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亲的墓位于东京的多磨墓地。但祖母的遗骨不在那块墓地底下。

父母是迁居东京之后才过世的，但祖母阿金早在昭和初年便因年迈体衰死于小仓。那是一个下大雪的日子，我只知道当时她已年过八十，但无法确定究竟是几岁，家里也没有她的牌位。

阿金死时，我父亲峰太郎正穷困，买不起墓地，只好将骨灰坛暂时寄放在附近的寺庙里，一放就放到了现在。

虽不知寺名，但知道就在我家附近，地点我也记得很清楚。当时主持葬礼的和尚曾在棺材前挥舞拂尘，所以一定是一座禅宗寺庙。在阴暗的家中，只有那把拂尘的白毛和袈裟的金边部分闪闪发亮。和尚念完经后，起身在棺材前大喝法偈的洪亮嗓音至今犹在耳边。那时我十八九岁。

小仓市原为旧日城堡外围的繁华市区，区内有许多禅宗曹洞派的寺庙。藩主纳骨的菩提寺如此，在鸥外的小说与日记中出现的安国寺亦如此。不过寄放祖母骨灰坛的禅宗寺没那么气派，只是一座阴森冷清的寺。该寺庙位于繁华大马路之外的内巷，有小门和矮墙。位于两条路交会处的角落，唯独庙前总是阴湿肮脏。正对面都是些酒类批发店和杂货店之类的商铺，所在的横巷叫鸟町，一排安静的店面悄然伫立。

小仓的主要干道自古以来就是鱼町，贯穿南北。走到鱼町的南边尽头，就连着旦过市场。沿路几乎都是卖鱼的，只听吆喝声此起彼落，一片喧闹。寺庙所在的路位于鱼町和旦过市场交会的东横巷，那里只有冷清的平民町，和东边的一条染坊町。西边末端直达旦过市场中央。小仓的街道纵横交错如棋盘。我父母就在染坊町的一条分支小巷里经营餐饮店，和寄放骨灰的寺庙只隔了一条马路。

我常经过那座庙。狭窄的庙门老旧破败，顶上堆着摇摇欲坠的烂瓦，还有那肮脏的土墙，墙下散落着行人丢弃的垃圾。夜里这里便成了便溺的最佳地点。庙四周一年到头都是湿漉漉的，主殿的四柱屋顶探出墙头，隐约可见门内种着的苏铁的绿叶。那扇门我一次也没进去过，只是每次经过时会想，啊，祖母的骨灰就放在这里啊。

本来跟庙方说好，只是在墓地盖好前暂时寄放，不过父亲当然无钱打造造价不菲的墓碑，因此就这么放着不管了。会把骨灰坛寄放在寺庙的，多半是穷人。

我家连个可供安放祖母阿金骨灰坛的佛坛都没有，骨灰坛就摆在壁橱角落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上了暗釉的陶器，用一根铁丝从盖子开始交叉捆绑，铁丝已稍微有些生锈。坛子也没装在木盒里，只用白布简单裹着。每次拉开壁橱的纸门都会映入眼帘。父亲起初还为此耿耿于怀，不过习惯了之后，那个骨灰坛看起来就跟其他破铜烂铁没什么两样了。

父亲从小被阿金夫妇收养，不过他并非因为没有血缘关系才草率处理祖母的骨灰坛。他是个天生的乐天派，无论处于何种困境，都从未消沉烦恼过。他一生赤贫如洗，贫穷却打造出他那种凡事放轻松的乐天性格。他就是这样的闲散人，对骨灰坛不上心也是其中一例。

我初懂人事时父亲的职业是黄包车夫，祖母则自制麻糬摆路边摊贩卖，母亲也在一旁帮忙。后来父亲接连做过炒白米期货、替人讨债、在和服店替人看鞋子的营生，还做过四处赶集的摊商；也在路边卖过麻糬，开过餐饮店，还批发过鱼货，却没有一次成功。但不管怎样，父亲依旧开朗地与人交谈。他自负是个高人一等、有学问的人，并自认为是谈判高手。他的知识都来自于仔细阅读报纸，还有就是年轻时在广岛师从过一位律师，当时硬记下来的法律知识为日后打下了基础。父亲生于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最拿手的是明治末年至大正一昭和初年的政坛话题。不过父亲说的多半是从报章杂志看来的知名政治家的逸闻趣事，这种话题的确会让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大表佩服。

碰到对方听得欲罢不能，他当然会继续说下去，但对方通常只是配合他随便附和几句。如果没有相应的基础知识，自然会很快失去兴趣。

你讲那些根本没营养——母亲总是这样指责一个人说得口沫横飞的父亲。在母亲看来，父亲不管逮到谁都要大发一通政治议论，对我们的贫困生活毫无助益。与其讲那种不实用的话，还不如动动脑筋设法多还一毛钱债务。在母亲看来，父亲很没用。

即便是我的记忆所及，父亲也总是受讨债者逼迫。主要是在经营餐饮店时欠下的买酒的货款，再有就是房租一直拖着没缴。后来酒商拒绝再让他赊账，他只好拿现金去买一升装的酒。酒钱虽能勉强应付，但房东催讨房租时却越来越凶，这一点不管搬到哪里都一样。一到冬天，便会不时看到父亲蹲在火盆前，愣愣地陷入沉思，也许是在烦恼明天该怎么办吧。他只有在人前才会变得饶舌，独处的时候那沉默的身影看起来分外悲凉，父亲低头用力握紧深插在灰烬中的铁筷，不知不觉已流下一道长而清澄的鼻水，垂到了炭灰上。

母亲和无论何时都无忧无虑的父亲不同，她事事操心，总是为了还很遥远的事情烦恼。我很少看到母亲开怀展颜的模样，父亲的那种脾气也令她自然养成了忧患意识。母亲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说每次和大姐讲话都在听她发牢骚，因此总是躲得远远的。这么说当然也是在从侧面谴责那个没出息的姐夫。

父亲生得壮硕，体重约七十公斤。如此一个庞然大物整天赋闲在家，看起来更像个大懒汉。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不爱劳作的人。

母亲阿谷生性勤快又好强。她本为广岛县丰田郡的农家女，据说是在广岛市当纺线女工时嫁给了来自岛取县日野郡的父亲。父亲峰太郎，不知是基于什么样的内情，被从坐拥山林的富裕家庭送去了米子市的松本家。父亲死后，我听那些了解内情的岛取县人说，起先父亲只是被送去寄养，但膝下无子的松本夫妻索性不让他回去了。抚养这个养子的人是松本金，也就是我的祖母。

峰太郎在米子养父母家待到十七八岁时离家出走了。他常聊起年轻时徒步翻越号称“四十弯”的伯耆（伯耆国，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属山阴道，又称伯州，大约为现在鸟取县的中部和西部。）与美作（美作国，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属山阳道，又称作州，大约为现在冈山县的东北部。）一带的山顶。那是来自于一别故乡便终生难返的乡愁，孩提时代看惯的风景令他永远怀念。

峰太郎在广岛市和阿谷结为夫妻之后生下几个孩子，但并未正式办理结婚登记。这究竟是出于他的懒散，还是无意与阿谷白头偕老，如今详情不明。阿谷目不识丁，峰太郎常说她是个没知识的女人，说不定是抱着迟早要分手的打算才没去办理登记的。早生的那几个孩子都夭折，在户籍上，我成了“庶子”。

峰太郎和阿谷常常吵架，而阿金总是悄如暗影地待在一旁。

根据我的推测——因为我没有向父母仔细问过那方面的事——峰太郎夫妻靠熟人帮忙从广岛迁居小仓以后，阿金和丈夫兼吉（也就是我的祖父）似乎就离开米子，定居下关的坛浦，在那里开了一间麻糬店。说是坛浦其实比较靠近旧坛浦，离那个因源平大战而闻名的御裳川很近。峰太郎与阿谷想必是从小仓去投靠坛浦的养父母吧。暌违十几年以后，峰太郎才带着老婆和孩子（也就是我）与养父母团圆。

旧坛浦位于下关和昔日曾是小小城下町的长府之间，对于徒步往返三里路的人们来说，正是最佳的歇脚处。紧挨着后方就是关门海峡最狭窄的水道早丙濑户，和对面门司那边的和布刈神社之间相隔着涡流滚滚的海水。由于那里视野良好，坐在门槛上喝茶吃麻糬的人也不少。

不过，单靠买麻糬这点连茶馆都算不上的小生意，自然不可能养活两对夫妻。于是峰太郎在同属贩夫走卒类的黄包车行当起了车夫，那时我大约六七岁，自我略懂人事以后，所知的父亲唯一干过的粗活就是这个。我出生那年，父亲三十六岁。

祖父兼吉很快就死了。在正下方就是早丙濑户的二楼房间里，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时两岁的我至今还隐约记得家里的骚动。

儿子儿媳就算吵架，阿金也从不主动介入。就算峰太郎殴打阿谷，阿谷披头散发地在榻榻米和泥土地板上满地打滚，她也从未试图出面打圆场。她只是端坐着扎起袖子，一边将搓圆的馅料包进麻糬皮里，一边别开脸，用伯耆腔喃喃说着：“阿峰和阿谷快点和好吧，夫妻俩成天吵架怎么能家和万事兴呢。”

就这样，阿金既不帮儿子说话也不替媳妇撑腰。也许是因为自觉受养子夫妇奉养，认定努力保持中立才是自己的生存之道。每天早上，她总是第一个去佛坛更换鲜花，那里放着她老伴的牌位。点蜡烛、燃线香、合掌膜拜，她忙得无暇放下袖子。虽说她天生勤快，但从未见她休息过一时半刻应是出于对媳妇的顾虑吧。她和峰太郎也难得说句话，就算说了也只会惹来对方的嗤笑。阿金的话题总是跟米子的回忆有关，但似乎总有些夸大其词，峰太郎笑的是这一点。

而我，从来没从祖母阿金口中听过她早年抚养父亲的经历，也没听父亲提过被养父母带大的情景。父亲儿时的回忆，总是与在故乡矢户的河里钓鱼和在古老神社里玩耍之类的有关，从没提过米子。矢户是他生父田中家的所在地，和米子相距将近十里。

就这一点来看，峰太郎虽被松本夫妇收养，似乎还是经常回老家矢户玩。可他不能回到田中家，因为养父母不让他回去，因此米子对峰太郎而言，显然非愉快之地。

阿金额头凸、眼睛小、颧骨高、鼻子大，还有两片特别宽的薄唇。她剃光了眉毛，因此光秃高耸的额头显得更加往外凸。我至今还能记得她的长相，是因为我曾坐在那个昏暗的房间里，缩在被窝旁，把她死时的相貌画在纸上（会做那种事，乃因数年前小穴隆一（小穴隆一（Koana Ryuichi，1894-1966），长野县出生的西洋派画家、随笔家、俳人。）曾将芥川龙之介自杀时的相貌画成速写，还刊登在杂志上。当时我嗜读芥川的作品，因此对他的死相深感好奇）。那张画有死亡肖像的红板放在佛坛上供了一阵子，不知何时不见了。纸板旁边应该还记着二月某日的死亡日期，但究竟是昭和哪一年、二月的哪一天？我无论怎么想就是想不起来。总之，那是一个下大雪的日子。

祖母在世时，我并不觉得跟她有多亲，可是祖母一死，我才明白自己最爱的是她。阮囊羞涩的父亲连祖母的葬礼也草草了事，要将遗骸送至火葬场时，还是从别处借来一辆推车把棺材放上，再盖上祖母一直用到临终的那条棉被，就这么自己拉去了火葬场。我还在车子后面帮忙推，沿路只有母亲的弟弟陪同，附近邻居无人来送葬。也许邻居觉得这葬礼实在太寒酸，基于同情才不忍露面，父亲想必也拒绝了别人的好意吧。母亲站在门口，一脸萧索地久久目送着，仿佛在说：“我跟祖母也认识不少年了呢。”

位于山脚的火葬场相距甚远，走上山路后积雪深及膝下，推车的车轮深陷雪中，推起来更加吃力。车子每次一摇晃，用绳子绑着的棺材也会跟着晃动。

火葬场的人把棺材推入炉灶中，四周塞满松叶，还交给我一根松枝叫我丢进去。这时我终于忍不住呜咽，放声大哭。

阿清（我的名字），我已经死了，我会在天上守住你的，祖母说。守住，就是守护的意思。

从小我没有受过任何人的特别宠爱，也没有人替我加油打气。相反，我总是被冷漠对待，在鄙弃的眼神中默默长大，这种处境至今似乎依然未变。而我之所以没有与社会严重脱节，有时候想想，好像真的是因为祖母在天上守住我。

这阵子我老是惦记父亲寄放在小仓寺庙内、无人闻问的祖母骨灰坛。说来奇妙，起因也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

小仓市东边有座形似蝙蝠展翼、高约六百米的足立山。南侧山脚地处偏僻，只有零星散布的几户农家。绕过山脚再往前走，就是面向足立山背面的一片更加荒凉的土地。我去那里的次数少之又少。

梦中，我正在那条路上走着。绕过山脚走了一会儿，就看到山林之间零星搭盖着五六栋小屋，都是小木屋。有对老夫妇正从其中一栋的窗口现身，看着我这边。哦，死掉的祖母就住在这种地方啊——我在梦中想。祖母身旁那个健壮的老人，长得跟遗照里我的祖父兼吉一样。“祖母，原来你在这种地方啊！”我出声招呼，但他们俩都不吭声。梦中没有鲜艳的色彩，一切都像梅雨季节的天空般阴沉。我打量着四周，暗忖原来死掉的人都居住在这种地方。祖母把手搁在窗边，像是要探出身子般定定地凝视着我这边——就是这样的梦。

不只是因为梦见死人村，我才开始起意把祖母的遗骨从小仓取回，和父母合葬在一起的。我不知道祖父的遗骨埋在哪里，我想，应该在他过世时所在的坛浦附近的某间庙里，但事到如今已无从追索。

寄放祖母骨灰坛的那间庙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想不起来。对于寺庙的外观倒是记忆犹新，甚至可以马上凭空画出精准的写生图。

现在的北九州市小仓区就是以前的小仓市，我买了该地的地图。棋盘式的街道依旧，只是新开出更宽敞的干线道路，将各处切割。市区中央有一条紫川，由南至北穿城而过，那条河上也新添了几座桥。以前，我住这里的时候，从北至南只有常盘桥、胜山桥、陆军桥、贵船桥这四座，现已增为七座。那条紫川的西边属于旧城址，原被第十二师团步兵第十四联队占用，现在成为市立公共设施和工厂用地。四座桥在旧藩时代连接了西侧的藩主城区和东侧的民居（也许当时的桥数更少），这片民居成为明治以后的士族区、寺区及商店街。只有领主城堡“小仓藩小笠原家，俸禄十五万石（一石为十斗米。）”外围遍布禅宗寺庙，一向宗（真宗派）的寺庙不多。

我试着在地图上寻找且过桥。从紫川引水的堀川在东南方弯入民居，被称为神岳川，这是外濠的遗迹，旦过桥就是架在那上面的短桥之一。昔日人们利用连接紫川的神岳川，划着小舟进入，在河边的市场卸下鱼货蔬菜。那个市场以旦过（旦过指夕来朝去，引申为禅宗行脚僧的投宿处。）为名，从且过市场笔直往北的干道就是鱼町。那座寺庙就在越过且过桥之后，穿过鱼町和旦过市场的北角上。那个街角是南北向的鸟町和东西向的平民町交叉的十字路口，棋盘也在这一带终结。

我抱着这样的地形记忆，寻找地图上旦过桥往东的第二个十字路口，察看附近一带。以前的平民町已全面拓宽，安上了“小文字街”这个新路名。地图上的那个街角既没有寺庙记号也没有标出寺名。

说不定相关单位在进行道路拓宽工程时把那座庙移到别处去了，暂时寄放在那座庙里的祖母的骨灰坛自然也跟着该庙一起迁移了。

说是暂时寄放，却早已过了数十年，暂时寄放成了永久寄存。那是一座小庙，难保骨灰坛如今是否仍保存在庙里。

地图上标示那附近有两座庙，分别是宝典寺和安全寺。单看寺名无从判断是否就是那座庙。

我吩咐去小仓办事的次子顺便替我查一下那座庙。次子对于骨灰坛的主人来说算是曾孙。根据他回来后的报告，宝典寺和安全寺的僧人对此皆无所悉。不过附近本来还有一座东仙寺，后来毁于火灾，据说现在已和八幡的桂昌院合并，旧八幡市位于小仓西邻。次子的调查到此为止，他对从未见过的曾祖母不太关心。

不过他至少问到了电话号码，于是我从东京打电话到桂昌院。住持接听后，说会帮我查一下信徒的生死簿，让我明天再来问。翌日我再打电话过去，他说记录簿上有很多姓松本的，可是没找到松本金。我把原来存放祖母骨灰的那座寺庙的地点告诉他，但桂昌院住持说，别说寺名了，就连有没有这座庙他都不能确定。

到此我已束手无策，但我灵机一动，决定查阅战前的小仓市地图。正好最近坊间出版了明治、大正、昭和年间的乡土相片集《小仓》（国书刊行会出版）。不过那上面附带的地图过于简略，连街区名称都未标出，我又拜托旧书店，可是对方说手边没有这种旧地图。

于是，我只好打电话到小仓的北九州市立中央图书馆。对方说这种东西应归特别资料室管理，又帮我把电话转过去。接电话的是个姓今村的人，也就是相片集《小仓》的编辑今村元市先生。今村先生当场替我查阅战前的小仓市地图，然后告诉我，我说的那座庙一定是大满寺。可大满寺这个名称我毫无印象。

我立刻打电话到大满寺，电话是住持接的。我一向他确认以前的地址，听起来年纪不小的住持便回答：“那就是本寺啊。”他说战后政府拓宽道路时把他们赶出原来的地方，现已迁到清水。接着又补充说明他是昭和九年（一九三四）继承住持之位。虽然殁年不详，但当时在那个阴暗的家中站于棺前挥动拂尘的，应该就是前任住持。

翌日，我再次打电话到大满寺，大满寺的住持说，昨天又翻过生死簿，的确有松本金女士的名字，殁于昭和六年（一九三一）二月八日，享年八十三岁，所以明年正好逝世满五十周年。对了，那天就是二月八日，我想起那张绘有死亡肖像的纸板边写的就是二月八日。终于找到了！正如我所预料的，祖母的骨灰坛早已被寺方处理掉了，现在和其他暂时寄存的遗骨一起埋在寺内的石塔下。

没有骨灰坛，至少要把祖母的牌位带回来，和父母一起合葬在多磨墓地。我说三四天之内会过去一趟，拜托大满寺住持先替我做个新牌位。再看看手边的地图，在清水的确有个大满寺。说到清水，我曾念过当地清水小学的前身——板柜普通小学，所以对我来说那也是个怀念的地名。

十二月四日早上八点，我独自从羽田搭机启程，十点后抵达板付机场。我想在祖母逝世五十周年前夕，到庙里把代替祖母骨灰坛的牌位请回来。此行多少令我感到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些年来，我一次也没认真兴起过这个念头。

从博多到小仓搭新干线仅需三十分钟。出租车司机说他知道大满寺在哪里。

车子沿着站前道路往南走，不一会儿上了大马路，右转后便笔直朝西走。途中不时出现依稀见过的旧式建筑与街角，但街上的模样已翻天覆地，我连现在走到哪儿了都不清楚。如果车子开慢一点或许可以渐渐想起，但我也急着赶路。年近五十的司机面向前方，主动问我是否初次来小仓，我说很久以前曾经来过，司机一听便说：“小仓的变化很大吧？我是十五年前搬来的，后来新道路一一开辟，高楼大厦也变多了。”我告诉他从庙里出来后，我还想去另外三四个地方转转，请他到时候等我十到十五分钟。我摊开从东京带来的市内地图，上面已用红色记号标明了目的地。

出租车来到清水后便从大马路左转进入狭小坡道，四周都是住宅，尽头则是山壁。我发现这座矮丘是观音山的余脉，有座清水观音堂建在山侧，离板柜小学很近，我当时放学以后经常去那里玩耍。大满寺的标志立于崖下，此时天空阴霾欲雨，但气温适宜。

我登上石阶，眼前是寺庙的后门。本来待在方丈室的住持夫妻一见有客人来访连忙出迎。

我被带往相连的主殿。之前在电话中我只提到我是松本金之孙，不过来到这儿光是这样说可交代不过去。

住持年近七十，弯腰驼背，他拿出刚做好的崭新牌位给我看。黑漆底上，金泥写成的文字熠熠生光。

真室智镜善女 俗名 松本金 逝于昭和六年二月八日 八十三岁

生死簿上的法名据说是前任住持取的。我仿佛又看到那个左右挥舞着白色拂尘，大喝法偈的僧人。

住持谈起当年配合道路拓宽，迁移此地后独自建造主殿的辛苦，但他自然不可能知道原住染坊町的我家，所以没提起那方面的事。祖母逝世七周年时，如果父亲找大满寺做法事，自昭和九年接任住持职位的这个和尚或许多少还会有点印象，但父亲连这点都没做到。祖母是在我们搬到中岛路之后去世的，不过父亲委托的似乎还是以前在染坊町认识的禅宗寺庙。

住持把牌位放在高高的佛坛上并开始诵经，右手敲着朱红木鱼，左手击磐。松本金的亲人只有我一个人，上香的也只有我。

之后我取回牌位，郑重地伸手接过。但“真室智镜善女”这行金泥文字，怎么也无法令我联想起祖母那凸额头、大鼻孔、阔嘴的脸孔，也想不起扎起袖子弯着腰，像只无头苍蝇般转来转去的身影。

住持的妻子替我把牌位包起来，可是手边的纸包不住整块牌位，底下还露出一截。但与其用华丽的纸张细心包裹，这种半调子风格似乎更符合祖母的一生。我这才对法号萌生了亲切感。

住持带我参观寺前的合葬塔，三十块古老墓石堆成四层，塔顶上立着一小座观音铜像，塔前洗手盆的石头上刻着“万人讲”的字样，花瓶里插着白色与黄色的雏菊，后方有棵残留少许叶片的柿树，光秃的枝头上乌云聚集。

堆成塔形的墓石上均雕有法号，但有些字迹已无法辨识。住持向我解释说，这些都是从原来的寺址搬过来的，从暂时寄存的骨灰坛里取出遗骨后，就一起埋在这座塔下。用铁丝交叉捆绑的鼠灰色陶罐在寺庙搬迁时遭到破坏，祖母的骨灰和别人的骨灰混在一起，埋在这座石塔底下。

我隐约还记得祖母骨头的形状。火葬场员工拉开焚化炉的铁制抽屉，用长筷从骨灰中替我们检选几片白骨。遗骨放在火葬场烧了一晚，隔天早上才去领时骨灰犹有余温。比起之前待在主殿佛坛前，现在在这露天的墓石塔下似乎更能捕捉到祖母的存在，更有真切的感受。仿佛祖母正用手抚着我说：“阿清，大老远跑来，九*九*藏*书*网辛苦你了。”又好似听见她正在抱怨“为什么不早点儿来接我呢”。自从祖母失明之后，就习惯用手抚摸我。

“明年就是五十周年忌日了。”住持再次强调。

“以前的寺庙里有几株苏铁吧？”

听我这么一问，住持指着方丈室前方说：“那些就是，我们移植过来了。”

那里有四株苏铁挤成一团，各自向上伸出翠绿的羽状叶片。唯有这低矮的苏铁，将有关那个街角的记忆化为现实。当时苏铁的扇形叶片就是从旧门与濒临瓦解的土墙上探出头来，我随之记起墙边那湿漉漉的地面。

火葬场就在后山上面，住持太太在一旁如此告诉我，并表示她母亲也是在那儿火化的。原来我记错了火葬场的地点，一直以为在足立山山脚，现在拿的地图上那里也标有火葬场的记号。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印象中拉棺材的推车在积雪的山路上走得很辛苦，可是住持太太说当时小仓市就只有这一处火葬场。

被她这么一说，彼时父亲拉车、我在后面推着走的路线逐渐清晰了起来。我们走在大雪漫天狂舞的河边，那是紫川的土堤；推车过了一座桥，是贵船桥，接着经过一片低矮屋顶连绵的街区，那是木町；偶尔经过一个平交道，是日丰线的铁道。我毕业的学校就在右首边，然后开始爬坡。原来就是这里啊。当时父亲和舅舅沿路只顾着拂去脸上的雪，始终默默无语，他们俩相处得并不好。

我拎着装牌位的包，再次坐上在底下等我的出租车。车子从那里开上通往火葬场的那条路，两侧山壁逼仄而来，出租车一转眼就跑上这条平坦的坡道。

我对坡道的倾斜度仍有记忆，就是这样的上坡，不过当时还是红土路，而且积雪深达二十厘米，车轮陷在雪地里动弹不得，舅舅和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推车。祖母阿金八十三岁过世时，我父亲时年五十有八。

火葬场还在原来的位置，我记得后方的山形。但那幢建筑物已改为白色石灰的现代化建筑，名称也变成了“清水斋场”。但在我脑海中浮现的却是阴郁的木造房屋、白色的水泥烟囱，还有红砖堆砌的模样。供家属等候的休息室也不是现在这种大楼，而是低矮的平房。冷冰冰的石灰地板上只放了长椅，就像乡下小车站的候车室那般。

父亲、舅舅和我总共去过那里两次。当天送去火化，以及翌日去捡骨。骨灰坛是在火葬场买的。

父亲和我轮流抱着那个骨灰坛走过漫长的雪路，一回到家，等候的母亲就伸手接了过来。

“可怜啊，祖母生前也吃了不少苦呢。”母亲说着频频抚摸骨灰坛。这年，母亲五十二岁。

我祖母从未像其他老太太那样，结伴去庙里进香或游山玩水，我也没见过祖母穿着正式和服外出。她没有朋友，身体还能动时总是猫着腰工作。她不识字。

我吩咐出租车司机去往地图上的下一个目的地。从原本名为陆军桥的紫川桥往东南方向的香春口，那条笔直延伸的马路叫做中岛路，想必称呼至今依然没变吧。靠近紫川桥的那条马路南边就是如今称为中岛一丁目的十一番地，南边的大片区域是十条造纸厂。我在地图上十一番地做的记号就是这家造纸厂。

以前我在这儿时，十条造纸叫做王子造纸。工厂把废水排进堀川，经过前面的住吉神社再注入紫川。再看地图，如今顺着昔日堀川的形状辟出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

我下了出租车，朝那端远眺。眼前浮现的是终日散发异味、泛着白浊泡沫的堀川。河边几乎没有称得上堤防的地方，通往纸厂的马路和河川平行，比其他地区矮了一截。低地里全是矮小房舍，靠后方的板壁小屋就是我家。

这栋小屋被房东隔成两半，分别租给两户人家，每户人家只有六叠大的和室与木板房间，一打开大门就是两户共用的茅厕。

我们搬到小仓来投靠母亲以前的朋友，那户人受雇于且过市场内的“龟井汤”这家公用澡堂。丈夫烧柴，妻子坐镇柜台。我们搬过来以后，父亲峰太郎一时找不到工作，遂在兵库屋这家以贩售和服为主的百货行做临时工，具体工作是年底旺季时替客人看管鞋子。

兵库屋也就是日后的小仓商工会议所，是一栋气势雄伟的五层西式红砖建筑。在一个岁暮寒冬，我偷偷跑去兵库屋，只见我父亲在入口的脱鞋处，穿着染有店名的深蓝色短褂和绑腿工作裤，正和其他同事一起工作。兵库屋的卖场铺着榻榻米，从脱鞋处到卖场一路只见小旗翻飞。

父亲一看到我就说：“你来啦，冷不冷？”无论身处在何种困境，他都不曾露出悲观的表情，开朗地高喊“您好，欢迎光临”迎接盛装华服的女客，辛苦地弯下肥胖的身躯把客人的鞋子用绳子串起；或在客人离去时接过号码牌，在客人面前把鞋子并排摆放好。不可思议的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我看来，父亲的这些举动一点也不显悲哀。那和他过去在下关时衣着光鲜亮丽、大摇大摆、昂首阔步的模样相差太大，反而显得新奇。

在兵库屋做过临时工后，峰太郎又去旦过市场的鱼摊批来盐渍鲑鱼与鳟鱼，再去旦过桥往南的天神桥上叫卖。神岳川的河道虽窄，但水面上吹来的河风冷冽，他总是频频用手背抹拭鼻水，像皮条客般眼珠子滴溜乱转，盯着桥上的来往行人。

当时我在附近的天神岛小学就读，放学回家一定会经过这座桥。当着结伴同行的朋友面，父亲衣衫褴褛的模样着实令我羞耻。当我正想悄然走过时，却被父亲叫住，还朝我嚷着：“小子，你现在才放学吗？好好用功！”那年父亲虚岁四十七，唯独体型依然健壮。他滴酒不沾，只爱甜食与香烟，就算手头再怎么拮据也没戒烟。这一点我母亲阿谷亦然，始终烟不离手，总是节省地把烟草粉的碎渣塞进烟管前端。

我努力追忆供造纸厂排放污水的那条堀川，印象中那条有点弯曲的马路应该就在这一带。当时废水的臭味弥漫方圆几米之外，当地人把废水称为“浮渣”，一旦习惯了浮渣的异味，也就不觉得难闻了。每当从外地回到这个弥漫异味的地方，反而还会安心地觉得“啊，我终于回来了”。事实上那股怪味还带点儿苦酸的甜味。

我让出租车等着，自行走进一条窄巷，那一带至今仍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小屋。一绕到窄巷后面，只见房屋后面板壁纷纷剥落，遮盖地面的缘廊木板也掉了，底下的脏东西赤裸裸的，一览无遗。窗户上七横八竖地钉着木片以取代玻璃，铺屋顶的木板也已碎裂，在屋檐上翘起。

这种模样依稀和我们以前住的房子有几分相似。这只是屋子背面，而我们那栋板壁小屋却是正面、背面一个德性。屋内只有一扇钉着木板的小窗，正门如果不敞着，家中就会一片昏暗。祖母就在那里面窸窸窣窣地干活儿。那年祖母阿金大约七十五岁。

父亲放弃在桥上叫卖盐渍鲑鱼之后，和母亲一起当起赶集的摊商。父亲负责把面糊倒进铜板模型，烤成红豆饼，还准备弹珠汽水（弹珠汽水，又称波子汽水，是在日本极受欢迎的碳酸清凉饮料，取名“弹珠汽水”是因为其特殊的包装，用一颗玻璃珠封口，瓶颈两侧凹进去，要喝时要将弹珠下压，使之掉落在瓶颈处即可饮用。）、橘子水等清凉饮料；母亲则把烤鱿鱼和水煮蛋等食物连同炭炉、木炭、空纸箱、旧报纸一起堆到台车上。每逢邻村有活动或庙会赶集，他们就出门做生意。如果地点远，就一大清早出门，天黑之后才回来。母亲绑着三角头巾、身穿围裙，趁我睡得迷迷糊糊之际凑近枕边，留下一句“你要乖乖和阿婆看家哦”就出门了。

小型庙会或地藏菩萨祭典活动上做不到什么生意。于是，峰太郎开始把目标扩展到高市的大型祭典。所谓的高市，是指杂耍戏曲之类的剧团表演，可以吸引大批人潮。可是这种集市不可能天天都有，而且必须远征外地。今井的祈园远在小仓十里之外的行桥地区，父亲却也拉着借来的两轮车，母亲则推着当作载货台的老旧手推车，照样赶去做生意。

即便跑到了那么远的地方，有时还是会受天气影响依旧做不成生意。生意好时，即使累了一天，回来时还是精神抖擞；生意不佳时，夫妻俩就精疲力竭地颓然而返，去的地方越远，自然也就回来得越晚。有时候他们深夜才回来，祖母和我都已睡了。不过他们从来不忘带礼物给我，那些礼物都是从高市的露天摊商买来的，有时候是附近糖果店买不到的稀罕货色，所以我总是满怀期待。

当时男孩子们正流行玩模型飞机，把细细的橡皮筋扭紧，缠在木制螺旋桨上，利用橡皮筋松开的弹力就可以让飞机起飞。玩具店里都有卖附上组装图的全套零件，附近小孩成天忙着玩模型飞机。虽然这种飞机玩具的构造极其简单，但价钱还是相当昂贵，我不敢奢望父母买给我，于是模仿组装图画出了自己发明的模型飞机设计图。我成绩单上的劳作（就是现在的美术手工课）分数向来都是乙等，手艺算笨拙，所以我当然知道自己做不出模型飞机，只能画画设计图聊以自娱，幻想那架模型飞机在堀川上空盘旋，像蝙蝠一样自在翱翔的情景。而事实上，每到傍晚，漂着浮渣的河面上的确有数量惊人的蝙蝠化为黑影飞来飞去。

父亲一直冷眼旁观着这样的我，有一天，他突然凑近我说：“给你买个模型飞机好吗？”我虽然点头嗯了一声，心里却不抱希望。而他也终究没有买给我。

隔成两半的小屋，隔壁住的是一对带着两名幼儿的夫妻。妻子患有肺病，长年卧床，丈夫似乎是打零工的，为了照顾病妻常常留在家里。而妻子为了让丈夫安心出门工作，总是勉强起床，并照顾两个孩子。妻子没躺在床上时，就会从那片隔开的薄木板彼端传来脚步声和东西碰撞声。如果丈夫没上工，除了这些声音之外，还会听见两个人低沉的交谈声。

母亲总是同情地说：“家里有个生病的太太和两个小孩，隔壁的松崎先生一定很焦心吧。”然后又看着祖母说，“幸好我们家有阿婆帮忙。”

“我这个包袱，多少还能帮上一点忙吧！”祖母一脸得意地说。

那段日子父亲一心认真工作，所以很少和母亲吵架，算是我家最平静的时候，暂时也听不到祖母喃喃叨念着“阿峰和阿谷快点和好吧，夫妻成天吵架怎么能家和万事兴呢”。

隔壁的丈夫背着憔悴的妻子走到我们家门口前面上公厕。妻子从丈夫背上低头看我，也许是想打个招呼吧，那张苍白的脸挤出一丝微笑。我看着她趴在丈夫背上的背影，只见她小巧浑圆的臀部被丈夫反手托起，雪白的裸足无力地从睡衣衣摆垂下，十三岁的我不禁有种奇妙的脸红心跳感。她在厕所里一咳血，丈夫就会急忙赶来清理，但马桶盖子上还是经常留有血迹。

隔壁常有医生到访，做丈夫的似乎十分相信这位专属医生，说他拍着胸脯保证妻子的病一定能治好。但最终他的妻子还是死了。隔壁一家让我觉得我家比上不足至少比下有余。

松崎先生一搬走，房东紧接着搬了进来。房东是个刚满六十岁的寡妇，有个小学三年级的孙女，祖孙俩相依为命。房东阿婆虽说她儿子去外地打工挣钱了，但从不肯清楚说明地点。父亲猜说没准在坐牢。而且那个孙女好像也是领养的，每天那个孩子一放学，阿婆就迫不及待地差遣她做事。孙女也很懂得阿婆的心理，大约每隔三天就会主动表示：“奶奶，我明天上学不用带便当。”阿婆一听就会连声说着“是吗、是吗”，很高兴能省下一个便当。可是，不时还是会听到她虐待孙女的声音，以及孙女嚷着“奶奶，对不起，对不起”的哭叫声。

一到冬天，冷风就从木板墙的缝隙灌入，粉雪冉冉飘在蒙住脑袋的棉被上。梅雨时节则有数量惊人的蛞蝓从潮湿的土中爬出来，在磨破的榻榻米上纵横交错地留下云母般的光亮痕迹。

我搭上等候的出租车，前往原来的联队旧址。

这次也是根据地图上道路的弯曲度来判断大致方位的，不过到现场一看，附近全是工厂，我什么都认不出来。原来的陆军兵工厂在地图上已经变成营养午餐中心，联队旧址则成为北九州国道工程事务所，练兵场成了建设厅营缮工程事务所，附近还有丸红油谷重工、安川电机制作所、上村纸业、卡车中心、北九州粮食中心、川岸工业、日通公司，等等。

这一带应该还有旧城留下的石墙，司机听我这么一说，便回答后面还有一些遗迹，然后开着车子绕过去。顿时，熟悉的石墙出现在我面前，原本很长的石墙已被削得只剩短短一截，但的确是我在清水的板柜普通小学念书时每天看到的石墙。从中岛往北过了陆军桥，左侧是兵工厂，右边是前往陆军偕行社的路，前方尽头就是这道石墙。如果在那座兵工厂所处的墙角左转，一直沿婉蜒的石墙前行，道路会逐渐变成平缓的上坡，通往广阔的练兵场。我和同班同学总是横越练兵场草坪间的红土小路，再走下坡度平缓的漫长坡道，就来到了原町。然后走过细长的街道，再穿越日丰线的无人平交道，即可抵达学校。距离中岛约一里半（此处的“里”为日本长度单位，一里约为三千九百二十七点二米。）。

十四联队的正门就在石墙尽头再往前一点。通往练兵场的那条上坡路右边是旧城石墙，门前有一棵高耸的松树，枝繁叶茂、亭亭如伞。父亲就在这棵树下搭起小小的遮阳棚摆路边摊，遮阳棚是用几个面粉袋拆开缝合而成的，上面还印着商标图案和英文字。

他卖的商品包括红豆饼、麻糬、弹珠汽水、水煮蛋、豆皮寿司等，平常就卖给路人，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则卖给来联队会客的人。红豆饼是他笨手笨脚亲手烤的，但麻糬来自陆军桥旁的原田麻糬店，豆皮寿司也是从餐饮店批来的，其实利润很微薄。红豆饼还总是剩下一大堆卖不出去，豆沙馅虽然是母亲做的，不过红豆和砂糖等材料是父亲买来的。

最近出版的那本《小仓》里面，有一张题字为“十四联队下”的旧照片，背景是从陆军桥走过来、绕过兵工厂角落的那个方形练兵场，还清楚地拍到了那棵枝叶参天的松树。略微弯曲的树干，以及伸向道路的枝叶都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从身穿白色西服、头戴硬草帽的行人，到在强烈阳光照射下形成的松树黑影，以及横穿马路或爬上石墙的暗影，都可以看出拍摄时间是盛夏时节。我想应该是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左右拍的。

松树前面是平缓的上坡，前方可以看到练兵厂入口成排的法国梧桐，这也是我上下学途中必见的光景。士兵经常在法国梧桐下稍做休息。只可惜没看到松树下有面粉袋做的遮阳棚。不过单单望着这张照片，就仿佛又能看到遮阳棚下的路边摊，以及父亲的身影。

我现在站的地方和拍摄照片时的地点角度相同。当然，松树和法国梧桐早已不见了，通往练兵场的上坡路也变成平坦的柏油路，头顶上还架着高速公路陆桥。取代法国梧桐的是一整片连绵起伏的工厂，不过还是可以证明这里和照片所拍的是同一个地点，因为右侧的旧城墙仍留有排水用的旧土管。照片上也有，从石墙内的兵舍后方伸出两根排水管，装设在石墙上方。单凭这个也可以推测出松树原先就在那一带。

遮阳棚的一端绑在松树干上，父亲正站在手推车搭成的路边摊边，东张西望地仔细打量着过往的行人。红豆饼已经冷掉了，麻糬和豆皮寿司也剩下一大堆。父亲在夏天只穿着一件汗衫，冬天则穿着铺锦的素面筒袖和服。父亲的衣服大多是母亲从旧衣修改成的，像开襟短褂一样短，挺出的大肚子下头绑着腰带，下身是从旧衣店里买来的黑长裤。这副打扮三年不变。

“阿峰也变勤快了呢，阿谷。”祖母再三对母亲这么说。

母亲也开心地回说：“他洗心革面后简直判若两人呢。”

之前，父亲在下关冶游（原意为男女外出游乐，后引申为嫖妓。）令她伤透了心。来到小仓后，父亲在和服店替客人看管鞋子，在桥上叫卖盐渍鲑鱼，一边趁节假日赶集做生意，一边还在联队门前摆路边摊。对母亲来说，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祖母也不再嘀咕什么家不和怎能万事兴，阿峰阿谷你们别吵了云云。

我拎着的袋子里放着从大满寺请回来的、以短了一截的纸张包裹的“真室友智镜善女”牌位。稍微一动，袋子里就会发出窸窣的声响。我已将这牌位当作沉重的骨灰坛——那个鼠灰色的素烧陶壶，盖子和壶身用铁丝交叉捆着，塞在壁橱里无人闻问的骨灰坛。“阿婆，你看，阿爸就是在那边的松树底下摆摊子呢。”

每当在上学的路上当着朋友面经过父亲的摊子，都令我感到十分痛苦。父亲总会招呼他的独子说：“啊，你去上学啦，休息一下再走吧，要不要喝瓶弹珠汽水？”因此我总是尽量走马路的另一边，并刻意躲在朋友身后。

爱说话的峄太郎一逮到听众就不肯放手，他谈的都是政治话题，而且是明治、大正时期著名政治家的逸闻，都是他以前从杂志上得来的知识。他会谈得口沫横飞，听的人还年轻，什么都不懂，所以自然很佩服他，这令他大为得意，陶醉在自己的演说中。他也爱看书，就算再怎么穷也一定会订报。

峰太郎仗着年轻时在广岛当过律师的学徒，便经常使用法律用语。他认为那样做对方会把他当成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因此很得意。

“姐夫就是人太好了，空有满腹知识却做什么都不成功，都是因为他做人太好了。他说的那些没有一桩能派上用场，只是个滥好人。”阿谷的弟弟曾背着峰太郎如此对姐姐说。

“就是啊，真是没出息。”阿谷也一边拿起短短的烟管往空罐边上敲，一边苦笑着赞同弟弟的说法。

有一次，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父亲去批发店用现金买做豆沙馅用的砂糖，回来后母亲一秤，发现分量不够。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气呼呼地跑去找批发店理论，当时念小学四年级的我也跟去了。似乎正在吃晚餐的批发店老板从里面走出来，一听到父亲站在门口激烈抗议，遂拉下脸来毫不客气地反击。

“既然斤两不足，你买的时候为什么不当场说，东西都拿回去了才来找我抱怨那怎么行！”老板如此驳斥。

父亲也顶回去说：“我是信任你们，连秤也没检查就付了钱拿回去。”

不是我要唱反调，但虽说分量不够，其实也差不了多少。而且父亲又是经常光顾的熟客，如果他肯好好讲话，老板说不定早就乖乖补上不足的分量了。可父亲打从一进门就摆出抗议的口吻，而且还动不动就搬出法律名词，也难怪老板会气得跟他针锋相对。最后，父亲变得畏畏缩缩，默默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突然眉开眼笑地说：“您在享用御酒呀？”对方听了一脸莫名其妙，“啊”地反问，因为一时没听懂御酒指的就是酒。到头来，父亲还是投降撤退了。

平时父亲也爱用汉字，他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那时的小学会教简单的汉字，加上他出社会后好像也有自学。法律用语和汉字，再加上“政治知识”，就是他用来自我满足的知识分子意识。

父亲去砂糖批发店兴师问罪时，会用那种字眼耀武扬威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住在下关时，他时常因为担任代理债权人，替别人讨回借款而出人法院。因此，他总是穿着整套丝质和服、打扮体面，挺着个肥肚腩，看起来气势汹汹的。他处理的都是拖欠已久的债务，当然得先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会那样去砂糖店兴师问罪，就是来自那段经验。然而，正如他没能从砂糖店要回分毫补贴一样，在下关的讨债工作也以失败告终。像父亲这种好好先生不可能胜任这种工作。

我在旦过市场前面下了出租车，神岳川边已经变成路面宽敞的和平路，不过旁边仍留有昔日天神桥濒临倾颓的旧貌。父亲辞去在兵库屋看管鞋子的工作后，曾在这里冒着寒冷河风叫卖盐渍鲑鱼和鳟鱼。不只在桥上叫卖，他也打算在自家贩卖，所以还在门口贴了一张“售鲑”的纸条。父亲写这个“招牌”时，一时想不起鲑字怎么写，当时念小四的我用拼音写出“SAKE”教他，父亲一看就笑了，说这样写人家会以为是可以喝一杯的“酒（日文中，酒和鲑发音同为sake。）”我当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就算在和临时工宿舍没两样的破房子门口贴出这种纸条，也不可能有人来买鲑鱼。

从旦过市场中途右转，就来到染坊町一丁目。我朝左方且看且走，找到那间两层楼的酒吧。父亲收掉十四联队下方的路边摊后，就搬来这里开起了餐饮店。

向来没出息的父亲为何能够一步登天，在这种繁华市区一隅开起餐饮店？我到现在还是想不透。也许是旦过市场的某个鱼贩出资赞助的吧。起先这家餐饮店生意好得不得了，一楼摆满西式桌椅，二楼有两间和室包厢。生意会那么兴隆，是因为雇了能干的女服务生专门伺候包厢客人。

祖母和我在附近的家具行二楼租了一个房间，邻近有两三户商家都是做豆腐皮的，我那时已经十八岁了。从十六岁起，我就在川北电力小仓分所做工。

祖母阿金和我睡在家具行二楼，但我白天都在外面工作，祖母则去餐饮店打杂。她扎起袖子煮饭、洗碗盘，还要洗衣服。当时祖母的背已经相当驼了，但她毫无怨言，依旧转来转去地忙着。闲下来时还会主动问：“阿谷，要不要剥（削）牛蒡？”削牛蒡也是她的工作之一，削好了用来做简单的下酒菜或豆皮寿司。

睡前，祖母会先去附近澡堂好好泡个澡，回来时总是把手撑在腰后，一边捶打一边嚷着腰痛。那年她已年近八十，泡过澡后脸色就像木头原色一样白晳。她去澡堂时，一定会把装米糠的小布袋放在脸盆里，带去搓洗皮屑，她比我母亲还爱漂亮。

祖母常在睡前聊起故乡米子，在她的描述中，米子简直成了山阴地区的第一名都。有时她还会小声唱起“米子呀米子，何处是米子，狭长如带的城市”，唱到安来（位于岛根县东部的港都。）歌谣的“奴家生在云州平田”时，还会哼着叩叩锵叩叩锵替自己伴奏。

祖母在米子的生活我完全不知道，她的老伴松本兼吉的来历也一概不详，我没看过任何人从米子那边来拜访她。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不可能知道从田中家收养峰太郎的来龙去脉，以及日后对方来要孩子时，他们夫妻坚持不答应的原委了。峰太郎十七八岁就离开养父母，前往广岛。他会聊起当年如何徒步翻越伯耆和美作交界的四十弯山岭，却始终没说离家的原因。

父亲与祖母之间一次也没提过米子。父亲虽然喜欢怀旧讲苦，动不动就爱追忆儿时去亲生父母家游玩的情景，还有他对那块土地的怀念，但对于直到青春期一直所在的米子，以及在那里的人际关系却绝口不提，似乎那里只留下晦暗的记忆。连母亲也没听他提过。

峰太郎在广岛与阿谷成婚，后来前往小仓，之后又搬至下关的坛浦，为了投靠兼吉和阿金这对养父母。至于这对等于是我祖父祖母的夫妻，何以从米子迁居至甚远的坛浦，这一点我也不清楚。

如果仔细眺望位于关门海峡的凸出部分，正好在门司那端与和布神社正对面的坛浦，就会发现，紧靠坛浦背后的山坡上有一块颜色不太一样，那是因为山崩后重新植了一批树。

山崩前，兼吉与阿金就在坛浦卖麻糬。兼吉在我三岁左右就死了，所以我对这个祖父毫无印象。麻糬是祖母和母亲亲手做的，我隐约还记得麻糬是淡褐色的，用地瓜粉揉成面团再蒸制而成。“看起来不太好看，却相当美味啊”——祖母总是这样向客人推荐。如果看到客人咬了一口便皱起脸，她又会说：“各人口味不同嘛。”那种麻糬我也吃过，就一般的白色麻糬的标准来说味道的确很怪。但我如果对她说：“阿婆，这种黄色麻糬很难吃。”祖母就会很不高兴地说：“那你就不要吃。”

那种地瓜麻糬后来我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也许那是一种只有当时的米子才有的特殊食品吧。如果是刚蒸好的，吃的时候还会有一股强烈的泥土味扑鼻而来。

峰太郎在坛浦的黄包车候车站当起了车夫，专门载客人去长府和下关。有一阵子他还在神户待了很久，我记得他曾带过画有布引瀑布（位于神户市六甲山脚的生田川。）图案的土特产给我。那次他也许是为了创立新事业才去外地打工挣钱。他打算如果成功了，就把我们母子接过去，而最后又回到坛浦，可能是因为天生“没出息”吧。

我在新下关车站叫了出租车，抵达旧坛浦时正飘着小雨。下关往长府方向的沿海国道九号线是条四车道的大马路，两侧有火之山和海峡夹道，旧路还没有这条国道的一半宽。

御裳川桥已经变成朱漆栏杆，桥边的小公园在大约七十年以前曾经是沿长府街道一字排开的八间房屋，称旧坛浦东。从这里往西走三十米，道路转了个小弯，就到了西端。旧坛浦就是这么小。小公园斜前方有防止落石的警示牌，那里就是以前把旧坛浦毁于一旦的山崩事发地。

如今，头顶上的关门车道大桥凌空跨越底下的街道，大桥的巨大钢筋支柱竖立在海岸拐弯处，附近的空间全被这种号称桥梁工学的东西占去了，昔日风情早已无影无踪。不过，钻过桥往西走，山坡上有间竖着朱漆鸟居的稻荷神社，海上还有一座小小的灯塔。以这座灯塔为界，两边依旧像以前一样分别通往坛浦町、阿弥陀寺町和下关中心。

当年母亲曾背着我和邻居太太结伴前往赤间官的先帝祭，以及龟山神社的夏日祭。回程路上只要看到这座灯塔，就连小小年纪的我都会趴在母亲的背上暗想：啊，我们回来了。越往前凑，海水味就越浓，白色的灯塔由栈桥连接，前端有个像小形圆筒似的东西立在海面上。

“阿母（妈妈），那是什么？”我问道。

“不知道，谁晓得那是什么。”母亲只这样回答，表明她也不知道。

现在我当然知道那是用来检验水位的设备，那独特的外形也跟从前一模一样。在那座灯塔旁铺满石子的海滩上，矗立着一块圆锥形的红褐色岩石，我也曾在母亲的背上看见过那块岩石。原本上面还绕着一困白绳，表示这里是神域。眼前就是门司那头的和布刈岬角，汽船和渔船总是乘着迅猛的海潮越过这个狭窄的海峡，在周防滩和玄界滩之间来往。旧坛浦的海岸都是岩石，一间渔夫的房子都没有。

现在的稻荷神社有双层石墙、四座朱漆鸟居和朱红栏杆，非常富丽堂皇。不过，当时还只是一座位于狭窄石梯顶端的小祠堂，背后是火之山的密林，石梯两侧茂密的草丛逼仄而来，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森地方。母亲总是背着我，颤巍巍地踩着陡峭的石阶，上去供奉油豆腐。母亲告诉我，这盘油豆腐今晚就会被稻荷神社的狐狸吃掉（稻荷神社供奉的是谷神，民间传说狐狸是谷神的使者，而油豆腐是狐狸最爱吃的东西。）。

当时旧坛浦的家家户户还没有电灯，全靠油灯过日子，祖母常常清理油灯的管鞘（玻璃管）。对面的门司街上则闪烁着点点灯光，每当我哭闹不休时，母亲为了哄我，就会带我来街上看夜景。碰上有暴风雨的夜晚，遇难船只上的船员从海上发出的求救声音会随着海风一起传来，失舵的渔船撞上屋后突出的木桩，更是吓得祖母和母亲尖叫连连。

春天，祖母带着五岁的我到前面的山坡采摘山蕗（又称蜂斗菜，在日本被广泛种植，可食用，是日式料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一般做炖菜或天妇罗，也可放在寿司或拉面中做配菜。）。陡峭的山坡被用作火之山炮台，围起了有刺的铁丝网，钻过去往里走能摘到比较多。

“草丛里有蛇啊。”她殷切地叮咛，“你可别接近蛇啊，会被咬死的。”听得久了，哪怕只是根长绳，我也会深感畏惧。

每逢夏季，父亲都想抱着我下海，但祖母会拦着说“万一淹死了怎么办”。所以，我虽然是在海边长大，却至今仍不会游泳。不管我去哪里玩，祖母都会在一旁监视，生怕邻居小孩欺负我。

火之山的山崩是在半夜突然发生的，泥石流冲破正门的遮雨板，把麻糬店埋在土砾中，并夹带着树枝、泥土和石头直冲进睡在里屋的四人枕边。母亲把我捆在背上，父亲拽着母亲的手，祖母也在后面帮忙推，四人就这么爬到屋顶，在黑暗中仓皇逃生。狭小的屋顶下方就是海洋。这场山崩，据说是道路拓宽工程时用炸药爆破所导致的。

一家人的生活就此改变。

我们搬到了田中町，在重炮兵联队前面卖起麻糬。父亲负责踩脚踏式捣麻糬器，母亲则蹲在石白旁帮忙，把捣好的整团麻糬移到撒满雪白糯米粉的台子上，祖母正在那里等着。父亲的任务到此结束，母亲还要握着麻糬团的一端，拽成一个个小团子，祖母再把小团子摊平，把搓成小球的豆沙馅包在里面后用手压平。有时父亲也会帮忙，但大多数时候他还是会换上丝质和服匆匆出门。当时他常去米谷交易所前和朋友炒白米期货。是在炒期货失败后，他才开始替人讨债的。

眼看着峰太郎对家里不闻不问，成天往外跑，阿谷的怨声越来越大。峰太郎一听就火大，索性把刚做好的麻糬聚拢，抱个满怀，统统扔进门口的垃圾桶。碰到这种时候，阿金不是眼睛看着别处，喃喃自语着：“阿峰阿谷你们都别吵了，家不和怎么能万事兴呢？”就是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今天是初一，你们就别吵了”，一边扎起袖子，把换过水的小花拿到佛坛上。

我刚上小学时，祖母总会站在教室走廊上，透过窗户看我上完整堂课。起先其他家长也这样做，可是从头到尾站在窗口凝视着课堂、动也不动的只有祖母一个人。她目不识丁，自然不懂上课的内容，全副心思都放在孙子有没有被欺负上，从四方形窗口探进身子、一直盯着我的祖母，令我感到很丢脸。

之前梦见祖母从“死人村”的小屋窗口探头看我的那一幕，也许就来自于这段小学记忆。

我一边追索小学二年级的模糊记忆，一边寻找眼熟的地形。那里叫做园田町。

我的目标是煤气公司巨大的黑色煤气槽，现在它依旧在那里。从田中町穿过奥小路市场，往南的坡路旁就是那个煤气槽，一看到那个，就知道阿婆住的地方快到了，脚下不禁更有劲。我翻过坡道，再沿着平缓的下坡路走人园田町。这条横町略高的地方有幢石墙屋，祖母就寄住在那户人家帮佣。

那幢小巧整洁的房子里好像只有女主人一个人住，据说她丈夫是什么跑远洋航线的船长，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通往那户人家的短坡至今仍在，模样当然变了，所以我也不太敢肯定。不过，根据我的直觉，应该就是那里。一个拎着购物袋、身穿孕妇装的家庭主妇从我站的地方经过，走上那道坡路后右转，消失了。雨已经停了，天空仍旧一片阴霾。我记忆中的画面也正是这样的角度。

上坡以后，我总是轻敲玄关的格子门。不久扎着袖子的祖母便会走出来，露出凸额宽脸对我说：“哦，你来啦，很辛苦吧，快进来！”然后把我带进后面昏暗的小房间。从田中町到园田町的这段路，以小孩的脚力来说算是相当远。

祖母在那个家片刻不得休息，才刚买回零食塞给我，又立刻被女主人叫去做事。有时，她说要去附近一趟，要我在那里乖乖等着，结果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回来。她还得打扫洗衣，简直忙得团团转。

我了解祖母的工作，所以并不觉得不公平。我最期待的就是同她一起吃午餐和晚餐。这幢房子的日式廊檐上还镶有玻璃门，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很稀奇。

现在回想起来，为了跑来玩耍的孙子，祖母在女主人面前不知有多惶恐。然而，当时对我来说，那个家就好像祖母的另一个家，我甚至还会住上一晚。祖母曾把我带到女主人面前，命我向人家行礼。对方是个身材纤细的太太，祖母诚惶诚恐地缩在一旁，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教我如何打招呼。

父母感情不好时父亲索性不再回家，祖母则跑到别人家当起包吃包住的老女佣，想必也是不想再待在那个犹如地狱的家。祖母和孙子也抱着同样的心情，逃到跑远洋航行的船长家里。

“你阿母最近好吗？”祖母会向我问起母亲的近况。

“她在鱼板店工作。”我说。

祖母沉着脸点点头，却没问起父亲。从祖母最后忍不住叹息时所说的话我才明白个中原因。“你阿爸啊，还跑来这里跟我讨钱花呢。不过，这是秘密，不能跟你阿母说啊。”得知父亲让年迈的养母当女佣，居然还好意思上门讨零用钱，连我也跟着心情黯然。那年父亲四十五岁，祖母已经七十有三。

父亲穷困潦倒，一直寄居在廉价旅馆。有一次，他站在小学后门口，朝刚放学的我招手。我跟着他走了一段，最后被他带到附近一幢门面宽敞的双层建筑的二楼。楼梯很宽敞，二楼也很宽敞。但墙上遍布污渍，也没有纸门。地板上铺着破榻榻米，到处聚集着一堆人，或聊天或睡觉。铺着的报纸上放着炭炉锅子、茶壶之类的东西，四处散放着饭碗和茶杯，墙上挂着无数件和服，以及背上印有商号名称的短褂，墙角堆着一床床棉被。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廉价旅馆。父亲肥胖的身躯占据榻榻米中央，在一张报纸前面盘腿坐着，把路上买来当零食的枣子拿给我吃。既然那时吃得到青皮上带些黑点的枣子，想必应该是初夏。

“你阿母最近好吗？”父亲也这么问我。我说她在鱼板店工作，他就问：“是吗？鱼板店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没什么好吃的，都是把做鱼浆剩下的臭鱼拿来煮，还把大家吃剩的骨头拿来熬汤。”我说。

原本笑眯眯的父亲听到这里果然脸色一暗。“阿爸，你什么时候才要回家？”我问。

“嗯，等再过几天就回去了，你要乖乖的，听阿母的话啊！”父亲如此嘱咐我。

父亲离家后，麻糬店也开不下去了。母亲去附近的鱼板店当临时工，虽然是那里的老板娘见母亲处境可怜，主动叫她去的。但卖麻糬时至少能与邻居平起平坐，一旦成了人家的临时工，撇开老板娘不说，整户人家都几乎把她当成女佣，而我当然就是女佣的拖油瓶、小包袱。鱼板店一家人丁兴旺，有两个二十几岁的男孩，他们总是对我报以白眼，连话都不屑对我说。一起坐在餐桌上时，脸颊瘦削的老板总是不悦地望着我，儿子们则翻着白眼瞪我。鱼身上好吃的部分当然是他们吃，母亲和我拿到的总是做鱼浆用的死鱼烂虾。

那家人把红烧鱼的鱼肉吃完后，还要连骨头一起再放进锅里熬汤，节俭得要命，所以母亲和我自然成了他们的累赘。

母亲在忍无可忍之下终于辞去鱼板店的临时工，在联队前摆摊卖起红豆饼。这是她第一次做红豆饼，不是面糊调得太稀，就是烤不出诱人的金黄色。饼皮总是看起来白白的，母亲为此伤透了脑筋。母亲在过去曾光顾过的米店、铁铺、蒟蒻店、甜点屋、杂货店和药店一字排开的路旁摆摊卖起红豆饼，那时真是被逼到了绝路，她索性鼓起勇气，不顾面子了。就在兵营前成排的法国梧桐树下，梳着圆髻、绑着三角头巾的母亲，面对卖不出去的红豆饼，低头叼着烟管，坐在装橘子的纸箱上发愣。法国梧桐的叶子飘落在她的三角头巾上。

不久后，我们就和返家的父亲及祖母一起搬到小仓去了。

祖母阿金晚年的最后一段日子，不是在小仓的染坊町度过的，而是在中岛路。

那里不像之前住在河边，有造纸厂的污水流过，而是从香春口这个地方到陆军桥一带的主要通衝。“咱们在染坊町的餐饮店经营不下去了，只好沦落到这块贫民区。”父亲在那里开过餐饮店，但早已了无踪迹。

那个家的正门对着大马路，背后是凹陷的低地，因此有一间四叠半的房间特别低矮，那里就是祖母阿金起居坐卧之处。

过了八十岁以后，她的身体便不听使唤，连为了讨好母亲自告奋勇地说一句“阿谷，要不要削牛蒡”的力气也没有了，整天在那间低矮的房间里东摸西摸。幸好还有力气自己上厕所，她总是走上四层楼梯，再沿着和室墙边走到尽头，再打开厕所的门。

“阿清啊，给你点零用钱吧。”说着，就塞给我五毛铜板。那不是从钱包拿出来的，她总是从后门走出去，不知去了哪里，回来之后才给我钱。附近不可能有地方借钱，所以她应该是不想让我看见她的钱包。但就连这个举动她也渐渐做不来了。

有一次，祖母开始抱怨视力模糊。“阿谷，帮我叫眼科医生来好吗？”她恳求道。

结果来的不是眼科医生，而是一名内科医生。医生用手电筒检查过她的双眼后，告诉她：“老奶奶，您放心，年纪大了自然会视力模糊。”医生临走时，小声对母亲说：“这是年老体衰，视力逐渐衰弱，所以无药可医。”并且宣告祖母很快就会失明。我想那应该是因为营养失调。

祖母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以后，有一阵子还是自己点眼药。她把药放在怀中，用手摸索着点药，我如果从旁协助，她就会非常开心，再次表示“阿清，我就算死了也会守住（守护）你的”。

母亲看祖母摸索着上厕所，这举动实在太危险，只好带着她去。可母亲还要照顾餐饮店的生意，有客人上门时实在分不开身。这时候，祖母就会窸窸窣窣地边爬边用手摸索着上厕所，她不好意思麻烦母亲。当时，母亲把祖母的白发剪得很短。

父亲依旧经常外出，之前住在染坊町时，当地居民根据警察局的意向组成餐饮业工会，父亲在首次开会时照例搬出那些法律用语对警方百般质问，因此被大家看中，选为工会干部。父亲得意之余，不是去工会开会，就是频频造访工会会长与副会长的家。即便从染坊町沦落到贫民区的中岛路，他依然保有干部身份，因此照样说声工会有事就扬长而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自然无暇照顾失明的养母。

父亲峰太郎更担心的是餐饮店生意不佳，连房租都付不起，酒商那边欠的债也越来越多。当时我在印刷厂当学徒，回家一看，只见父亲坐在火盆前愣愣地沉思。他虽是乐天派，但在债主不顾情面的催讨下终究还是大伤脑筋。他呼地叹出一口气后，就把夹炭的长筷像拐杖一样拄着低头不语，然后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打起瞌睡，任由鼻水像冰柱般垂到炭灰上。

母亲大约每五天会背着一头短发的祖母去附近澡堂一次。天冷之后给祖母多套了几件衣服，衣摆里露出褪色的破旧日式内衣。

祖母打从死前三天就陷入昏睡状态，不分日夜地鼾声大作。我向印刷厂请了假，母亲也为准备葬礼而暂时歇业。

鼾声停止时，祖母阿金紧闭的双眼滑下一行泪水，那颗停在脸颊中央的泪珠，像玻璃珠般清澈透明。外面的雪仍下个不停。

中岛路也和昔日完全不同了。我猜旧家应该就在这个位置，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一幢三层楼的餐厅。我一迈步，包裹牌位的纸就在袋子里沙沙作响，那声音仿佛就是骨灰坛的重量。

首次刊载于《新潮》 昭和五十五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