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后的今天，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海南岛已经成了一个传说。除非当年身临其境，否则人们很难想象在这片岛屿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狂欢。几乎是一夜之间，前方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浩浩荡荡的数十万“下海大军”向同一个目的地进军，他们中很多人都赚到了大钱，又在很快到来的宏观调控之前完成了“胜利大逃亡”。在他们的创业生涯中，小小的海南无异于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当年以近乎朝拜的心情在这里挥洒着青春，不经意间勾勒出一个最具有时代特征的片段。

就在1984年初邓小平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

此前的海南不过是一个孤悬在南海之中、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的岛屿，作为军事前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岛上一派祥和的田园风光，民风淳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这个岛屿突然从大后方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命运之神终于来敲门了。

指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不满于现状的人放弃计划经济下较有保障的就业体系，转而经商的行为。

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城市，1967年至1948年间曾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

也许是命运来得太过突然，当地政府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为了跟上形势，决策者们想到了“草船借箭”，简言之，就是把中央的特殊政策转化成真金白银。按照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善于变通的海南人很快发现了快速致富的捷径，一时走私成风。

闸门一开，事态迅速变得不可收拾。1984年的海南还是一个官贫民穷的偏远之地，当时全岛的财政收入只有2.856亿元人民币，用当地官员的话说，“连开工资都不够。当时的公社改成乡和镇要挂牌子，有的公社连挂牌子的钱都没有，征兵写标语买宣传纸的钱都没有，这是真的。”而如今，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可以赚个上万元，这对于海南人来说，无疑是在家门口挖到了一口大油井。 一时间，全岛陷入疯魔，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连政府高层日后都无奈地承认，“连幼儿园都来搞汽车批文，因为批文可以变钱……外地没有批文，海南岛可以有批文啊，他转手之间把这些批文给别人，那不就赚钱了吗？”

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典故。传说在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孙权和齐备的联合军队与曹操在赤壁举行大会战，双方隔着长江相对峙。战前，齐备的主要谋士诸葛亮率领20艘布满草靶的小船，借着大雾靠近曹操的营地。曹军不知虚实，便向船队放箭，许多箭射在草靶上，统计下来，总共有10万余枝。诸葛亮就这样巧妙地获得了大量重要战争物资。

这年夏天，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随便到哪间茶楼、饭馆、旅馆、商店、机关、工厂、学校、报社，直至幼儿园、托儿所，听得人头昏脑胀的一个词汇，就是“汽车”。

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进口汽车才2 000多辆，到7月份，当地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万辆汽车进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数高出36倍。黑市外汇变得公开化了，价格疯狂飙升，美元和人民币的比率成了1：4.4，甚至到了1：6，而1984年7月以前的官方汇率仅为1美元兑换1.50元人民币。人们带着大包小包的人民币，涌到珠江三角洲换港币。深圳、北京等地的一些人也从海南的政策中嗅到了金矿的气味。当时其他地方进口家用电器、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等，都要直接由国务院审批，但海南岛却拥有自己进口的特权，谁都判断得出其中的利益空间，于是，“到海南去倒汽车”成了那时最诱人的商机。

但海南热很快在半年后戛然而止，只剩下一栋栋“烂尾楼”矗立在风雨中，向人们诉说着往日的辉煌。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常常会发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象，一旦经济特区的门户打开，全中国的资源都会瞬间向“洼地”集聚，引发无法估量的共振效应，以至于决策者不得不再次治理整顿。

在海南热的带动下，20世纪80年中期，整个中国都处在经济“发烧”的状态，基础信贷资金猛增，中央银行连夜赶印钞票，全国各地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引进外国设备潮。

据统计，从1985年到1987年，全国各地共引进115条彩电生产线、73条冰箱生产线、15条复印机生产线、35条铝型材加工生产线、22条集成电路生产线、6条浮法玻璃生产线，仅广东一省，就引进21条西装生产线、18条饮料罐装线、22条食品面包生产线、12条家具生产线。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一批工程师、技术员和包装工来到了法国的工业城市瓦尔蒙，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把已经破产的博克内克特冰箱厂的设备尽数拆去，5 000吨设备装上了轮船、飞机和火车，启程运往天津，在那里的一家工厂里它们将被重新组装成一条每天生产2 000台新冰箱的生产线。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在整个欧洲，中国的代表团手中拿着想要物品的清单，到处搜寻二手货的工厂和设备，这已经是一种趋势。对欧洲的公司来说，这些设备如果不卖，要么被毁掉要么闲置不用，中国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贸易伙伴，因为它总是付现金。”然而，到1985年底，全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137.8亿美元，相当于出口总额的52%。

指已经办理用地、规划手续，项目开工后，因开发商无力继续投资建设或陷入债务纠纷，停工一年以上的房地产项目。因为产权发生纠纷、工程质量不合格等原因而停工的项目，也算作烂尾楼。

随着经济过热，企业生产资料出现紧缺，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利益，一个名叫“价格双轨制”的政策终于出台了，由此引发了中国经济的一次强烈震动。“双轨制”的意思是， 一种生产资料存在两种价格，一种是国家掌控的“计划内价格”，针对国有企业，一种是市场化的“计划外价格”，针对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后者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前者。

大大出乎决策者预料的是，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马上演变成了一场疯狂的游戏。“手眼通天”的倒爷们四面出击，利用价格差倒买倒卖，一吨钢材经过几次倒手，价格可以翻上一番。在暴利的驱使下，各种国家统配物资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市场，国家指令性计划彻底失去了严肃性。事实上，在执行“价格双轨制”的年份里，国家统配物资从来没有完成向国家供货的合同，那些遵守国家调控计划的国营企业反倒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可以说，得益于这种畸形价格制度的倒爷阶层是压垮计划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学者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仅在1988年，全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就超过1 500亿元，加上银行贷款的利差和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三项合计价差达3 5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其中70%左右流入私人的腰包。

面对如此后果，一位当年倡议“双轨制”的经济学家后来苦笑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对于“价格双轨制”的历史评价，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双轨制”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并造成了大范围的贪污腐化，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做法，理由是反问式的：如果不实行“双轨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计划单轨，要么采用休克疗法直接进入市场单轨。前者没有效率已是不争的事实，后者则会造成更大的混乱，而且事实上带来了很多困难。原因首先在于，市场开放以后，原有经济格局并不能马上改变，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会利用特权抬高价格，在正常的经济链条没有理顺以前，经济会随着价格的放开剧烈波动。相比之下，“双轨制”一方面保留了计划价格，同时放开一部分市场，虽然滋生了贪污腐败，但这种制度也让非国有经济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得以在“双轨制”的游戏规则下快速成长。

今天看来，关于“双轨制”的争论其实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国家推行市场经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任何一场改革都要付出代价。常常困扰政府的是，既要维系国家的稳定，又要激活市场最基本的细胞——企业，而多种所有制的企业组织在一次次经济热浪中又不可避免地混杂在一起，对于决策者来说，如何循序渐进地进行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一项平衡的艺术。尽管政策的出台会引起经济的一时波动，但幸运的是，中国从此再也没有走回头路。

但令人焦虑的是，全民性的心态失衡已经暴露无遗，每个人都在打听赚钱的门道和机会，价值观正在重建。《人民日报》的三位年轻记者在《中国改革的历史方向》一文中提醒说，“改革是一项特别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在事先设计得天衣无缝的情况下进行，改革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摩擦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听来非常刺耳，绝大多数的人仍然沉浸在对改革的膜拜中，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场经济变革对中国社会可能造成的制度冲击、观念颠覆和阶层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