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是一个充满暗示和悬念的年份，当这一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没有看到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所预言的一个专制时代的来临。此时的中国则完全是另一副景象：全民经商热正在席卷全国，人们之间的问候语从“你吃了吗”变成“你下海了吗”，在北方甚至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喧嚣的开始，中国人仿佛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狂欢年代。

这一年1月，邓小平来到已是早春天气的广东。就在不久前，北方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的长文，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其后又有文章提醒，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很多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惊呼：“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一‘特区姓‘资’不姓‘社’了。”

这一次，邓小平要亲眼看看特区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他一路上不讲话，也不表态。

随后，邓小平离开深圳前往另一个特区珠海，在这里，他一反在深圳的沉默态度，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算是给特区经济下了结论。2月1日，已经回到广州的邓小平，在广东省和深圳领导的再三暗示和恳请下，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在最后的落款上，特意把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表明还在深圳时已有这个评价。至此，继1981年后关于经济特区的又一次争论终结。

也正是在这一年，随着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们纷纷上路了，日后很多名扬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其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也许从一开始，他们就注定要走上一条崎岖坎坷的命运之路，但幸运的是，他们都活了下来。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上级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他后来回忆说：“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

到厂里就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为了加强管理，他上任后的第一条规章制度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还有一次他当众砸毁了76台不合格的冰箱。十多年后，他创办的海尔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企业，并以其良好的企业形象和服务意识赢得了用户的欢迎，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

家的侨民居留和经商的特定区域。租界分为一国单独管理的租界和几国共同管理的租界两种。列强在租界内设立市政管理机构（工商局），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而中国政府一般不敢干涉其内部事务。租界在中国被视为主权丧失的象征。直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宣布收回所有的在华租界和租借地，租界的历史才在中国宣告结束。

在北京中关村，每天在中国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专业机构工作却无所事事的技术工程师柳传志终于耐不住寂寞创办了一家公司，地点设在单位原来的传达室一间只有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信誓旦旦地对领导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创业之初，他像个没头苍蝇一样骑着自行车每天在北京街头瞎转。他先是在单位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

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创办的这家小公司日后成为IT行业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品牌，20年后竞收购了美国电脑巨人IBM公司的PC业务，与世界行业巨头展开面对面的竞争。

在火热的深圳，一位不久前还整天忙着倒卖玉米的年轻人王石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他发财的秘诀在于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赚取“倒爷”手中的外汇兑换差价。随着内地对特区进口商品的需求迅猛扩大，他很快淘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一路风雨走来，带领自己的团队大举进军地产，终于造就中国最成功的地产企业之一。

在珠江三角洲，一个小县酒厂的厂长李经纬因为到广州出差看到人们喝可口可乐，于是萌发了办饮料厂的想法。他偶然听说有人开发出了一种“能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而普通人也能喝”的饮料，便找上门要求合作。不久，一种被誉为“东方魔水”的饮料健力宝开始风靡全国，此后15年，这种饮料一直被视为“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同样是在1984年前后，军医大学教授赵新先带着自己的产品在深圳笔架山下开始新的事业，并一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制药企业老总。

在惠州，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李东生利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自己的工厂，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日后成为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在广东顺德的一个小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试验成功那天雷雨交加，他独自一人冲进大雨中号啕大哭。

这是一段让很多企业家自豪却又不愿意多作回忆的历史，在创业初期，他们几乎无一不在灰色地带完成了原始积累。他们出身不同，秉性各异，却无一不充满激情，渴望闯出一个新世界。虽然他们中很多人才刚刚开始学习市场经济的“ABC”，但他们的创业精神和生存智慧仍令人难忘。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些企业家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断接受市场化、全球化的洗礼。

就在第一代企业家开始创业的时候，“笼子”里的国有企业却依然是政府的“老大难”。

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经理联名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并在《福建日报》上全文刊登。他们抱怨“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异口同声地要求“松绑”。其具体要求，一是人事权，企业管理干部除工厂正职由上级任命，副职由厂长提名、上级考核任命，其余干部通通由企业自行任免，上面不得干预；二是财权，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由企业自己支配使用，有关部门不得干涉；三是企业自营权，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组织原材料所增产的产品，允许企业自销和开展协作，价格允许“高进高出”、“低来低去”。当地政府当即下文表态：

“不当新‘婆婆’，坚决搞改革，支持‘松绑放权’。”一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显著位置报道了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还配发了相关的“编者按”，对福建省有关部门重视呼吁大加赞赏。

这封“公开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议题，呼吁通过扩大权力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这一呼声很快成为共识。5月10日，国务院顺势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不久后又作出《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直到两年后，国务院发文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责任制》，明确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厂长（经理）是一厂之长，是企业法人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客观地说，在整个邓小平时代，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一天也没有停过，无论是承包制还是厂长经理责任制；但由于产权不清，单纯靠“内部改造”提高效率的思路最终无法奏效，那些试图在既定的体制框架下拯救国企的改革家们曾经风云一时，但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正所谓“基因决定命运”。不过历史的另一面是，正因为有了国有企业的步履蹒跚，才给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