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制作《我的抗战》第二部中的一些题目，托朋友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帮忙收集资料。陆续收到的照片，总会有几张与主题不相干，朋友说是觉得好看，一并奉上的。很多无法归类的照片，却容易让人入神。

比如这张，1944年，云南驿机场，阳光很好，整装的士兵驻足等待，也许在黄昏时回家，左手的戒指表明，他也许有妻子，也许有孩子。云南的阳光总是那么好，照耀着那些战争下的平常日子。

还有这张拍摄于1945年5月的照片，两个看起来略感陌生的伙伴，坐在贵州独山的废墟，阳光明媚，前途茫然。拿行李的男孩，是要走，还是才归来？

从这些照片抽身出来，我会继续某个重要选题的挑选，或者某个悬疑诡异的人间命运的讲述，会去想越来越多的惊人标题，告诉你不可错过。

我们创作团队的人，年龄都不大，从制作《我的抗战》第一部开始，就常在一起感叹某些大战之惨烈，每人总能提供点闻所未闻的内幕。因为这段历史并不遥远，所以强烈的命运感，会触动内心那点艺术细胞。

比如1944年的衡阳之战，一万七千多人，抵抗五万多日军，守了47天，已是空前，最终援军不至而尴尬停战，很多人直说是投降了。军长方先觉因此受人诟病，最终郁郁寡欢，削发为僧，终逝于台湾。

“削发为僧”，这个宿命的说法，相当符合某种悲剧情结。在诸多资料上搜索，几乎都是这么说，透漏出命运的无奈。但当我们见到方先生的两个儿子时，他们都笑谈，父亲从未有这样的事情，至于说法何来，他们也不知道。但是，不管说法从哪里来，方先觉出家为僧，是所有编辑和作者们很喜欢的走向，也包括我们。

“创作者”总是希望捏合人物一生中最戏剧化的一面，甚至有时不惜越过某个隐秘的界限。正如本文，努力想说明些什么，也许仍会掉入文章的规则，而成为一个狡猾的历史。

日军说，方先觉很狡猾，他假装投降，实则为了逃走。内战交手，刘伯承说“方，此人，猛如虎、狡如兔，乃国军之悍将也！”最后，他又狡猾地被“削发为僧”。

于是，我们很容易对于方先觉在台湾几十年的平淡日子，没什么兴趣，正如对云南驿机场那位已婚军人的晚餐没有兴趣。

总有声音说，现在是和平年代，你们是幸福的一代。但在查看历史的同时，我感受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苦闷并不比过去少多少，我们也许拥有交通的自由，却依然会为拥堵和航班延误烦恼，我们虽然不必上战场，但我身边很多人的内心，比打会仗更混乱，我们看待对手，看待利益的方式，并没有多少进步。每当我们观察被访老人的喜怒哀乐，发现他们年华已逝，却仍用某种理想约束自己，我却仅仅想用其制作一集博得喝彩的节目。真是惭愧。

在很多方面，我们与过去相似，甚至丢失了珍宝，应该有更多人注意这一点。总是瞩目于某些重大事件，也许就像对感冒患者的观察仅限于鼻子或者嗓子。也许这就是口述历史的某种功能，它让全身每一个细胞讲话，用以重塑整体。

历史也挺狡猾，总是用很多个汹涌的波涛吸引我们的注意，用以隐蔽长流的溪水。那些溪水，才是历史的经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