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荣——时为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

卢庆贻——时为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

彭忠荣——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

彭忠志——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少尉参谋

伍志鸿——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师部少尉文书

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后，中国军队节节挫败，国内外舆论对此群加指责。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对来自英美盟国的讥评倍感压力。

1944年7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认为豫湘战事颇降低中国信誉，拟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作战。蒋介石对此深感耻辱和刺激，在整军会议上“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痛心疾首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班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做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他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58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317页。）

此时，日本政坛发生突变。由于日军在太平洋上、衡阳城下的失利，加剧了日本国内反对势力的倒阁风潮，失去天皇信任的首相东条英机（（1884-1948）曾为陆军大臣，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法西斯头目。1941年10月就任日本第40任首相，日本战败后开枪自杀未遂，1948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于7月18日递交辞呈，小矶国昭（（1880-1950）曾为陆军大将，因长得像老虎和长期在朝鲜任职，被称为“朝鲜之虎”。日本第41任首相，1945年4月下台，1948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0年病死于狱中。）新内阁上台。

日本人希望在衡阳城挽回颓势，蒋介石希望在衡阳城重振士气，这场血战，注定将更为惨烈。

7月20日，第28天。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卢庆贻的耳朵里，已经开始产生幻听。

卢庆贻说：“我现在耳朵不好，就是由于那个时候太用心听，那个声音只有蚊子声大。”

日军开始采用心理战术，用飞机向衡阳城内外撒“归来证”和劝降传单。传单上这么说：“能征善战的第十军诸将士，任务已经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绝不以敌对行为对待！”

第十军官兵把“归来证”和劝降传单都烧了，誓与衡阳共存亡。

“衡阳保卫战啊，第一点就是士气。”时为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调到衡阳支援的杨光荣说，“第二点，我在第十军里头，始终没气馁，我始终认为有希望解围，我们一定要坚守，等着周围兄弟部队来解围。那么多的部队呢，是吧？”

快一个月了，衡阳守军早就完成守城任务，援军还没有来。

衡阳城外围，枪声时隐时现，第十军辎重团二营营长陆敬业仔细辨听。

陆敬业之子陆启东说：“我父亲讲，敌人的枪声和援军的枪声很容易分辨，因为日本人用的是三八式步枪（于1905年（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定型生产，因此命名，为二战时日本步兵的制式步枪，在中国被称为“三八大盖”。三八式步枪结构简单，射击时后座力小、易于控制，具有高可靠性和高准确度。），他是一枪两响。中国军队用的是中正式步枪（为德国授权的24式毛瑟步枪的中国版，1935年开始生产，杀伤力大，弹道特性好。缺点是拉动枪机较费力，射击精度、射程都不如三八式步枪。），或者‘汉阳造’（即汉阳造88式步枪，原型为德国1888式委员会步枪，主要由汉阳兵工厂生产。从军阀混战时代，一直到抗战结束，它在中国一直是主力武器之一，虽然落后于中正式步枪和三八式步枪，但仍不失为结实可靠的步枪。），枪声从远而近的时候，听得出来。”

杨光荣回忆：“听着听着，机关枪响了，以为是友军来了，快解围了。”当时有人说，见到一连援军进城了，他们头戴钢盔，肩扛机枪，斗志旺盛。不过，大家没高兴多久，就听到了一个经查实的消息：是炮兵连没有炮弹了，补充进前线。大家顿时心凉了半截。军部有人随口唱起了京剧《杨家将》唱词：“不提那援军则还罢了，提起那援军令人失望。”

当然，也有好消息：此时，经过报纸宣传，第十军官兵已成为国人心中的英雄。

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之子方略说：“那个时候，我看到桂林的商店橱窗里面都放着我父亲的相片啊，大家都说方先觉是民族英雄。”

其时，少年方略很难理解，身为民族英雄的父亲，为什么没有人去救他。

其时，第十军伤亡已超过八成，弹药几乎耗尽，阵地后方池塘里的鱼虾和浮萍早已被饥饿的士兵们吃光了，有人冒死进入敌人射程内去摘南瓜，很快中弹。

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参谋的彭忠志回忆：“那时根本没法讲卫生，有什么吃什么，吃生的，没得办法，不知道怎么过，但精神上还坚持着，不想死，就是这个心理，好像第十军没打过败仗一样的，自己打赢了。”

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集中湘江以西部队向进攻衡阳的日军攻击，可惜被日军情报人员破译，日军作出相应部署。国军第六十二军一度突进至衡阳火车西站，但在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反击下，伤亡甚大，且弹药告罄，被迫撤退。第七十九军、第七十四军主力及第一零零军的第三一九师也被阻止于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堵截线之外。（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6～1347页。）

据《蒋介石的陪都岁月》一书记载，7月27日，蒋介石给方先觉写亲笔信：“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情形，余已深知，余对督促增援部队之急进，比弟在城中望援之心更为迫切。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与接济，勿念。”此信复制数百份用飞机在衡阳上空投下。城内守军的弹药、粮食和医药用品也都靠空投接济，即便在暴雨天，蒋介石也让空军派了飞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驾机冒险空投。

7月28日，早已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为第十军官兵祷告：“愿主赐我衡阳战事顺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7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衡阳保卫战已一月有余，第十军官兵死伤过十分之八，而衡阳城屹立不撼。此次衡阳之得失，其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

8月1日，方先觉致电蒋介石说，“一定死守”，“一死为国”。

8月2日，第41天。卢庆贻接到两封给军长方先觉的电报：一封是蒋介石发来的，上面说“援军不日可达城郊”；另一封来自方先觉的弟弟方先守，内容是“黄涛（（1900-1973）广东镇平人，陆军中将。1939年9月任第六十二军中将军长，1944年参加长衡会战、桂柳会战。1949年8月在香港起义。后任广东省政协常委。）、王甲本（（1901-1944）云南省富源县人，1941年任第七十九军中将军长，参加常德会战、鄂西会战，1944年9月7日和日军拼刺刀时牺牲，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上将。）两军（即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确已奉令解围衡阳，现在正破敌阻滞向衡阳靠近，兄可做好里应外合之准备”。

这天，空军飞机再次向衡阳守军空投蒋介石手令，告知“各路增援部队今晨已如期到达二塘、贾里坡、陆家岭、七里山预定之线，余必令空军掩护，严督猛进”。（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8页。）

第十军官兵望眼欲穿的援军终于来了。

陆启东说，第十军此时仅剩的一个整建制的营——特务营营长曹华亭，被紧急召进军部。“这是一员猛将，他奉命率领一支150人的突击队冲出城，到城外的五里亭，就是离城五里的地方接应援军。”

突击队杀出重围，到了五里亭，却没有等到援军。“援军第六十二军已经撤退了。”陆启东说。

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的彭忠荣回忆：“第六十二军不能反攻，自己撤了。”

据《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书记载：8月2日，第六十二军及第一零零军确已到达三塘、两母山地区，第七十四军到达佘田桥、新桥，第七十九军到达望城坳附近，与日军第四十师团激战。第六十二军在进攻二塘、两母山时与日军第二三四联队进行了白刃战，予该联队以歼灭性打击。“但由于第六十二军等在战斗中伤亡亦众，始终未能歼灭依托工事坚守阵地的日军残部，被阻于日军堵截线之外，未能与衡阳守军会合。在此期间的外围各兵团，除第二十四集团军遵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积极向湘江以西进攻衡阳的日军进攻外，湘江以东的第九战区各军没有进行积极有力的进攻。”（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8页。）

已突出重围的曹华亭本可以趁机离开危城衡阳，但他调转马头，率众人又杀了回去。

陆启东说：“他们冲回来，死伤惨重。既然这150人可以冲出城然后再回来，外边这么多友军冲不进来，是什么原因呢？”

突击队杀回城里已是三天之后，150人仅剩15个。第十军官兵心里都在犯嘀咕：150人尚且可以来回一趟，上万援军就是不能靠近？

杨光荣感叹：“外边解不了围，你在里边越打越少，死一个少一个，弹药都没有，你怎么能打赢啊？！”

悲观气氛开始蔓延。卢庆贻又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再守三日，援军即可进城。”方先觉看过电报，摆摆手，长叹。

8月3日，日军对衡阳城大肆轰炸。蒋介石下令：“着第六十二军不顾一切牺牲，再迅速奋勇前进，如达到衡阳解围，官升级，兵有赏。”

第六十二军官兵到底还是没拿到奖赏。

8月4日，第43天。日军发动第三次总攻。

《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记载：重炮五门，野山炮五十门，统计约五个师团之兵力，于八月一日，集结于衡阳外围，八月四日晨，在横山司令官之指挥下，开始了第三次总攻击，预期在一天之内，必下此城。但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十军之三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令人敬仰。我第一日之全力猛攻，竟又被迫无效而终。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之珍闻，如非敌人在长期抗战中已逐步将游杂部队整编为正规军，则必系我军之两次挫败，使敌军坚定了必胜的信心！（葛先才：《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近10万日军以飞机、大炮向中国守军的核心阵地和市区狂轰滥炸，从南北西三面猛攻，留守营部的杨光荣担心着前沿阵地上的弟兄们。

杨光荣回忆：“一个副排长，带着十几个伤兵，到后头了，碰见我。我一看，唉，这不是一连的人嘛，我在一连当过排长呢，那个副排长那时当班长，他叫杨赞。我说，杨赞，你怎么回来了？他说，连长，阵地失守了。第五军的规定，阵地失守者必杀啊。杀谁？杀连长。我问，你连长呢？他说，连长失踪了。我又问，副连长呢？他说，阵亡了。”

这个副排长镇守的是位置极为重要的西禅寺阵地。这个阵地一失守，城区也就洞开。杨光荣二话没说，跑去向营长请战。“我说，营长你别着急，我去。那时我年轻气傲，体格也好，认为别人不行，我还行呢，有点豪情壮志。他说，好，你去，把营部这些卫生兵、炊事兵、军械兵都带去，有十七八个吧，把一连撤回来的也带去。”

杨光荣把30多个弟兄分成了3组。天色已晚，月光下，他们悄悄地摸到了西禅寺外。

杨光荣回忆：“我带两个组在前，一个组作为预备队在后。我对大家说，帽子都翻过来，夜晚嘛，朦朦胧胧的，看不清。大家都把帽子翻过来戴着。”

因为刚占领阵地，日军正在修补工事，西禅寺外只有两人站岗。

“我派两个兵先把日本的哨兵干掉。两个兵爬墙进去，日本哨兵看到了，就是一枪，这一枪不要紧啊，四处的枪全响了。”杨光荣说，中国军队的突然反攻，杀得对方猝不及防，混战中，他一把抱住了日军的一个小队长。“双手死死抱着，如果让他腾出胳膊，你治不了他。”

正在搏斗中，杨光荣一扭头，看到一个日本兵端起枪向他刺来。“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营部的一个军械兵，把枪倒过来用枪托砸，他砸得太厉害了，把日本兵的枪砸坏了，我的枪也砸坏了。”

军械兵和日本兵展开肉搏。“日本兵上来一口就把这个军械兵的左胳膊咬住了，那个疼啊。军械兵把右手腾出来，掏出手榴弹，木头柄那种，举起来一砸，把日本兵脑袋砸开花了。日本兵脑袋被砸开花都不松口啊。砸死了日本兵，他过来帮助我，把小队长解决了。”杨光荣说。

拼得难解难分之际，杨光荣留在寺外的那一组人，也翻过墙杀了进来。

杨光荣说：“我让那个副排长带这个组，一听见枪响，都翻进墙里，大声喊‘杀’。夜晚正清静的时候，这‘杀’声瘆人啊！”

月光下，曾经香火兴旺的西禅寺，变成血腥杀戮的战场。

杨光荣回忆：“我们后面留着的那一个组翻进墙里，把日本人弄糊涂了：究竟来的中国军队有多少人啊，怎么一直上啊？他们的决心就动摇了。我们一看他们动摇，拼得更带劲了，有的牺牲了，有的用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了，有的跟日本人在墙角摔打。我先后跟两三个日本人抱在一起，到最后我们把日本人全解决了，我已经没力气了。这样子，把阵地又收复了。”

阵地收复了，精疲力竭的杨光荣独坐在西禅寺外的一棵大树下。此时，雾气渐渐散去，天上一轮皎洁的满月。杨光荣记得，这一天是农历六月十六。

“那时候月光比较明亮，我就想，哎呀，我都二十三四了，爹娘养我这么大，一分钱都没给寄，我就牺牲在这衡阳了，唉。”杨光荣叹道，“想起来也伤心，刚一出来，雄心壮志，青年为国，结果现在弄的，兵溃衡阳，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怎么能出去啊？没得盼望了，非死在衡阳不可，完了，完了。想着想着，自己就流泪了。”

一个多月前，杨光荣是作为援军来到衡阳的，可现在，却没有一支援军来救他们。两年前地狱般的缅北野人山，他忍受住了暴雨、饥饿、疟疾和大面积死亡，却无法忍受在晴朗的衡阳无止境的等待。

8月5日，第44天。

从长沙增援而来的日军第五十八师团由衡阳西北投入战斗，猛攻第一九零师阵地。

坐在电台前的卢庆贻已经有些麻木了，一天也没有一封电报。

卢庆贻对于援军迟迟不来有些想不通：“你七十四军在常德被日本人围了，我们第十军来救你，我们牺牲一个师长，帮你解围，现在我们在衡阳城里40多天了，你为什么打不进呢？”

衡阳已是一座愁城，攻城日军已达10万，城中守军能拿起枪的只剩1000多人。

第十军军部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在场者之一、时任第十军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的蔡汝霖在回忆录《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中记下了这样的片段：

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点召开了有四个师长、军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三师师长周庆祥（（1904-1948）山东夏津人。1940年7月任第十军第三师师长，参加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被俘后逃脱。1947年10月任整编第三十二师师长。1948年3月，在周村战役中与解放军作战，该师一触即溃。事后，周庆祥被蒋介石电召去南京，交军法处会审，以“贻误战机罪”被枪决。）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

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有人拿出一本《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将蒋介石训斥余程万“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的一段话念给方先觉听，方先觉听完这段话后对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伤兵怎么办？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的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经过一番议论后，参加会议的人都哭了起来，都感到死到临头了。

周庆祥之子周立起说：“常德会战时，大概还有将近300个官兵在那里，余程万就突围了。”

蔡汝霖写道：

方先觉说：“决不突围，一定死守，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4人，其余一概上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他最后威严地说：“要知道我自杀了，你们纵然逃脱，委座亦不能饶恕你们，你们自己也不能为人。”

8月6日夜，日军第五十八师团一部从城西北角突入城内。在日军眼中，对手第十军“毕竟是善战之师，并未如其他战区之守军‘一角之溃而全盘动摇’，且抗拒益形激烈”。（《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葛先才：《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8月7日，第46天。

清晨6时起，日军集中炮火对守军进行了约2小时的攻击后，发起冲锋。守军阵地大都被毁，伤亡惨重，但第三师及预备第十师的官兵仍顽强抵抗。

中午，报务员卢庆贻发出了方先觉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1933- 1945）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身边最重要的幕僚机构，其地位甚至可与清代的军机处相比。）的电报：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卢庆贻说：“这真是‘最后一电’，等我发了电报以后，就与外头没有联络了，友军电台的信号没有了，重庆台也没有信号了，第十军也没得什么电报发出了。”

很少有人知道，在援军不至、弹药耗尽、兵力枯竭之时，还有更可怕的危机潜伏在衡阳城内。

周立起说：“当时第十军内部有霍乱爆发，曾向蒋介石汇报。如果突围了，那么，第十军遗留下来的一些事务，日本人肯定是要抓周围的老百姓去处理，那么霍乱就一定会扩散。”

这天，一个上千人的中国伤兵营陷落。“伤兵营在衡阳城外一个教堂里，日本人来了以后，把这些伤兵全用机枪打死了。”卢庆贻说。

电台已经停止了工作，摘掉耳机的卢庆贻，耳中是一片杂乱的声音。一个军部的副官气色凝重地走来，告诉他，军长想要自杀。“这是随从副官，经常把一些情况告诉我们电台人员，他说方军长准备死。”

《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一书记载道：“8月7日，日军由演武坪向军部逼进时，预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曾京带了十几个人来抢救方先觉，想保方先觉突围。方说：‘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阵地，赶快回去。’入夜，方先觉对他的幕僚和卫兵说：‘你们已陪我尽到了最大责任，你们各自想办法寻生路去吧，我就死在这里。’说完要夺卫兵的枪自杀。以后方几次想自杀都被阻止了。”

据方先觉的副官王洪泽回忆，方先觉拔出手枪准备自杀的时候，他和一个叫李绶光的团长夺下了方先觉的手枪。在场的人都劝慰方先觉，要以全城的伤兵为重。

“后来我在家里亲耳听他讲过这件事。”方先觉之子方庆中说，“当时受伤的官兵有将近7000人。像这样子惨烈的打法，日本人的报复心理会很强烈。”

方先觉之子方略认为父亲很爱兵：“我们住在长沙的时候，父亲经过军营，有时候正好碰到士兵们蹲着、坐着吃饭。他们一看军长来了，赶紧把饭碗都放下，起立。后来我父亲对手下说，士兵吃饭的时候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吃。”

这天，中国空军飞机又投下通信袋，内有蒋介石手令：“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中正。”

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师部少尉文书的伍志鸿感叹：“当忠臣很难，武将当忠臣更难。”

薄暮时，日军炮兵观测所报告发现“白旗出现于敌阵地”，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报告：午后5时之后，“师团正面森林高地重庆军阵地白旗翻飞”。

当晚，方先觉派参谋长孙鸣玉（（1914-1967）山东即墨人，抗战期间先后任第十军第三师少将副师长、少将参谋长等职。1947年任新编第三十六师少将师长，1949年任第六兵团参谋长，后去台湾。）与日军联系停战事宜。据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1908-1979）四川资中人，1943年任暂编五十四师少将师长，参加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被俘后逃回重庆。1946年任整编第六十九师副师长，后被俘，在中共指派下从事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1951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回忆：“方指示孙鸣玉拟出七项投降条件，大意：

“（1）要求保留第十军建制；

“（2）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

“（3）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

“（4）要求日军立即停火；

“（5）要求日军派飞机送方先觉到南京见汪精卫。

“另两条饶已不能记忆。”（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卢庆贻不认为方先觉是投降：“这是协议停战，在部队没得联系、没得弹药、没得人员的情况下，不打了，但是我有条件，协议停战就是有条件的，你不能够伤害无辜——这些医务人员、伤兵。”

8月8日，第47天。

凌晨4点，睡下没多久的蒋介石默默起床，为衡阳守军祈祷。

凌晨，“方先觉率其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一九零师师长容有略（（1906-1982）广东香山（今珠海南屏）人，1942年任第十军参谋长，1944年任第十军第一九零师师长。1948年授陆军中将，1950年到台湾。）、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及副官处处长孙广宽在城南天主堂与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会见，正式缴械投降”。（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8页。）

伍志鸿也不认为方先觉是投降：“现在你就是杀死我，我也不承认方先觉投降了。”

时任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迫击炮连连长的白天霖在《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中记载：“方于被俘之后向日军提出三项要求：

“（1）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

“（2）收容伤患予以治疗，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

“（3）守城官兵绝不离开衡阳城。”（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卢庆贻被军部参谋叫出了中央银行。“我到中央银行的门口，就看见日本兵进城了，从城门进的城，举着太阳旗，耀武扬威。”卢庆贻否认挂白旗之说：“我们第十军剩下的部队，没有挂白旗的，没有这个事。”

卢庆贻回忆：“日本人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到教堂里面，门口有机枪守着。”

此时，城外几个阵地仍在战斗，城内巷战继续。一些官兵选择了突围，比如杨光荣，战至只剩4个兵后，他从湘江突围出城。一些伤兵自杀殉国。

《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中有如下段落：

衡阳陷落之日（8月8日），由于我官兵义愤填膺，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狙击敌人，以致引起敌军愤怒，肆意开屠杀。而手榴弹爆炸之声，此起彼落，遂成为我官兵集体殉国与敌偕亡之体炮矣！此时仍有7000余伤患员官兵，于颓壁中痛苦呻吟，或举枪自杀，或跳井投江，或悬梁而亡；重伤不能行动者，争求轻伤者或持械官兵补他一枪，以了残生，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

当时突围出来的伍志鸿说：“就是破釜沉舟，大家用生命救国，死之前都要杀死一个日本人才甘心。我为什么又活着出来了呢？因为日本人对中国人实在是害怕起来了。”

当天，由第四战区抽调来援的第四十六军等已进抵距衡阳8公里的二塘。日军第十一军参谋岛贯武治在日记中写道：“上午8时攻克衡阳，力攻40天……是一场竭尽了全力的战斗。只晚了一天，敌机械化兵团就出现了。我方部队面对前来解围的敌军，多少有些动摇。战争的胜负诚然在于最后5分钟。如固守衡阳之敌誓死决一死战，或将出现‘因帕尔的结局’。”（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0页。“因帕尔的结局”是指1944年夏，日军第十五军从缅甸进攻印度因帕尔，惨败而归，10万人仅剩下了3万人。）

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以衡阳会战守军苦斗至此历时四十七昼夜，故于凌晨四时即起默祷能转危为安。至五时犹得衡阳电讯，距十五分钟之后中断，自此即绝不复通矣！旋于十时许接获空军侦察报告：‘衡阳城内已不见人迹。’于是乃确知衡阳已陷矣。因自记所感曰：‘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也。’”

衡阳保卫战，中国军队伤亡17000余人，《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中声称，日军伤亡19380人，其中军官伤亡910人（军官战死390人）。（葛先才：《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不过，1945年8月，曾担任过第十军军长的李玉堂（（1899-1951）山东广饶人，黄埔军校一期生，陆军中将。抗战期间参与武汉、南昌、长沙、常德等战役，曾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将军在湖南接受日军投降时，曾询问日方将领，衡阳之战日军究竟伤亡多少，日军将领答道：“48000余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显示：“日军死伤超过70000人，其中48000人被击毙；中国伤亡15000人，其中7400人阵亡。”

衡阳保卫战是抗战期间作战时间最长、敌我伤亡官兵最多、空前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日本方面承认，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葛先才：《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日军战史称：方先觉为“骁勇善战之虎将”，第十军“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曾景忠：《方先觉与惨烈的衡阳保卫战》，《北京日报》2007年9月10日。）

重庆《大公报》社论说：“衡阳47天是索得敌军巨大的代价，衡阳47天是在明耻教战。”

当年8月中旬，被俘的彭忠荣和彭忠志兄弟，趁着日军看守不严，偷偷逃出了衡阳。

被俘的卢庆贻和战友被逼给日本人收谷子。一天，他跟20多个战友打死看管他们的日本人，也成功逃脱。

第十军大部分被俘官兵乘日军后勤补给紧张、关押松懈之机从俘虏营中脱逃，周庆祥、孙鸣玉、饶少伟等将领也在其中。

11月18日，在重庆方面的帮助下，被看管3月有余的方先觉也逃走了，并于12月11日回到重庆。

12月13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向方先觉军长欢呼》：“苦战衡阳四十七天的英雄方先觉军长回来了！……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向方军长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拿衡阳做榜样，每一个大城市都打四十七天，一个个地硬打，一处处地死拼，请问：日寇的命运还有几个四十七天？”（曾景忠：《方先觉与惨烈的衡阳保卫战》，《北京日报》2007年9月10日。）

1945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方先觉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2月，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奉命回到衡阳，与滞留的60多个前第十军官兵一起，历时4个多月，在原来的阵地上收集忠骸3000余具，并建烈士公墓于张家山之巅。

葛先才在回忆录中写道：

现在回想那一段搜寻忠骸的日子，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是一边流泪一边工作。这“古战场”并不“古”；不过一年半之前，这些“古人”都是生龙活虎般的战斗伙伴。如今嘛，这“古战场”已经荒草没头，锈损的枪支、弹壳、炮弹炸弹破片……遍地皆是；惨白色的骸骨东一堆西一堆，横七竖八，零乱的、随意的，似乎被人不屑一顾地弃置在那里；而草长得最高最茂盛的地方，也必是骸骨最多的地方！不过一年半之前，这些骸骨都还是国家的好男儿、父母的爱子、春闺的梦里人。敌人的枪弹、炮弹、炸弹没有“碰”上我们，否则，今天又不知道是谁来捡我们的骸骨了！

……

忠骸搜集完成之日，我们请了一位摄影师摄影存照。我面对这座高约丈余忠骸堆成的山丘，直觉其巍峨神圣，壮丽无比！我在心中默默祝祷：“弟兄们，安息吧！你们没有白死。日本已经投降，国家已经因你们之死而得救，你们是求仁得仁了。”然后我们把忠骸逐一移入墓穴安葬。不知怎的，我忽然鼻头一酸，禁不住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啊，弟兄们！弟兄们！我敬爱的弟兄们！若非我身历其境，又怎能体会到这“求仁得仁”的背后，竟隐藏了这么深重的悲怆！（葛先才：《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160页。）

《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发表邓野的文章《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其中说：“由方先觉所引起的历史争议并不在于其功过如何评价，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变节投敌。对此，台湾的相关著述基本否认，而大陆方面则相反，多予以肯定。就笔者所见，双方的基本论据大都是衡阳之役参加者后来的证词，由于大陆和台湾政治环境不同，证词自然也不同，所以形成各有其据、各持其论的状态。然而，因双方都没有提出原始证据，彼此的立论依据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邓野认为方先觉投敌是事实，“该案所以是非莫辨，很大程度上是由蒋介石当年的裁决所造成”。蒋“断然否决方之投敌”，是政治需要。“任何战役，愈是具有战略意义便愈是具有政治意义，其政治的牵扯面愈是广泛，衡阳战役正是如此。是役展开之后不久，不可避免地与一系列政治问题牵扯起来。”文章称，“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关于方先觉投敌问题的长篇专题报道，引证日军发表的方先觉多篇降敌谈话，将方投敌问题坐实之后，文章调转笔锋指出：‘此等叛国逆贼，居然在重庆大受欢迎，被誉为中国军人之模范，蒋介石对他们则慰勉有嘉。’”

丁民的文章《我们如何正确评价“抗日衡阳保卫战”》则认为，方先觉应该属于被俘，而非投降，他是为保住第十军的7000名伤员的性命，而主动放弃突围逃生的机会，选择了与大家同生死。

彭厚文的文章《人物追析：试析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说：“对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不能简单地扣之以‘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大帽子。而应该看到：在衡阳保卫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方先觉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衡阳保卫战能坚持47天之久，与身为守军主将的方先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的，这一战役失败的责任不能由他来承担；方先觉的投降，除了主观上的思想境界不高、意志不坚定等原因外，还有重要的客观原因，衡阳城外救援不力的国民党援军、最先主张投降的师长周庆祥等人，对他的投降应承担相当的责任。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方先觉的投降，还有在日军破城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保全残余官兵生命的考虑。从人道立场出发，这样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他投降日军后，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卖身投靠，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地逃回了重庆。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方先觉的投降，并不必然地与‘贪生怕死’、‘叛国投敌’联系在一起。当然，方先觉的投降日军，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不相容的，与抗日战争中举国倡导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也是不相容的。这使他的投降事件，成为一起连他自己也羞于承认的不光彩事件。他的投降事件的负面意义正在这里。”

谢儒弟的《蒋介石的陪都岁月》一书中记载：“难怪他（方先觉）后来会不无伤感地对人说起：‘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那次在举枪自决时没有把自己打死。’连蒋介石也为他的不幸感到委屈和遗憾，所以在某次国民参政会上，有参政员故意询问：‘在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算不算投降？’蒋介石闻言大怒，却又不愿对此作出任何解释。方先觉的悲剧不为国人所理解，倒是当年作为敌国的日本人民，竟在方去世后到他的墓地去敬献花圈，为的不是他‘投降’了日本，反倒是他敢以几千人的疲惫之师与20万围城日军拼死恶战到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