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焕——时为晋绥军第六十一军野战医院医务兵

王用中——时为中央军第十四军八十三师战地工作队队员

杨永松——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技术书记

我是山西人，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我生活的地方就在距离忻口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但是对于1937年的那次会战，我几乎从未听说过。

10万人战死，21天死战，还有在中国抗战史上阵亡的第一位中将军长。在接触到这个片子之前，我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

那是一场发生在抗战初期的大规模会战，在10万人战死后，幸存的人们又经历了8年的战火洗礼。8年之后，又是3年。然后，是几十年的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在我们终于想要追溯那段历史的时候，那些依然幸存的曾经经历过历史的人们，却有许多已无法开口，亦或是他们的记忆已经模糊。

我很幸运，找到了当年的战士们，而且他们思路清晰，说话流畅。虽然数量不多，虽然他们并不知道那场战役的全部细节，而且他们从来也不知道那场战役的意义和伟大，但我能看到他们记忆中的战火纷飞，能看到他们记忆中的精忠报国，能看到他们骨子里的那么一点点英雄气概，我觉得我很满足。

他们不是历史故事里流传下来的英雄，因为按照故事的标准，英雄们都是牺牲了的，并且在牺牲之前还要喊一两句口号。但他们是真实的英雄，因为他们并不畏惧死亡。在这些已经走过一辈子的老人的眼睛里，我依然能够看到他们年少时敏锐的目光，兴奋的眼神，和从年少时起就已经在他们眼中闪现的面对死亡时的那种淡然。

万幸，能够在这些老人的人生尽头，把他们的影子刻写在历史里，那些曾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人们，我们甚至无法看到他们的轮廓。

逝者已矣。

低头致敬。

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此时，在山西，太原的民众在欢送各地军队开赴抗日前线。队伍中有山西本地的晋绥军（晋绥军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率领的地方武装部队。晋是山西，绥是绥远，阎锡山控制这两个地方，所以称晋绥军。其干部多是山西人。），有装备整齐的中央军，有草鞋单衣的四川军，还有一支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队伍，由曾被国军“围剿”的红军改编而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率部东渡黄河，从陕北进入山西，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1883～1960）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定襄县河边镇）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曾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等职。一级上将。号称“山西王”。1949年去台湾。）共同防御前来进犯的日军。（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著：《抗战十五年——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1937年8月，已占领北平、天津的日军沿平汉路南下，企图控制华北，以进逼华中、长江。为了解除华北的侧背之忧，板垣征四郎（（1885--1948）日本陆军大将，甲级战犯之一。1931年与石原莞尔共同策划“九一八”事变。1938年任陆军大臣。1939年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1943年任最高军事参议官。1945年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作战。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率领的第五师团和东条英机指挥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沿着平绥铁路一路西进。阎锡山调集晋绥军主力迎敌。

据时为晋绥军第六十一军野战医院医务兵的张焕回忆：“我第一次参加战斗，开始是打得相当猛烈的。坚持了五六天，伤亡过重，因为我们的武器太落后了。晋绥军有一个自己的兵工厂，仿造日本10年前的武器。”

晋绥军在与日军激战几天之后，主动撤出战斗。山西危在旦夕。

1937年9月13日，大同失守，日寇分兵沿同蒲路南下直扑太原。

9月21日到29日，平型关战役展开。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成功。平型关大捷，是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首胜，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随后平型关中国守军后路被断，为免遭包围，中国军队放弃平型关。日军连续突破中国军队防线，直接威胁阎锡山的太原大本营。在太原以北，就只剩下了忻口这个最后的屏障。

10月2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仍盼策励各军，继续杀敌，以争最后胜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44页。）当天，卫立煌（（1897～1960）安徽合肥人，二级上将。1912年在安徽和县革命军当兵，1929年任国军第四十五师师长，1931年后任第十四军军长、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任第一战区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1943年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1948年任东北“剿总”总司令。1949年秘密去香港，后拒赴台湾。1955年3月回大陆，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第十四集团军奉命增援山西战场。卫立煌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指挥忻口会战。

张焕说：“抗战前，中央军到山西是不受欢迎的。阎锡山是土皇帝嘛，他就希望你中央军不要来。抗战开始后，他是牺牲了很多实力。八路军也好，中央军也好，都希望你多来一些。”

此时双方实力对比为：日军共7万余人，动用坦克150辆、大炮350门、飞机300架。中国参加会战的第二战区部队有第二、第六、第七、第十四、第十八（1937年9月11日，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改任总司令，但此后仍习惯称为八路军。）、第二十二等6个集团军，共31个师、13个旅，约20万余众，飞机30架。（李良志、王树荫、秦英君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七卷（1937-1938）《全民抗战 气壮山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页。）

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只在人数上有优势：中国正规陆军200万人，是日本当时陆军（17个师团，约25万人）的8倍。中国海军舰船吨位为6895吨，是日本海军（1153000吨）的6%；中国空军只有战机314架，（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而对手拥有2700架。中国军队装备陈旧，士兵素质普遍较低，缺乏有效训练，战斗力不强。学者王奇生说，“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刘凤翰：《战前的中国军事实力》；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2～63页。）

学者杨奎松提到，彭德怀曾在“百团大战”后总结双方军事对抗能力的巨大差距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当时亲自率领七倍于敌的兵力将一部日军围在一个村子里，整整打了一天，付出了相当的伤亡，竟无法拿下这一部日军。“原因之一，就是双方的火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页。）

王奇生认为，就官兵素质而言，国军远不如日军。蒋介石曾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国军士兵虽然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但因营养不良，体格严重恶化。由于缺乏药品，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兵役不良，是导致国军士兵素质低劣的一个重要因素，无科学常识的文盲较多。国军各部队后勤、补给工作不良，战斗技术教育也不足，士兵的射击等技能远不如日军，而且纪律废弛，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军弊端之要着。”（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331页。）

交战双方实力对比的残酷现实，让国人难以看好忻口会战的前景。

10月6日，晋绥军第六十一军作为预备部队进驻忻口以南的金山铺。张焕所在的部队刚刚进村，他便从老乡手里接过了一床干净的被褥。

张焕回忆：“那个时候，老百姓招待得相当好。我没带吃的，也没带铺盖，什么都没有，老百姓看见，就拿馒头这些吃的东西给我。老百姓对我们说，来来来，到家里来，他们有什么东西都给你吃。”

晋绥军第六十一军是一支狼狈的队伍。抗战一开始，张焕和战友们就一直在打仗，除了武器弹药和必需的药品，所有的行李辎重都被丢弃在行军的路上。

日军来势汹汹，有武器优势，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人数虽多，难保不会“三个和尚没水吃”，忻口守得住吗？张焕有隐隐的担心。

忻口位于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在这个峡谷川道中凸起一条不太高、南北长16公里、东西宽3公里的山岭。忻口镇紧邻在山岭北端右侧脚下。此岭使忻口地区的地势变得十分险要，形成易守难攻的关口。它是日军进入晋中的交通要道，也是中国军队阻击日军最理想的防御阵地。（李良志、王树荫、秦英君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七卷（1937-1938）《全民抗战 气壮山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1937年10月的一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部里的作战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组织会议的领导要求大家发言，参加会议的指战员们却都低头不语。在政治处技术书记杨永松的记忆里，上级安排的作战任务指战员们不愿执行，这是唯一的一次。

杨永松说：“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不放弃有利条件的运动战，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扩大我们自己的军队。可是现在呢，要我们上忻口去作战。在忻口的是十几二十万中央军，还有阎锡山的部队。要我们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很明显就有抵触情绪了。”

9月，进入山西战场的八路军已有3万人，在日军后方发动了大小十几次战斗，可部队的补给不到位，让杨永松不满。“路过太原的时候，一个人领到一颗手榴弹，其他什么东西都没补充，连子弹都没有给。就在那里，给我们一人发了10个大饼子。这大饼子，还合我们的口味，它有点甜，稍薄，很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得到补充，然后才能继续作战，不然这把老骨头都打光了，拿什么本钱去做生意？”

10月6日，毛泽东电令八路军将士配合山西正面战场。为了显示诚意，阎锡山也特地将晋绥军10个团的兵力，交由八路军统一指挥。杨永松所在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奉命从五台县豆村南下，支援忻口战场。

10月10日，中央军第十四军八十三师，奉命在忻口西北的大白水村驻防。走进村里，八十三师战地工作队队员王用中看到，民房外墙贴的标语上写着：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誓死不作亡国奴。

王用中敲开了标语不远处一户村民的家门。此时已是深夜，王用中的任务是动员附近村落的老乡，协助部队连夜修筑防御工事。

王用中回忆：“当时那个老乡非常踊跃，说：‘我们早就知道了。’我问：‘你是村长？’他说：‘不是村长我也负责任。’我说：‘你把你的人集合起来，愿意去的，给他们多说好话。’他答：‘不用说好话，都愿意去。’去了有100多人。”

拿着耕地用的锄头和铁锹，100多个老乡跟随王用中赶到村外的阵地。北方已经传来隆隆炮火声，阵地上干活的人们谁也不愿意多说一句。

王用中回忆：“干到快天明，基本上完成了。营长不用请就来了，他一看，做的掩体不行，要求赶快重做。连长、排长见了营长呀，就像耗子见了猫似的。营长训连长：‘你怎么搞的呢？’他指出设的机枪阵地、步兵坑怎么不对，说：‘快干，限10分钟给我干完。’”

王用中还是第一次看到营长发脾气。高度压力之下，谁也憋不住火。

10月10日，为配合板垣师团进攻太原，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在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线（正太线就是现在的石太线，从石家庄到太原，是山西省最早的一条铁路，原计划由河北省正定县的柳林堡修至太原，故名。）迅速向山西推进。为保卫太原，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奉命调集中国守军在娘子关（娘子关为长城著名关隘，位于太行山脉西侧河北省井陉县西口，山西省平定县东北的绵山山麓。娘子关原名苇泽关，因唐平阳公主曾率兵驻守于此，平阳公主的部队当时人称娘子军，故得名。）一线集结。与此同时，在板垣师团抵达忻口之前，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在忻口以北集结完毕，晋绥军主力也都按时抵达指定区域。20万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初次携手迎敌。在云中山和五台山之间的云中河河谷，中国军队组成了一条50里长的防线。大战一触即发。

10月13日拂晓，大白水村外的阵地上，战壕里的王用中端着枪，死死地盯着前方。10月8日、11日忻口以北的崞县、原平镇相继失陷后，忻口已完全处在日军直接攻击之下。

突然，北边天空中传来一阵飞机轰鸣声，划破黎明的寂静。

据王用中回忆：来的是9架日军飞机，3架成一列。“是侦察机。咱们这个阵地呀，鸦雀无声，放个屁也能听到，所以特别隐蔽。那些飞机盲目地投弹，咚咚咚投下几颗炸弹。咱们军队一点也没有抵抗，就当没看见一样。”

日军飞机没有发现目标，很快飞离战场。阵地上再次陷入一片死寂。

王用中说：“周营长笑着对我说，不要认为没事，事马上就来了。他要各连长准备战斗。飞机走了，坦克车呜呜呜地来了，坦克车后边跟的是鬼子，上着刺刀，哈着腰，也不开枪。坦克车上的机枪，啪啪啪扫射。”

在2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日军发起攻击。此时，王用中发现，十四军驻守的阵地上，却没什么动静。“呀，我说是咋回事？在战壕里边，我踮起脚看。我说，哎呀，坦克车这么多，一直射击，子弹嗖嗖飞，咱们的兵咋不敢动了？”

王用中回忆：“说话间，有9辆坦克车从我们有一丈多深的战车防御壕，啪的一声栽下去了。后面就是日本步兵，跟的不少呀。好啦，请挨枪子儿吧。我们的重机枪集中火力扫射，子弹密集得就像雨点一般，甚至比雨点的密度还大。阵地前一层黄地毯，那全是日本人的尸体。”

日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在阵地上留下几百具尸体。枪声刚刚停歇，附近村里的老乡们便冲到了战壕里，他们抬着担架，扛着弹药，还给战士们送来了刚刚做好的干粮。

“敌人停止攻击，我们也停止攻击。在那个战场上都是堵着一口气，活的死的一般大了，哪还顾得上吃饭呢？士兵们擦枪，整理弹药，清理伤兵，还没有准备好，敌人又来了。”王用中说。

究竟打退了日军多少次进攻，王用中已经记不得了。日军的进攻从早到晚，阵地上布满了弹坑。

当天，卫立煌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报告了日军损失：“本日敌人运回伤兵络绎不绝，计数千人。敌战车被我击毁二十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57页。）

营长放心不下王用中这个学生兵。“他问我：‘小王，你怕不怕？’我说：‘我怕什么！有日本人就没有咱们，有咱们就没有日本人。’营长说：‘小伙子行。你把你这个话和老乡们说一说。’”

忻口战役打响前，蒋介石向前线各部队下达了坚守令，要求各军长、师长必须上火线，违者军法治罪。“营长说，明天拂晓有一场最难的战斗，大家准备牺牲，连我营长也不能活着。他指定一个连长在他牺牲后当代营长，并要求各连长、排长、班长指定自己阵亡后的职务代理人，说是每一个人活着，就得在这个阵地上，死也死在这个阵地上。”王用中说。

一连三天，王用中和战友们坚守在阵地上。企图南下的日军始终无法前进一步。

忻口战线的后方，张焕所在的晋绥军第六十一军，一直在等待着增援忻口的命令。

而在另一片战场上，黄绍竑指挥的中国守军，已在娘子关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专门致电阎锡山，希望他密切关注娘子关一线。

10月15日晚，中央兵团总指挥、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决定调5个旅兵力，于16日凌晨2时向日军占领的忻口以北南怀化阵地发起反攻。

郝梦龄原率部驻扎贵阳，国难当头，请缨北上。此前他对妻子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与敌人拼。”当他率部途经武汉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更爱我们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行前，他给儿女们留下一封信：

“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教调，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

决战前夕，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人。少时投奔奉军魏益三部当兵，后入保定军官学校。从1921年起，郝梦龄在魏益三部任营长、团长。1926年随魏益三入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四军第二十六旅旅长。北伐战争中，他作战英勇，升任第四军第二师师长。打下郑州后部队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四师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兼任郑州警备司令。后升为第九军副军长、军长。1935年调贵阳负责修筑川黔、川滇公路。）给妻子写信说：

“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

“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在忻口阵地，郝梦龄对士兵们讲话：“先前我们一个团守这一阵地，现在我们剩下一百多人，编成一个连，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我出发前，已在家里写下遗嘱，不打败日寇决不生还。现在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大家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全体士兵齐声回答：“誓死坚守阵地！”他高兴地说：“好，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并挥笔疾书“站在哪里，死在哪里”八个字，晓谕全军将士。

反攻前，郝梦龄对军官作战前动员：“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国活我死。”

16日凌晨2时，反攻开始。在郝梦龄的指挥下，中国军队连克几个山头，到5时许，天色微明，郝梦龄急于赶到独立第五旅的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官兵们告诉他，前面有一段路被敌人火力封锁，十分危险，劝他写书面命令派人送去。郝梦龄说：“瓦罐不离井口碎，大将难免阵前亡。”说罢，便向前沿阵地奔去，在穿过离敌仅200米的阵地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9岁。同时牺牲的还有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祺。不久，独立第五旅旅长郑连珍也阵亡殉国。（吴晓哲等著：《气壮山河：抗击日寇的著名战役战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百度百科“郝梦龄”词条。）

卫立煌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称赞三位牺牲的将领“当弥留时，仍大呼所属杀敌而逝。似此忠勇，足式群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68页。）

张焕记得，郝梦龄牺牲后，有个战场追悼会。“前方能够抽下来的人员，大概就那么几百个人，在后方，也就离前线三四里，卫立煌主持开了一个追悼会，他讲了话。”

郝梦龄为抗战爆发后阵亡的第一位中央军军长。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追赠他为陆军上将，以示褒扬。毛泽东称赞郝梦龄等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郝梦龄将军等的热血是不会白流的，日本强盗之被赶出中国谁能说不是必然的？”（党德信、杨玉文主编：《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10月17日，蒋介石给卫立煌连发两道密电：“仍望抗战到底，以竟全功。”“忻口会战关系至大，望督励所部一鼓歼敌为盼。”（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62～563页。）

当天，蒋介石还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中国守军损失惨重。

张焕回忆：“日本人在大同附近的阳明堡搞了一个简易机场。飞机来时至少是3架，有的时候10架8架，它们高空俯冲下来以后，机关枪扫射，丢炸弹。飞机飞在空中本来是嗡嗡响，俯冲的时候，吱吱响，我们就晓得它们下来了，赶快趴到地下，站着就危险啦。”

王用中印象中，日军飞机一般是同时来9架，投弹，扫射。“咱们也有高射机枪，因为它飞得低，高射机枪瞄得准。咱们的步枪、轻机枪也能瞄准。敌人飞机尾巴后面冒烟，呜呜往下栽，那就是打中了。”

日军飞机的不断轰炸，让驻守阵地的中国守军怒火中烧，却又无可奈何。

10月20日早上，战斗又将打响，王用中和战友们已经准备承受日军的又一次空袭。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敌人飞机的轰鸣声却迟迟没有响起。王用中并不知道，就在头天晚上，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对日军在阳明堡建的机场发动了突袭，击毁飞机20余架，极大削弱了日军的空中支援力量。

后来，王用中才听说了八路军夜袭阳明堡的消息。“消息传来大快人心。哎呀，怪不得敌机来得少了，敌人在近处没飞机场了，即使有飞机，也是远处来的。”王用中说，“一连四五天都没有敌机的空袭，日军的坦克也没了踪影。”

新的困难接踵而至。

10月22日深夜，奉命增援的晋绥军第六十一军刚刚赶到南怀化，张焕便觉察到部队中不断蔓延的恐慌。有消息说，日军增援部队携带了大量毒气弹和燃烧弹。张焕所在的野战医院也接到了上级通知，准备接收受到毒气弹和燃烧弹攻击的伤员。

10月24日，增援忻口的日军刚刚抵达便投入了战斗。中国守军的阵地上，到处都是燃烧弹引发的熊熊大火。

张焕回忆：“部队从前线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问了，有没有毒气？他们说没有毒气，就是那个燃烧弹厉害，我们都没有准备。”

张焕提到燃烧弹的厉害：“把你整个人都要烧光，有的战友穿两套军衣，烧得一塌糊涂。那是山区，没有水，你要灭火就只能在地上打滚，火灭了，不过全身都是泡。”

张焕负责的病房里已经人满为患，每天都有许多伤员被送到野战医院，进行简单包扎后再送往后方。

每天，中国军队有近一个团的兵力被派往前线，有近千人伤亡。中国军人以惨重代价阻击着日军。

王用中说，当时八路军主力在忻口防御阵地外围，打的是运动战。

战局胶着。消耗之下，兵力不足的日军难以推进。

11月2日深夜，晋绥军第六十一军野战医院里，疲惫不堪的张焕刚刚在伤员的呻吟声中睡着，便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大约是11点，来一个紧急命令，撤退。打得那么好，为什么要撤退呢？因为娘子关失守。”

在忻口战场激战之时，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向娘子关中国守军发动猛烈攻势。10月26日，在敌人空军、炮兵、步兵的联合突击下，娘子关失守。

阎锡山于10月31日夜间决定：忻口地区的守军全线后撤。

11月1日，阎锡山致电卫立煌：“我晋东军因受优势之敌压迫，正逐次向太原以东地区转移中，除已令傅总司令在太原布置城防，以固我资源重地外，希贵部在菜水坞、青龙镇、天门关之线占领阵地，俟敌接近，一举而歼灭之，并协助固守太原之傅（作义）军依城野战，以保卫太原。”（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8页。）

11月2日，日军攻占寿阳。“寿阳离太原就不远了。娘子关的敌人进来，要把太原夺去。我们在忻口，那不是孤立受包围？没有办法，不退也得退。”王用中说。

此时，沿正太线西进的日军以极快的速度向太原推进，意图切断忻口一线中国守军的退路。

当天，卫立煌遵照阎锡山的电令，下达转进命令。忻口地区前线各兵团脱离阵地向后撤退。

“撤退讲得难听一点，好像逃命一样。”张焕说，“我现在回忆起来，令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当时的老百姓相当好，我们晚上走，白天休息，经过随便哪个村庄，在公路上，就有老百姓问我们：‘吃过饭了没有？’，让我们到家里去吃饭。”

在南撤的路上，张焕时常能够看见一支支衣着破旧的八路军部队向北方走去。“那些八路军士兵真可怜呀，30个人，大概只有十几个人有枪，其他人拿着红缨枪和大刀。这个零零碎碎的样子，怎么去打日本人呢？”

八路军官兵却很有信心。杨永松说：“由于国民党军纷纷南撤，因此我军就要单独坚持华北的抗战。那根本没有问题，大家特别高兴，因为国民党军走了以后，我们就便于发展了。”

1937年11月7日，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宣告成立。八路军开始转战在敌占区。张焕后来随晋绥军转战吕梁山区。晋绥军在晋西南建立起吕梁山根据地，学着八路军打起了游击战。在晋东南，王用中所在的第十四军也创建了中条山抗日根据地，不过王用中并没有留下来参加敌后抗日斗争，而是随部征战。

从1937年10月13日到11月2日，坚守忻口的中国守军歼灭日军2万余人，却付出了伤亡10万余人的代价。中国守军撤退之后，忻口日军从太原北方协同晋东进入太原附近的日军会攻太原。晋绥军将领傅作义率部组织城防保卫太原。11月9日，太原沦陷。

有人把忻口战役中国军队的表现称为“不败之败”。在日军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下，中国守军士气高昂，作战英勇，“基本上采用了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和做到了正规战与游击战的相互配合，坚守阵地，打击和消耗日军兵力”。（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2页。）

忻口战役打击了日军锐气，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王用中回忆起此战后的一件事：“十四军军长召集战地工作人员说：‘抗战不是一天的事，本军长不勉强，你们来去自便。你们愿不愿意继续抗战，就直说吧。’我们几个人一起举手，说：‘拥护军长抗战到底，我们愿意牺牲奋斗。’”

作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指挥了忻口战役，与担负后方袭扰任务的八路军紧密配合，打了一个可圈可点的大会战，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留下深刻印象。

战争期间，周恩来多次与其会面谈话，对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后来卫立煌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山西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与共产党团结抗战甚力。

1938年春，卫立煌还借到洛阳开会之际绕道访问了延安，受到高规格的隆重欢迎，毛泽东对其坚持抗战给予褒奖，朱德称其为“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

到西安后，卫立煌马上予以回报，让手下拨付八路军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牛肉罐头180箱。当时有人顾虑数目太大，不敢下发，卫立煌就亲自做工作，使这批物资迅速送到八路军办事处。

蒋介石得知后非常生气，后来通过军统特务掌握到一些卫立煌与八路军私下来往的证据后，撤了他当时担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的职务，让他在成都坐了两年冷板凳。一贯任人唯亲的蒋介石对卫立煌不亲近，但又离不了，因为国民党军中像他这样善于带兵打仗的高级将领实在太少了。

原平镇守军为姜玉贞第一九六旅。为使主力能完成在忻口的集结，第二战区司令部命令他“虽剩一兵一卒，也得在原平死守七天（从10月1日起）”。

在原平镇外，姜玉贞命令所部构筑工事，死守铁路和公路。日军凭借优势装备，在飞机、重炮、战车的配合下，向原平发起猛攻。

姜玉贞亲临指挥，敌人多次进攻被打退，姜旅伤亡日益惨重，阵地逐渐缩小，日军形成对原平的包围态势，最后，姜旅不得不退入城内。

到第7天，日军占领镇东半部，与姜旅隔街相抗。此时，姜玉贞又接到命令：再守3天。他表示：“誓死抗战，无令不离斯土。”

10月8日崞县失守后，大量日军围攻原平，镇西北部也被攻占。此时姜旅的5000人，只剩二三百人，官兵们在姜玉贞率领下与敌展开巷战，一直坚持到10月10日子夜，完成了守城任务。

之后，姜玉贞率余部突围时，在镇外被敌炮弹击中，以身殉国。

此次战斗，姜玉贞旅与敌血战10天，以劣势之军抗击强寇，几乎全部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