，对蒋说：“如照史迪威的命令，二百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

蒋拦住我的话说：“我知道的，以后有罗长官在，他会了解的。”九日蒋介石回国，以后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即由史迪威、罗卓英完全负责。

1951年，缅甸同古的华侨杨光汉等人筹资，在当地建立了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曾经多年守护纪念碑的远征军老兵杨伯方（2009年1月2日于同古去世，终年89岁）写过一篇祭文：

人们在给凯旋者授予勋章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为今天的和平稳定作出牺牲的阵亡弟兄，要记住，在茫茫丛林里、在漫漫公路旁、在滚滚的江河沿岸、在高山上、在峡谷中，还躺着数以十万计的中国远征军官兵的遗骸……

深山处处埋忠骨！

战争是不可能没有遗憾的，即使是一场胜利的战争。当那场战争如火光雷电急促进行的时候，无论是挣扎在失败中，也无论是欢呼在胜利中，远征军的将领们从未忘记的就是，每打完一仗，都要吩咐把阵亡官兵的遗体仔细收拢，并精心选择一处干燥的地方安葬，而每一次安葬后，都要留下伤兵看守陵墓。战争在继续，战火在蔓延，这样的坟茔在战火中不断增加，增加……

……

那些无家可归的，没有着落的亡灵们依旧在幽暗潮湿、人迹罕至的丛林中到处漂泊游荡。

风声是他们的叹息！

雨电是他们的怒吼！

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家！（孙春龙：《异域1945》，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7～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