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宋老四处讲学。除此之外，我还要帮他确定讲学时间、洽谈部分业务，还要管理开支。当然，我的本职工作依旧是朗读者，这些事，宋老说是“能者多劳”。

有一次我跟着宋老去太湖学堂讲学。他讲《中庸》的第五章，我坐在底下和一群学生写笔记。

课程讲完，有个穿戴不俗的人走上去对宋老说：“还是没找到啊。”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宋老如此丧气的表情。那一瞬间，世界都灰暗下来，天地混沌得就像盘古尚未劈开的大鸡蛋一般。

我在回程的车上问宋老：“宋老，你在找什么？”

宋老说：“我在找孙子。”

我想了想，又问：“我连您儿子都没见过，孙子又从何来？”

他老人家突然打开了封存多年的话匣子，同我说起了一段带着尘埃的故事。

宋老名叫宋弥，字散华。早年从国外归来，后投身于革命斗争中。因生活所迫，又和人合资开公司。最难的时候被一个农户的女儿收留。两人成亲后有一子，取名其光。

不过宋老对我说，那个孩子不是他的。到底是谁的，他也没有深究。别人对他毕竟有救命之恩，当个便宜爸爸也没有什么不好。

孩子长大后，因时局问题，一家人又分开了。宋老只身前往台湾讲学，这一去就是二十载。

再返内地，他和夫人失去了联络。回到老宅时，夫人给他留下了一个盒子，里面装着的是一些照片和投递无效的信件。

宋老又开始在内地讲学，同时也在寻找着夫人和宋其光。后辗转获悉，夫人病逝，宋其光不知所踪。但宋其光也有一子，名渊，出生年月日也十分清楚。随即附上的，还有一张满月照片。

他将照片给我看。里面的婴儿有着绒绒的头发胖嘟嘟的脸，眼睛笑成一条线，还露出了粉色的牙床。

宋老告诉我，他要找到宋渊。

这话用佛教里的十二因缘来解，就是受缘爱。爱得要死就要抓取。但是这个世界上越抓得紧就越跑得快，向心力有多强，离心力就有多强。

到现在为止，宋老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孙子宋渊。

这老头讲了一辈子的古籍，从四书五经到佛学，道理他都懂，这会儿却拼了命的也要攀缘，非得找到那小孙子不可。

为了自己的执念，宋老不惜来求我。

一日傍晚，我去到宋老家中，开门之后，发现宋老倒在地上。

我当时还算冷静，及时打了120。可打给郑克己时，我在电话那边说：“宋老没死，你不要那么紧张。”

电话那头的郑克己劈头盖脸给了我一通骂。我暗想，我也只是紧张到说错话了。

救护车将宋老拖到医院。医院方面听闻是宋老入院，连院长都被惊动，亲自派遣最得力的弟子进入手术室。

我坐在塑料长椅上，双眼发直。其间，我爸妈给我打过几个电话，我说宋老还在抢救，我走不开。他们偃旗息鼓，不再管我。

急救室的灯灭了，我全身的血液好像集中在了心脏，身体冻得像喜马拉雅山上千年不化的积雪。

戴着口罩的医生推门而出，他摘下口罩，一脸喜色：“宋老救回来了。”

突发性心血管疾病，一点预兆都没有。医生对我说宋老要注意饮食，多锻炼。他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我点了点头。

手术下来的第一天夜里要守夜，宋老手术时上了麻药，容易陷入深眠。我需要盯着一台小机器，一旦数据低于医生告诉我的指标，我就要拍拍宋老，需要他回应我。

我坐在病房的椅子上，盯着那台仪器。不一会儿，门口传来动静。我回头一看，是郑克己。

男人风尘仆仆，他告诉我他在出差，刚刚从别市飞回来。

循惯

例，郑克己在坐下前用酒精棉片把整张椅子都擦遍了。他身材高大，屈坐在一个小小的椅子上缩手缩脚，看起来挺不自在。

“宋老快九十了，有点毛病很正常。”我对郑克己说道。

郑克己“嗯”了一声，不那么干脆。

过了会儿，他转头，两颗黑珠子直直地看过来，眼神里写满了诚恳：“周俛仰，我最近在帮宋老修改遗嘱。”

我“哦”了一声，搔了下后脑勺，想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宋老年纪大了，有个三病两痛挺正常的，是应该准备一下。”

“宋老心愿未了，他想找到宋渊。”他又说了一句。

我冲他攥了下自己的左手：“加油，我相信你可以的。你一定能找到宋渊。”

“宋老的遗嘱里提到了你。”他目光深深，看向我时欲言又止。

郑克己说：“你听我说点事情。”

我俩一边守夜，郑克己一边告诉我关于宋老遗嘱的事情。

宋老为了找孙子，准备让我做他全部身家的监护人，控制财产的流向。他自知这是个艰难的任务，决定给我一大笔钱作为补偿。

这笔钱并不是平白砸在我头上的，而是有条款限制的。

如果我在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找到宋渊，那么信托基金和存款全部上缴宋老的饮光基金会；如果我在十年内找到了宋渊，那么信托基金和一笔存款都是我的。除此之外，在瑞士莫尔日的一套房产也归我所有。

郑克己言之凿凿：“那笔钱如果好好打算，应该是一生衣食无忧。”

他把藏了好久的话全部倒了出来，说完之后，脸上有一种难言的痛快。那表情，灿烂到有些刺眼。

那些藏起来的话兜头盖脸上了我的脑袋，所以憋屈的不再是他，而是我了。

条件听起来确实很让人动心，但是这么大一笔钱从天而降，恕我直言，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坐在椅子上想了很久，不管郑克己说些什么，我都懒得回应。

他一副循循善诱的口吻，做惯律师的模样也在此时跑了出来。这人居然从包里掏出了刚改好的遗嘱，上面还落了宋老的私章和签名。我逐张翻阅，看得有些头疼。我没看出个什么门道来。

遗嘱里那些专业名词和客观的字眼描述了一个完全陌生但拥有丰厚遗产的学者。可我认识的宋老，是那个总被我气得直笑，还骂我“竖子无用”的爷爷。

那叠纸被我递了回去，憨人郑又问：“怎么样，你想好了吧？”

“没有。你再问一句我从这里跳下去。”

也许是我的表情太过狠戾，郑克己终于闭上了嘴。

我们守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等医生查完房后，郑克己要家里的保姆来替我们。我走出医院，被明晃晃的太阳晒得想吐。

我回家睡了一觉，再醒来时是隔日早晨，匆匆洗漱后，赶去医院。

等我去到病房，护工告诉我，宋老醒了。

我轻手轻脚地走进病房，看到了宋老。他戴着呼吸机，一眼不眨地看着我，浑浊的双眼里饱含泪水，想要传达着什么。

我知道宋老想说什么。

我说：“你让我想想，毕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轻轻抬了下拇指，那个意思我看得懂，相当于点头说好。

我好像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到了分岔路口，往左还是往右，已经成了眼下最难抉择的问题。

这一刻我低头又抬头，抬头又低头，就在这俯仰之间，我的脑子顿时清明了起来。

是不是在宋老赐字的时候，我的一生就已经被他定义了。本来只需要应对生活的周绵绵，变成了需要思考人生的周俛仰。

人的一生是选择的集合，踌躇之际，确实应该多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