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锡纯——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少尉录事

闫廷春——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士兵

李万芳——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零零师士兵

邹德安——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部作战参谋

杨岑峰——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士兵

这是6集“滇缅系列”中，惟一没有讲述战斗故事的一集。战争在这一集中俨然成了配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永远也无法战胜的敌人——野人山。

严格意义上的野人山，其实仅限于缅北胡康河谷一带的原始森林，方圆近300公里。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1942年中国远征军缅北大溃退时，真正穿越野人山的部队，只有杜聿明亲自率领的远征军主力。其余很多部队如二零零师，实际上是通过另一条路线回国的。

开始制作这一集时，最大的难题，就是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野人山幸存者。战火与时间，带走了太多的亲历者。我甚至一度怀疑，从做片子的角度上讲，如此严格限定野人山的范围是否必要。但这一疑问，最终随着朱锡纯老人的出现而烟消云散。

第一次见到朱锡纯老人，是在一个雨后的中午。数小时的颠簸，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貌似世外桃源的小村庄。如我所料，老人见到我们后非常激动。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老人激动的原因，竟然是由于自己先前出版的自传，有着太多的印刷错误。在昏暗的农舍里，朱老先生照着自己的手稿，一个一个地为我指对印刷文本上的错误。虽然这些错误其实与我们无关，但我能理解老人面对这些错误时的心情——人生中最难以忘却的一段记忆，当然容不得半点误读。

关于朱锡纯老人在野人山中的经历，我不想再过多复述，因为任何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那段蛮荒之地的死亡之旅。通过老人的讲述，我第一次知道了在死尸脑袋上睡觉的感觉，第一次知道了蚂蟥是能钻进睾丸里的。

在动身前往朱锡纯住处之前，我特意看了一段老人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影像。画面中，老人提到了战友李国良。讲到动情处时，年近九旬的朱锡纯在摄像机前痛哭流涕，反复念叨着“不能怪我，不能怪我……”。对于一名编导而言，这样的素材无异是极其精彩的。但我一直觉得，让采访对象在大众面前一次次将伤口撕开，这样的行为实在太过残酷。至少，我无法做到。

采访临近结束时，老人终究还是提起了李国良。也许是由于我故作不经意的态度，这一次，朱老先生没有哭泣，只是平静讲述了那段让他内疚终身的往事。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

也许，在了解完所有的历史情节之后，只有沉默，才是对那段惨烈历史的最好祭奠——长眠野人山的4万名中国军人为证。

1942年5月初，缅甸北部胡康河谷以南一座村落里，撤退途中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少尉录事朱锡纯正和战友们做进山前的最后准备。

“炸光了，粮食啊，武器啊，什么都被炸光了，什么都没有。我那时候跟着师部走，后来到村庄上弄了一罐子盐，捡了一把刀，就把这当武器。”朱锡纯回忆起当时的狼狈处境。

朱锡纯是湖南平江人，1939年应征入伍。此时，他所在的部队，已经在日军追赶下连日奔波数百公里，虽还保持着建制上的完整，但士气低落，纪律松弛。他回忆说：“士兵当时还弄了不少粮食，所谓弄，就是抢。到寺庙里，二话不说，粮食、金菩萨，抢了就走，根本就没什么规矩。杀缅甸人的牛，拿根竹棍削尖当杀牛刀，往牛身上一捅，就那样杀。总而言之，打胜仗不乱来，打败仗就乱来。”

朱锡纯和战友们将要进入的胡康河谷，位于缅甸密支那以北，缅语意为“魔鬼之居”，因曾有野人出没，而又被当地人称为野人山。穿越这片原始森林前往中缅边境，直线距离为138公里。

据抗战史专家戈叔亚考证：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部、新编第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3万多人，在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率领下，途经野人山撤退（途中第九十六师改走其他路线，剩下1.5万人全程穿越野人山）。（戈叔亚：《兵败野人山——记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戈叔亚撰文说到部队进山前的情况：“5月中旬，部队到达曼德勒以北500多公里的小镇曼西一个叫做莫的的小村庄，就再也没有公路了。军长下令把大炮、汽车、装甲车等一切重型装备全部集中销毁，原来乘坐车辆的1500名重伤病员就地安置（最后这些伤病员全部死亡）。”（戈叔亚：《兵败野人山——记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据时任新编第二十二师卫生员的刘桂英回忆：“这个时候把伤兵集中起来，告诉他们，现在我们走到无路可走了，你们跟我们走也是死路一条，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自己想个法子处理吧。伤兵讲，你留一点汽油，你们走吧！他们把汽油点了火，自焚。一千多伤病员带不出来，我们都趴在地上哭。”

对于1500名伤病员集体自焚这令人震惊的故事，戈叔亚通过调查，发现仍存疑点，真相成谜。（戈叔亚：《1500名远征军伤病员死亡之谜》，《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尽管如此，这么多伤病员的死去，已预示出野人山撤退的空前凄惨。用戈叔亚的话来说，“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也是中国军事史上黑暗的一页”。

远征军官兵每人肩背轻装和5天的粮食走进原始森林。

“进山那一天大概是5月7号。一进山，路都没有，工兵营在前面开路，我们跟在后面走。那么高那么密的树挡着，根本就看不到阳光，白天就像夜晚。没有人戴手表，更没有人穿皮鞋，都穿草鞋，连师长也一样。”朱锡纯回忆说。

5月的野人山，闷热难熬。从未受过野外生存与丛林作战训练的远征军官兵，只能靠着几张并不准确的地图和少数指北针，摸索前进。

对于时年18岁的朱锡纯来说，这段行程的开始阶段，还是有些乐趣的。“大概是进山四五天的时候，还没有下雨，一个山窝子里有一块平地，一串猴子，大的拽小的，慢慢下来，距离我们不远。最小的猴子来摘我们的钢盔，然后抓了野果就朝我们打，打在钢盔上嘣嘣响。我那时候没有戴钢盔，野果就直接打在我头上，很疼。”

告别了调皮的猴群，一头大象突然出现在朱锡纯面前。“我们的部队里有大象，用来驮枪炮、粮食等辎重。大象力气大，什么东西都放它背上。当时我们中国人不知道饲养大象的方法，大象看到芭蕉想吃，它的鼻子像手一样去够芭蕉，够着够着把拴它的铁链子都挣脱了。”朱锡纯听说部队里有两头大象，“我只看见一头，他们讲摔死了一头，后来那一头也摔死了。不光是大象，电台也摔掉了。”

5月13日，就在杜聿明向担任断后任务的第九十六师发出“自行突围”的命令后不久，一直跟随他前进的军部发报员不慎坠崖身亡，唯一的电台损毁。进入野人山的远征军官兵，从此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

眼看进山时所带粮食越来越少，一股不安的情绪开始在官兵中蔓延。

这时，朱锡纯的战友李国良想到了一个鼓舞士气的方法。“李国良就跟我讲，我们今天晚上唱唱歌，打打气吧。我说，唱歌有什么用？李国良说，你不知道，唱一些抗战歌曲，比如《中国不会亡》等，可以提高大家的士气。”朱锡纯说，当天晚上，战友们唱起了歌，第一首歌是《游击队之歌》。

5月中旬，缅甸腊戍以西的丛林里，一队衣衫褴褛的中国士兵，沿着一条林间小道艰难前进。他们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已经半个多月了。由于通往缅北野人山的所有道路已被日军切断，大批掉队的远征军官兵只好化整为零，利用日军立足未稳的机会，向中缅边境东段国境线悄悄渗透，曾经手刃日军哨兵的第六十六军战士闫廷春也在其中。

“当时有很多散兵游勇跟着我们走，难民也跟着我们走。”闫廷春说，后来士兵们发现了一间当地人搭建的小木棚，这小木棚是专门用来放水，供行人饮用的。他喝了水，惬意地在木棚棚顶躺下休息。此时，一架日军飞机突然出现在上空，开始扫射。“我赶紧从棚顶往下跳，刚跳下来，棚顶就被打掉了。当时我就在心里叫我的妈，心想：‘我还能不能活着回去，回到我的妈身边呢？’”

敌机飞走后，士兵们继续前行，遇到一条小河。闫廷春回忆，河上搭着一座两丈长的木桥，“有一匹马眼看要过桥了，结果一个趔趄，掉到河里了。当时有四五个人拉着马的缰绳，有个人说，下去帮一把，结果他正要下去的时候，缰绳一断，他就被砸在那儿，砸死了。”

5月下旬，从腊戍方向突围的第二零零师剩余数千名官兵，正带着师长戴安澜的骨灰，与大批掉队的远征军残兵一起，向中缅边境行进。他们大多没有随身携带足够的粮食。时为第二零零师士兵的李万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太困难了，路上弄不到吃的，很饿。过一条河，有些人坐竹筏子，我是抱了一根大竹子浮在水上，他们把我拖过河。”

官兵们除了要忍受当地土著居民的敌视态度，还要面对一大麻烦——野人。李万芳说：“野人皮肤是红色的，要抢我们的枪。打了一天，把一个贵州战友的腿给打断了，我们也扔了手榴弹炸那些野人。一路上炸，炸死了不少。”

闫廷春和战友们也遇到了强盗。“营长传令：如果有强盗的话，就包围起来打。我们在一个寨子的山头和强盗打了一仗，时间不长，抓到了抢枪的。我们的人没有损失，估计他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营长说，我们打是要打，但是枪口要抬高一点，不要打死人。”闫廷春说。

终于临近边境，祖国就在眼前，闫廷春却病倒了。

“那天晚上我拉肚子，上吐下泻，还要挑罗锅。”闫廷春回忆道，一个伙夫在山脚处死了，罗锅总得有人挑，“黄排长对我说，走嘛，平时你走得很快，谁都走不过你，今天怎么走不动了？我说我拉肚子。他说，拉肚子，恐怕你是想死了。我就对他说，你给我一颗子弹就行了，我走不动了。”

排长的子弹，最终没有射向自己的战士。闫廷春留在当地一户农家养病，幸运地康复后归队。

6月17日，第二零零师残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在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的带领下，抵达中缅边境；6月25日，在云南保山与接应部队会合。这支出征时近万人的机械化王牌师，连同沿途收容的大批友邻部队散兵在内，回到国内的总共不到4000人。

此时此刻，缅甸已进入雨季，在野人山与外界失去联系的远征军部队，依旧杳无音讯。杜聿明和他率领的数万名将士，仿佛人间蒸发般，消逝在野人山重重的雨雾之中。

朱锡纯和战友们唱《游击队之歌》的第二天，雨季就来了。

“雨大到什么程度呢？最大的时候，雨点就像箭一样射到身上，穿着雨衣，里面的衣服也湿透。天上乌云一片，地上什么都看不见。”朱锡纯说，“雨一来，山洪就爆发了。本来四五十米宽的洼地，平时说过就过了，雨季一来就成了河。大家你抱着我，我牵着你，一块儿过，人多了以后浮力大。人人身上都湿透了，也没有时间烤火，就湿淋淋地赶路。”

缅甸的雨季从每年5月中旬开始，至10月结束，这期间，野人山终日笼罩在倾盆大雨之中。骇人的闪电在空中闪过，“魔鬼之居”的魔鬼开始苏醒。

据时任第五军政治部干事的李明华回忆：“人们整天全身浸泡在雨水里，人人饥饿疲惫不堪，连当天是几月几日都无力记忆。很多官兵因饥不择食，吃了有毒的野菜而丧生。”

朱锡纯记得，断粮大概在进山18天后，进山前抢的粮食都已吃完，没有一点吃的了。“就到处找野芭蕉吃。野芭蕉吃到肚子里咕噜咕噜的，拉也拉不出，吐也吐不出，有些人最后活活胀死。”

据朱锡纯回忆：随着粮食耗尽，部队的建制也逐渐瓦解。“一日无粮千兵散，就是这样的。都没有饭吃了，我还听谁指挥啊，谁还听你那一套？有些有病的走不动，慢慢地就被甩掉了，掉了队就完了。”

雨季中的野人山，给人一种末世感。据时任第五军第九十六师二八八团营长的陈启銮回忆：“我们深入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阴霾潮湿，一种腐烂的气息，使人感到恶心窒息。漫山遍野青皮猴的叫声，好像在为我们唱哀歌。”

沼泽是野人山的诸多危险之一。朱锡纯看到一个人想走近道，却不慎陷进沼泽地里。“他大喊‘弟兄们救命啊’，人已经陷下去了，有个人把枪伸出去给他，结果连自己也陷下去，也喊救命。后面的弟兄们就把绑腿搓成一根绳子扔过去，一拉，拉断了。最后有人砍了一根树藤，扔过去，上面七八个人拉，才把这两个人拉上来。”

要命的还有漫山遍野的毒虫。“蜈蚣、蚂蟥、蛇，还有好多叫不出名字的虫。蚂蟥是最厉害的，它叮人的时候人没有感觉，一旦钻进去就拔不出来。蚂蟥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人死了以后睾丸里都有小蚂蟥。我今年88岁了，身上有7个眼，有个眼是炮弹炸的，另外6个眼都是蚂蟥咬的，那个被炮弹炸的眼也被蚂蟥咬了，最后变得很大，现在还在，还是没有知觉。”朱锡纯说。

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人死了一下子就给吃得光光的，只剩下骷髅。”朱锡纯叹道。

暴雨、饥饿、沼泽、毒虫，深陷野人山的官兵们很快便失去了方向感，经常在同一个地点来回打转。野人山，成了永远也走不出去的恐怖迷宫。

杜聿明曾在回忆录《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写到野人山撤退：“……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著：《抗战十五年——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页。）

杜聿明在野人山差点病死。据时任第五军军部作战参谋的邹德安回忆：“为了抬着军长走，死的人不下20个，包括特务连常连长。”

丛林中无处不在的病菌，无情吞噬着远征军官兵的生命。

“痢疾、疟疾、回归热、霍乱等等。当地的生水根本就不能喝，喝了之后，脚就没有知觉了，越走越慢，最后就死了。”朱锡纯说，“很多人死后，牙龅在外面，眼睛鼓鼓的。天气热，尸体生了白蛆，白蛆后来变成苍蝇。那种苍蝇比我们平时见的大很多，肚子特别大，这里一团，那里一团。一路走过来，两边都是死尸，苍蝇把路都挡住了。”

曾经组织大家唱歌的李国良患了痢疾，在即将走出丛林的最后时刻，永远留在了野人山。

朱锡纯回忆说：

有一天我看到他，我让他把背包给我，说我帮他背，他就给我背了。白天他没有说话，动不动就说要拉肚子。我就一个人弄饭。到了晚上他跟我说：“我不行了。”他说：“我不是孬，今天拉肚子时我才知道，肠子都穿孔了。”

他写了个地址给我，是他的恋人，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他要我把他的工资，我们那时候叫薪饷，还有几个月的出国补贴寄给她。我就把地址往衣兜里一塞。结果（后来在印度）住院的时候，我的衣服都给烧光了。

现在提到这件事，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对不起他。我当时只要看一眼，我就记得地址了，但我看都没看，我就往衣兜里一塞，因为我还要急着照顾他。李国良是个很不错的人，对我特别好，没事儿的时候教我英文，教我数学，教我扑克，把我当小弟弟看待。最后他让我办的事儿我没有办到，现在一谈起他，我心里就很难过。

许多个李国良，最终成为路边的累累白骨。据时任第五军参谋长的罗又伦回忆：“在路的两边，有些士兵身上爬满了蚂蟥，数以万计地在那里啃食他们的尸体。其中有一个士兵的眼睛嘴巴还能动，他说，军长，参谋长，救救我吧。但我们也无计可施。”

人们说，“生”是一个伟大的过程，那么“死”同样是一个伟大的过程，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死亡”和“尸体”那都是具有极大神秘力量的有生命的东西。

到处都是尸体。有时半夜爬到路边窝棚睡觉，早上起来看到自己睡在整整齐齐一排一排的死人中间。

尸体发酵膨胀，军装撕开一个个大口子，在尸体上蠕动的蛆、苍蝇、蚂蚁不计其数，也大得出奇。在跨过一具具尸体时，看到是自己认识的人，有时也找一些树叶把他们的脸遮挡起来。我最好的朋友谢竹亭参谋就是这样，靠着大树就“睡”过去了。他的未婚妻是军政工队队员郭萍，长得别提有多漂亮了，大伙都羡慕他。还有军绘图员，名字记不清了，广西人，军校毕业。他家很有钱，从小穿的夹袄都是那种带暗花的黑缎子绸料。一路上，他把从小吃过的好东西一五一十讲了不知道多少遍。结果现在，他就躺在那里，手上抓着一把草，脚上的皮鞋也被人脱了。

再往后，队伍里就出现自杀的人，开始是把枪口放到下巴下面，用大脚趾头扣动步枪的扳机……这是部队崩溃的前兆。后来是上吊死的，因为枪都扔了。尸体挂在树上随风飘动，很可怕的。（戈叔亚：《兵败野人山——记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以上是邹德安对野人山的回忆。

在野人山，命如草芥，命亦高贵，正如邹德安所说，“死”同样是一个伟大的过程。

在连绵不绝的死亡中，女兵们的生命之灯，也枯竭了。

朱锡纯说，这些女兵都是野战医院的护士。“她们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死的时候非常惨。她们死了以后身上那个味道不是味，身上的皮肤都起了蓝颜色的点点，就好像没洗澡似的，衣服都稀烂稀烂的。”

一具倒在路边的女兵遗体引起了朱锡纯的注意：遗体前，一位面容憔悴的远征军战士长跪不起。

“那个女兵真不简单。作战的时候，这个战士左肩膀负了伤，当时伤兵多，绷带不够用，女兵没办法，就扯掉自己军服的袖子当绷带用，再不够，就把裤子撕掉一边。这个战士伤口被裹好后，又上了前线，女兵却牺牲了。她的额头被炮弹炸了一个印子，很好认，这个战士找到她，就用芭蕉叶把她的尸体盖好，单膝跪在旁边，说：‘小妹妹，我宁愿死，也不愿意让你受这样的折磨。’最后这个战士也病死了。”

一些人进山前从当地庙宇里抢来的金菩萨，却成了求生的累赘。朱锡纯记得，有些人死后，背包里面有布，有金菩萨。再没人在意它们了。

朱锡纯每天都睡蹲觉。“找一块石头，蹲着睡觉。没有石头怎么办呢？就坐在死人的脑袋上睡觉，不是一天两天，是将近两个月，就这么睡蹲觉。”

这个时候，活着，是对死亡最大的敬意。

6月底，缅北山区气候有所好转，被暴雨笼罩了将近两个月的野人山终于有了阳光。盟军侦察机开始在这一地区上空盘旋，寻找神秘消失的中国远征军。一天清晨，一架盟军侦察机在野人山北部山区，发现了森林中升起的一道烟柱。

据朱锡纯回忆，这烟柱源自战友们为了驱蚊生的火堆。发现目标的盟军飞机向困境中的中国官兵投下了大量食品。幽暗死寂的野人山，第一次响起了欢呼声。

“一连投两天，投的粮食很多，第一天是米，第二天是大饼、牛肉、罐头。有人去抢，空投的麻袋一落地，刚好砸在他身上，嘴巴流血，就死了。”朱锡纯感叹，“要不是飞机投粮，一个都走不出来。”

除了食物，盟军飞机还给与世隔绝多日的中国军人投下了电台。此时人们才发现，杜聿明和他的官兵们曾经至少两次走到野人山的边缘，却又都鬼使神差般转了回去。“之所以那么着急走，就是想摆脱困境，光凭着指北针走，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现在看起来其实很盲目。”朱锡纯扼腕叹息。

由于部队已极度疲劳，且编制解体，蒋介石放弃了让部队回国的计划，转而命令全军向印度雷多（雷多，英文名为Ledo，位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是印度往缅甸、东南亚及中国的必经之路。二战期间，由于雷多地处防卫日军入侵印度的战略要地、驼峰航线的起点之一和史迪威公路的起点，有大量盟军（包括中国驻印军、美军和英军）驻扎在此。）转移。靠着盟军飞机的连日空投，官兵们的食物供给终于有了保证。

8月初，最后一批野人山幸存者抵达印度英军防区。据戈叔亚考证：野人山撤退大致历时114天，1.5万人最后生存下来的仅剩下2000多人，死亡率高达86%。（戈叔亚：《兵败野人山——记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时任第五军军部翻译的诗人穆旦，幸运地走出野人山。他曾经断粮达8天之久，他的马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传令兵也死了。闯过鬼门关后，穆旦不愿再提起野人山，曾经激情的他变得沉默，甚至很少写诗，友人们只能通过他酒后的只言片语，来想象他当时的遭遇。

据穆旦的朋友、翻译家王佐良回忆：“那是1942年的滇缅撤退，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被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

三年之后，当整个中国终于可以从八年的阴郁中跳脱出来的时候，沉默已久的穆旦终于提笔写下一首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就在当年穆旦逃离白骨堆不久，1942年8月中旬，云南高黎贡山，远征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战士杨岑峰正和战友们顶着风跋涉在山谷中。“化整为零。师没办法，团也没办法，分开吧，不能大队行军呀，因为那是横断山脉。”杨岑峰回忆说。

高黎贡山位于云南西部怒江大峡谷，坐落于怒江西岸，是横断山脉中最西部的山脉，北连青藏高原，平均海拔3500米，是中缅边境上的一道天然屏障。

1942年5月18日，断后的第九十六师开始徒步进入胡康河谷。由于一直与后方保持着无线电联络，8月中旬，第九十六师官兵在盟军空投支援下，陆续抵达高黎贡山，成为唯一一支途经野人山回到国内的远征军部队。

杨岑峰说到撤退时官兵中普遍的恐惧心理：“怕自己死在异国他乡怎么办，恐惧。那时候感觉离公路好远啊，恨不得马上有天兵天将把我们接走。”

据戈叔亚考证：第九十六师入缅时9863人，伤亡4081人，失踪2182人，归国时3600人。“就那么回来了，回来了，我记得我们那个团五分之二的人没回来。”杨岑峰说。

1942年8月底，第九十六师最后一批残兵翻越高黎贡山，抵达云南剑川。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至此结束。“根据杜聿明将军的粗略计算，中国远征军10万人，生还者仅有4万，战斗牺牲有1万多人。也就是说，有4万多将士是在撤退途中非战斗牺牲的。”

高黎贡山，这座被誉为横断山脉明珠的山峰，从此成为中日两军对峙的界碑。

当时的一份美军战报说：“在怒江峡谷的西岸，是高昂着头的高黎贡山脉。这里的险峻是无法形容的，当顽强的日本人把守住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山口时，任何人想通过这座山，都非常值得怀疑。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办到……”

我要去看一看那一段路，那里有许多中国第二十二师的士兵阵亡……第二天一早，我们开始向MuBum山艰难地攀登。路况还是很好，逐渐上升。开始我们看到了不会超过50或者60具中国人的骨架，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每100码就有10-30具骨架堆积在一起。（1码=3英尺=0.9144米）

滴滴哚哚，滴滴哚哚……这是在缅甸撤退时，雨点打在芭蕉树叶上的声音，这个声音几十年来像耳鸣一样没完没了在我的脑海中，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半夜常常因为触摸到战友的尸体而惊叫起来，结果醒来看到的却是睡在旁边的老伴……

当他们长途跋涉去寻找自己的师部时，他们表现了中国军队最优良的品质，那就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正如先前他们表现了中国军人恶劣的品质（指抢劫老百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