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活到十六岁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男孩了，可那时社会上开始把男孩女孩的标准往上提，二十五岁以下的都算，于是他又留在了男孩的行列里，等待二十五岁的来临，到那个时候不知道行情会不会又变。

男孩仍住在戴城，几十年来，这座城市始终没有广场，直到九十年代末，崭新的市政府大楼落成，那是一片空旷的花岗岩地带，四周拦起围墙，正面是一个把守森严的滚轮栅栏门，遥远的大楼在空旷地带的尽头，一座方正无误的建筑，看不清什么细节，只有分布均匀的窗口，黑洞洞的，远看像碉堡的射击孔。那片禁止入内的空旷地带永远冷清清，既不长草，也没有半只鸽子。

在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即使是这样的广场也不曾目睹过，成天在逼仄的街巷里走来走去，人们太热衷于植树造林，假如有一大片空地，人们一定会按照某种几何图形，种上冬青，围出一块草地，留下笔直或弧形的小路供人们行走。于是，很大的一块空地最终也变成了小巷，而草坪是不允许践踏的。

小时候，姐姐带男孩去人民公园玩，那地方阴森森的，有几个草坪和一个四周堆满假山的池塘，后面还带一个简陋的儿童乐园，沿着公园的围墙种满高大的乔木，积年的落叶全在脚底下，踩着觉得软绵绵的像地毯。这是个奇怪的地方，有人爬树，有人爬到凉亭顶上，都没人管，只有在草坪中心竖一块木牌：禁止入内。其实那也不是什么草皮，根本就是些长得比较顺眼的杂草，到了星期天有很多人跨过冬青树，在草地上坐着，谈恋爱，看书，写生，什么都有。公园管理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谓法不责众。过了星期天，禁令起效了。男孩的姐姐曾经被抓到过，由于她口袋里没半毛钱，也不打算喊摄影师来解释问题，于是接受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惩罚：他们让她举着那块木牌在草地上站着，站了一个下午。

这种惩罚在男孩看来根本不算什么，从出生那天起，他就顶着歪头的名声，比木牌更可怕的东西。然而姐姐和他不一样，这是她少女时代最痛心的一次示众，她活得很成功，不能忍受这种羞辱。到十六岁时，男孩发现姐姐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女人，那年她二十一岁。

那年春天男孩知道自己的姐姐失恋了。得与失都发生在她学校里，看她那样子，爱情必然轰轰烈烈，然后像一根烧红的铁棍戳进凉水，发出呲的一声惨叫，事情就结束了。那个谁也没见过的家伙据说出国去了，他飞机后面的尾气大概就是铁棍最后冒出的一缕青烟。

后面几天姐姐回到了戴城，躺在里屋一言不发。她上大学的日子，男孩睡里屋，她回来了男孩和摄影师都得睡到吃饭间。家里就这么大地方。如此睡了三天，她出来的时候人胖了一圈，其实是肿的。

等到精神稍微好点了，她说：“他去了纽约。”

男孩说蔷薇街上的朱常勇，他去了日本，在什么地方刷盘子，他的老婆蒯红英正在和瘸子老炳轧姘头。

他的意思是，只要出国的，就会有感情问题产生。不过姐姐没听懂。“那不是一回事。”她说，“朱常勇是去日本做苦力，那个人是去美国留学。”

“反正能出国都是好的。”男孩说，“你想出国吗？”

“能有机会出去当然好，想有什么好想的？”

摄影师坐在一边忧心忡忡，偶尔扔过来一声叹息。姐姐不爱听这声音，问他：“你呢？什么时候和关文梨结婚？”摄影师觉得那根凉了的铁棍伸到自己眼前，还有点焦糊味，虽不足以烫人但也可以把人搅得一脸脏兮兮。摄影师只能说：“我暂时不会结婚。”姐姐说：“结吧，你都快五十了。我就算不出国也不想回戴城了，大学毕业我要去深圳。”

男孩说：“那我怎么办？爸爸怎么办？”

“我才不管你们咧，你们喜欢这儿。”

她回到上海以后彻底玩疯了，跟着同学长途旅行，然后打电话到老鬼子的杂货店，让去喊摄影师来接听，再汇点儿钱给她。不久她到达伟大首都，在那儿拍了一张乱糟糟的照片寄回了蔷薇街。她的脸仍然肿着，咧嘴大笑，张牙舞爪，整个人都像是被抢劫过了。摄影师忽然想起，当年她的小姨李红霞也有过一张照片，北京大北照相馆的杰作。不过，相比之下红霞小姨本人与背景的比例十分恰当，其人也赳赳英姿，不可一世，而顾小妍容貌晦暗，稍嫌模糊，那种傻瓜照相机很容易就把焦点对准到背景的一堆垃圾上去。

一个没有广场的城市是可悲的，人都像是在管道里流来流去，稍不注意，就违反了交通规则。男孩活到十六岁时觉得凄惶焦灼，仿佛摇摇欲坠，仿佛走在薄冰上听到吱吱嘎嘎的碎裂声。罗佳已经离他而去，方小兵沉默而哀伤，摄影师日日担心着关文梨的前夫跑过来一拳打瞎他的眼睛，只有顾小妍振翅高飞，但她这次并不打算带上歪头弟弟。初三的毕业会考近在眼前，男孩的选择，要么考一所马马虎虎的高中，要么干脆念个中专技校，总不能让自己十六岁就去上班啊。无论是不是歪头，十六岁都像个门槛，他得跨进去，万一不幸绊倒了，爬也得爬进去。事情就是这样。

他一个人在城里游荡，后来发现自己错怪了戴城，这里有广场，在城北的火车站。他很少涉足此地以至于竟忽略了它的存在，当然，它似是而非，基本上只能称为一个大集市，这样的广场并不惬意，甚至可以说是卑微。在这块占地十亩的水泥地上，用细麻绳拦起的行走通道，破碎的地面，形形色色的人们拎着旅行袋匆忙赶路。盲流们聚集在走廊下面，铺开他们的编织袋，坐着，躺着，散发着酸腐的气味。有四根高达十米的路灯竖在广场中央，顶部做成飞碟的形状，三十二个高能射灯在夜里照得地面一片惨白，底下的人都像是鬼片里出来的。这里还有花坛和雕塑，花坛仍旧是冬青树，围着阶梯状隆起的盆栽植物，一串红，菊花，猫脸花，视季节而定，国庆节它们还会拼成五角星或者是红旗的图案；雕塑则是一座布满灰尘终年不变的不锈钢赤裸人体，在一个禁止进入的花坛深处，足有三米高的健硕男性，夹紧双腿抬起双臂，阴部挡着一片不锈钢树叶，不知道是盘古呢还是亚当。

终年绑着红臂章的老太婆逡巡在广场的每个角落，她们面容近似，衣着近似，每一张罚款单上都印着“五元”，无论吐痰还是扔垃圾都这个价格，骂人打架不归她们管。她们意志坚定，绝不放走一个违章分子，同时也坦然面对一切辱骂。这微小的执法权简直是她们的要塞，攻不破，也休想让她们投降。男孩曾经看见老太婆追着一个中年妇女，纠缠了半个小时，要到了五块钱的罚款，然后被这个中年妇女追着骂了半个小时的“老逼”，她毅然决然充耳不闻地走向了下一个吐痰的人。

姐姐说，所有城市的火车站广场都是这个样子，有些更糟糕，连不锈钢男人都没有，你必须穿过肮脏的广场，坐上肮脏的火车，才能去另一个城市，迎接你的仍然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老太婆，几乎没什么差别。那根本不是什么广场。真正的广场，尽管人满为患，仍让她感到惬意，阳光直直地照在硬地上，没有任何阴影，你可以往四面八方走，甚至走出很远很远时，发现自己仍在广场之内。

但他忽然爱上了这个地方，在最无聊的夜里，他骑车来到火车站广场，四个飞碟正腾空而起，逆光望去，星辰失色。他为什么会在十六岁那年迷恋于此？大概是因为它的宽阔无度，与城里景色截然不同的风貌。但那种乱糟糟的场面，混迹在旅客、小贩、司机和旅馆拉客女之间，并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他很快又会厌倦，看着四个飞碟，吹一会儿风，回家去睡觉。

有一天他在广场上看到个乞丐，腿烂了，斜倚在飞碟路灯下，伤口流脓，紫胀发黑。照男孩的理解，这条腿是肯定要锯掉了，但他安然地躺着，面前一个搪瓷碗里放着几张钞票。以前的乞丐都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绝无一条可怕的烂腿。男孩心想，这到底是烂腿还是道具呢？抱着这样的怀疑，没有人敢走过去摸一下。

男孩坐着，他像是广场的神经，努力为它感知着变化中的一切。世界像一锅水，煮啊煮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忽然之间就沸腾了。所有的事情都像是突发事件，那四个飞碟上的灯，有一天忽然掉了一个下来。十米高空坠下一个脸盆大的灯正砸在乞丐的烂腿上，他一点也不疼，但简直害怕死了，警察把他抬上担架的时候，他一直在大喊：“这是我吃饭的腿！”

无数个盲流越过男孩的身子，走向他们要去的地方。那年春天他站在火车站的宣传栏前面，看到很多照片，全都是关于火灾的，有人把汽油带上了火车，有人带油漆，有人居然带雷管。它们燃烧或爆炸成为了宣传栏上的照片，烧得焦黑的人体，半焦黑的，或者火功恰到好处的。总之都是烧烤人体。这个宣传栏告诉他，没事别坐火车，盲流太多，出了事情想跑掉没那么容易，到处都堵着呢。

某一天黄昏，几个戴城大学的学生来到了广场上，他们看上去很热，坐在飞碟路灯下面说话。男孩提醒他们，不久前这里刚出过事，最好去安全一点的地方待着。一个女大学生很有礼貌地对他表示了谢意，但另外几个则毫不理会，他们对着他的歪头发笑。男孩冷眼看着他们，是的，同一个地方两次掉下灯，把人砸中的几率很小，让他们发笑吧。一个大学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笔，在粗壮的灯杆上写了一首诗，然后他们钻进了检票口，女大学生还回过头来对男孩说了声再见。她很像姐姐。男孩觉得那列火车是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感觉像是一个做串了的梦，真是太奇怪了。

后来临近中考，他中止了火车站的徘徊，回到蔷薇街。街上很热闹，电线杆子上贴了很多红红绿绿的纸，上面用毛笔字写了诗，那字颜筋柳骨，断不是常人所为。著名的天才画家方小兵路过，一时兴起，在空白处添了几笔，有些是荷花，有些是杨柳，有些是葡萄。空白处很小，但小兵在彩蛋的方寸之地已经练出了真功夫，众人一起品鉴，说他完全可以和唐伯虎媲美。后来街道主任鲍翠芬来查，带着人撕画，方小兵痛惜不已，跑出去揪着鲍主任，拼命指自己的胸口，意思是此乃方某人大作，撕不得。鲍主任给了他一个耳光，说：“你想死也找个好地方去。”

十六岁那年，男孩在蔷薇街上看见过日晕，五月略显单调的天幕上有一个黄色的太阳，太阳之外有一圈紫色的光环。他看得头晕眼花。摄影师说，这是一种自然现象，风景照里面常有的，照片拍得好的话可以刊登在摄影杂志上。方屠户叹息说：“这东西不吉利，大概猪肉又要涨价了。”

摄影师去了一趟上海，姐姐被拎了回来。男孩发现她把长发剪掉了，变成一个游泳头。这是当时很流行的发型，也便宜了理发师，基本就是个男式头。男孩已经到了懂得欣赏女性美的年龄，他看了半天说：“头发真难看。”姐姐拿出一盒磁带，指着上面一个女歌星说：“看，这个女人叫西尼德·奥康纳，她剃了个光头，而且，她一直是光头。”男孩问她为什么要剃光头，姐姐说：“因为那种叛逆的勇气。”男孩心想，成绩不好的孩子才叛逆，这个词跟你浑身没有关系嘛。

那时男孩在复习功课，迎接升学考试。男孩看见这个最头疼，不但要比成绩，还要体检。他去体检的时候，正好二十二中的毕业生也在那儿，一伙女孩对着他狂笑。但他没有在人群中找到那个叫罗佳的。

在他十六岁时至少有一个好消息——他的歪头病没法治，但似乎也不会恶化，它指向十一点整的方向，在所有的斜颈症之中，这算不上什么。男孩有一次出门被一个同样的歪头打了一顿，那家伙歪得太厉害（几乎九点整），他以为男孩在学他。打完了以后才发现是同类，他不但不道歉，还有点妒忌，说男孩这种样子应该可以伪装成正常人嘛。

姐姐回到家里发现他的功课很差，尤其数学，只要涉及解析几何他一概不会做。为了让歪头能有个好前途，她不得不待在家里帮他补课。这耽误了她的时间，日日嘲笑他是个笨蛋：平时都干吗去了，也像爸爸一样不务正业吧？男孩说：“平时叛逆去了。”姐姐说这个词你倒学得挺快的，但你没什么资本叛逆，好好搞懂你的解析几何吧。男孩就说：“像你们这种正常人，非要把自己的头发剃了，把好好的东西弄残了，才能像个叛逆。我什么都不做，站大街上就是人类叛逆。”姐姐听了有点伤感，说：“听说有个女同学陪你和方小兵玩？”男孩沮丧地说：“她二十二中的，已经不跟我玩了。”姐姐说：“看来还挺善变的嘛。”男孩说那个叫罗佳的女孩曾经见过姐姐，她来照相馆拍过照，那会儿罗佳还是个小学生，然而记性糟糕的姐姐已经完全忘记这件事了。

到了六月末，中考已经结束了，男孩哪儿都去不了，姐姐也是，两个人只能守在照相馆里，帮摄影师打杂。照例七月里都会有洪涝，这一年却很干燥，太阳一直照着，街道新铺了一层柏油，原先凹凸不平的铺路石全都撬掉，两边的栀子花也都拔了，街道显得宽而平整，自行车经过不再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这下安静了很多。

五年来摄影师一直靠着这个小店维持生计，他干得不错，至少混成了街区的名人。不过这一年来求他教跳舞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该学舞的都学会了，不想学舞的都在家里叉麻将。摄影师的固定舞伴仍是关文梨，他们出双入对，非常醒目。对于这个已经过时的历史大破鞋，人们根本懒得猜测她何时与摄影师结婚。很少有人知道给摄影师开了瓢的正是她的前夫，那个人目前就住在蔷薇街附近，每隔一段时间，他会打电话给摄影师，让他送点钱过去。

姐姐回到戴城以后，偶尔会去找那个追求她的威特儿，那会儿人们不再喊他勉子，他从外宾招待所辞职出来，去了波顿大酒店做门童。他有一个新的绰号叫“拉门先生”，这份职业比端咖啡辛苦，也更有前途。波顿大酒店有二十多层高，戴城最新的涉外宾馆，他在这里挣很多外快，每天从人手里抢过各色箱包，然后微笑着对这些人说，威尔康姆，阿里阿多，雷猴，踢不死（分别对应英语“欢迎”、日语“谢谢”、粤语“你好”和英语“小费”。）。他去火车站接摄影师和姐姐，拎着行李回到家，放下行李不由自主朝他们伸出了手，结果被嘲笑了一个礼拜。

他曾经答应过姐姐，要开一家舞厅，这个诺言对记性糟糕的姐姐来说如同罡风吹散了白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但他仍牢牢地记着。他一生的理想就是能做个老板，然后把那个大洋马顾小妍娶回家。有一度他听说她谈恋爱了，觉得很沮丧，但她的爱情竟比他的低潮期还短暂，于是他又恢复了以往的信念。

无聊而平淡的六月过去了，这条街更安静，狂风与惊涛离这儿非常遥远，没有人听到遥远的地方火车的汽笛声，没有人企图离开，没有人多说一句话。

七月的最后一天，那个叫牛蒡的诗人出现在街口，阳光炙烤着柏油路面，那儿嗞嗞冒油，散发出沥青的焦糊味。牛蒡佝偻着身体，右手反扣旅行袋的拎把，将其甩在肩膀后面，衣服被汗水浸透了，乌七八糟的长发被汗水裹着犹如一团泥浆，他的脸上还有两块明显的淤伤。街道主任鲍翠芬迎面撞上了他，她警觉地用普通话问：“找谁的？”牛蒡十分疲惫，低着头用普通话回答：“苏华照相馆。”鲍主任说：“往里走就是。”牛蒡指着墙上的美术字：苏华照相馆，向内20米，冲印彩扩艺术照。字好久没刷过，有点褪色了。他点头说：“我已经看见了。”

他很快走进来，对柜台上的摄影师说：“找顾小妍。”摄影师问：“你是谁？”牛蒡拽过一支圆珠笔，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摄影师没看明白，这种野生植物他倒是知道的，但很难和某一个人联系起来。牛蒡面露诡异的微笑，说：“我的笔名叫牛蒡。顾小妍答应来火车站接我的，可是她没来。”摄影师明白牛蒡是笔名之后，感到很生气，他心想，好端端的干吗要取这种名字，爱文学也不能这样天马行空，他为什么不叫牛粪！另外，这个戆卵脸上有一种隐蔽的傲慢，他的微笑并非礼貌，仅仅是在告诉他自己：眼前这个中年人，他什么都搞不明白。摄影师阅人无数，他不一定理解人们的古怪念头，却看得懂最细微的表情。他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牛蒡说：“我到处流浪，我是个诗人。”

笔名牛蒡的家伙，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火车，从遥远的北方来找姐姐。她从里面出来，看到他。牛蒡说：“你好，娜佳。”她说：“坏了，我竟然忘记你要来。”然后她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手：“你好，瓦西里。”

坐在一边的男孩想了起来，他就是多年前和姐姐互通信件的笔友，那个北方人凌云，很可能还是她初恋的对象，相隔四个寒暑，他们第一次见面了。

姐姐念大学以后交过一些笔友，她有写信的癖好，又染上了那个年代呼朋喝友的坏习惯。寒暑假时，他们来到戴城，她带着他们去城里的名胜古迹游览一番，还会下馆子。男孩在旁边蹭吃，顺便长长见识。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学生，并兼有其他的身份，比如青年作家、青年画家、青年歌手之类，他们通常讲普通话（这在八十年代的戴城非常罕见），迷人的风尘仆仆，令人过目难忘。偶尔也有不像话的，曾经有个相貌古怪的诗人，二十五岁已经开始掉头发了，非常狂妄地说自己要成为中国的金斯堡，然后就开始调戏姐姐。金斯堡调戏女人吗？那顿饭吃完了他就去了另一个城市。

男孩见识过这些，觉得它们与自己所处的世界完全不同，在一个固定的、封闭的地方，这些流动的人们，奇奇怪怪的，带着他们各种各样的想法，出现并消失，他们最后都去了哪里？

男孩看着牛蒡，心想这下好了，原配来了。这个比喻会让姐姐杀了他。

后来姐姐带牛蒡下馆子，把男孩和摄影师留在了照相馆里。男孩对摄影师说：“你别得罪那个人，他就是瓦西里。”摄影师记得，那年为了瓦西里的信，姐姐差点掀了桌子。摄影师说：“她的笔友都是这么邋遢吗？”男孩说：“也有不邋遢的，但这个真的特别邋遢，比金斯堡还可怕。”他们都有点担心，平时有点洁癖的姐姐，跟这个浑身酸臭的家伙在一起吃饭，吃着吃着会不会打起来。

夜里，他们在家里，听到外面一阵车铃。开门一看，姐姐坐着三轮车回来了，车上还有一个醉醺醺的牛蒡，像一块融化了的酒心巧克力。姐姐对男孩说：“出来，帮我把他扛进去。”男孩不乐意了，说：“居然把他带回来了，难道让他睡在家里？”姐姐板着脸说：“正是。”

十二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加上一顿带酒的晚饭以及三十多度的高温，没洗澡的诗人闻起来已经不太像是个人类，家里洋溢着动物园的气味。姐姐很恶心地说：“这家伙以前吹牛说自己能喝半斤白酒的，结果四瓶啤酒就这样了。”牛蒡进屋子以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肚子，脑袋低垂着夹在膝盖之间，嘟嘟哝哝，天南海北地骂，不知道骂谁，都是些没听说过的名字，后来骂的都是听说过的，摄影师吓得赶紧关门。

他太沉了，喝过酒以后更沉，他们抬不起他。家里本来就很小，没有更多的铺位给他睡，牛蒡的第一宿是躺在地坪上度过的，给他铺了一张草席，姐姐睡在里屋，三个男的挤在外间。又给了牛蒡一个枕头，他不喜欢，伸手把旅行袋拽了过来，垫在脑袋下面。摄影师看着他做完一串缓慢而僵硬的动作，说，这种习惯确实是流浪诗人，或者应该叫跑单帮的。

睡下去没多久，他起来吐了一次，还算清醒，从墙根拉过来一个铅桶，都盛在里面了。屋子里全是酸臭味，他接着睡。摄影师踢了男孩一脚，说：“给他去倒掉。”男孩说：“凭什么我去啊？”姐姐在里屋说：“让你去就去！”男孩说：“他妈的！”

后半夜牛蒡又起来喝水，他拉开电灯，摄影师和男孩又给弄醒了。他满屋子找水，后来去了厨房里，找到大水缸，用勺子捞起来喝了大概有两公升，胸口湿淋淋地又回来睡了。摄影师说：“这样会拉肚子的。”牛蒡不理会，继续躺下睡，第二天也没事，看来已经锻炼出了一个跑单帮的肠胃。

第二天白天，牛蒡保持了长久的呆头呆脑。这时男孩看清了他的模样，他的长发全部向后梳，露出一个凸起的额头，作为一个男人来说，睫毛可能超长了，显得有点多情，有点迷离。不过他的身形很壮，看胳膊上的肌肉很像是个体力劳动者，这又抵消了他眼中的迷离。男孩知道，姐姐的笔友都饱读诗书，他们出来时手里不是捧着小说就是捧着哲学（更拉风的背着吉他），好像是那个年代最基本的装饰品。然而牛蒡什么都没有，他也不爱看书，只是坐在窗口发呆，呆够了就看电视，对着电视机两只眼睛又直了。

现在这个家伙有三个名字，牛蒡，凌云，瓦西里。姐姐解释说，他的真名叫凌云，笔名牛蒡，花名瓦西里。男孩扳指头算了算，问她：“你的真名和花名我都知道，有没有笔名和他配对呢？苍耳还是猪笼草？”姐姐用北方话骂道：“滚你丫的蛋。”

摄影师问：“他为什么会有牛蒡这样的笔名？”姐姐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更古怪的都有呢。”摄影师问：“那么他发表过什么作品呢？”姐姐说：“他们自己印点诗刊随便发发，发表作品这种事情多俗气啊。”

男孩说：“我记得他比你高一届，应该还在念大学嘛。”

姐姐瞄了他一样，说：“你怎么什么事情都记得住？”

男孩对牛蒡没什么兴趣，诗人他见识过，在姐姐的笔友之中。初中时的体育老师也热爱诗歌，她是女的，有两条雪白的大长腿，用来打排球是再合适不过了，可她偏偏还写点诗，比语文老师更文艺。已故母亲厂里有个诗人，他的笔名叫杨马，在城里赫赫有名，日报副刊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然而他本人是一个宣传科的干事。总而言之，诗人可以是各种各样的，牛蒡这样的实属正常。男孩自己也有一本《朦胧诗选》，姐姐送给他的，那上边有他画的各种线条和杠杠，宛如当年姐姐的手抄歌词本。

对摄影师而言就是另一回事了，摄影师活到快五十岁没见过一个活的诗人，以为都应该是徐志摩这样的，或者比较激进些，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那种。摄影师特地留在家里，和呆头呆脑的诗人聊了几句，他觉得自己在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摄影作品，至少也该有点共同语言。他把自己的作品拿给牛蒡看，几张放大了的彩照（风景，肖像，夏天的荷花冬天的雪景，一些搔首弄姿的女性，其中居然有关文梨），诗人呆滞的脸上又露出了诡异的笑容。摄影师很生气，不再搭理他，收拾收拾回店里干活去了。

诗很危险，流浪也很危险。男孩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座城市很小，街道像管道一样闭塞，这里的人们从来不谈什么流浪诗人，如果说到诗人肯定认为是文联办公室里某个喝茶看报的——即便是这样的货色，他们觉得怪透了。只有男孩，因为看过那本《朦胧诗选》，觉得和诗人的距离很近，但并不亲，仿佛他们是一些枪手，已经走到眼前，随时都可能打爆他的头。

下午时，姐姐告诉他们：牛蒡要住在家里。

摄影师十分反感，家里太小，容不下第四个人。假如能容得下，他也许早就结婚了。摄影师对姐姐提出抗议，她建议他睡到照相馆去。摄影师不答应，问：“到底什么时候让他走？照相馆到了晚上全是蚊子。”

“你可以点蚊香。”姐姐说。

“我没问你怎么对付蚊子，我问你他什么时候走。”

“还得多住几天。”

“岂有此理。”

那年头人们出来玩，都是住在亲友家里，只有公费出差的才睡旅馆。但是像牛蒡这样，搭住在异性家里的，并且超过了两个晚上的，仍属罕见。摄影师怀着不满和猜疑，去杂货店借了一张钢丝床，搭在照相馆里。这时牛蒡终于表现了一点点教养，他说：“要不我睡到照相馆去吧。”摄影师吓死了，赶紧表示照相馆蚊子太多，不宜招待客人。那地方是他挣钱的唯一阵地，绝不能给牛蒡占领了。牛蒡又说他不想睡地铺了，能不能和男孩一起睡，男孩强烈地表示拒绝，因为他身上的味道太难闻。摄影师不得不去了方屠户家，又借了一张折叠钢丝床，专门给牛蒡睡。

摄影师招呼牛蒡一起掰开折叠床，牛蒡使劲扩胸，他成功了，摄影师的手指还在接缝处，结果那张床像一把巨型的剪刀在摄影师的右手食指上切开一道伤口，又粗又深，血流如注。他惨叫一声，把手指抱在胸口，哀怨地看着牛蒡。牛蒡说：“对不起啊叔叔。”

这算是运气，要是摄影师的手指再往里挪两公分，那就会变成一个九指。姐姐一边骂牛蒡是个笨蛋，一边给摄影师包扎。牛蒡手足无措地站一边看着，有点像内疚，也有点像看热闹的。男孩说：“食指要是切下来，就没法做摄影师了。”牛蒡讪讪地说：“用中指应该也能按快门吧？”摄影师听到这里忍无可忍，说：“中指？去你丫的中指。”

男孩白天还去照相馆，把姐姐留在家里陪诗人，两处离得不远，不必担心他们孤男寡女出什么事。即便如此，摄影师还是会让男孩时不时地回一趟家。自从有了钢丝床，牛蒡就一直坐在床上，把双脚搁在床沿，背靠着墙壁。姐姐总是坐在饭桌前面和他说话。他们低声嘀咕，好像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时也看到牛蒡洗衣服，洗好了，晾在小天井里，那里到了夏天有点背阴，但他似乎并不打算把衣裤挂到大街上去。

后来是姐姐告诉他，牛蒡不会待太久，他要去云南，路费没有了才搭住在这里。男孩问姐姐：“你想去云南吗？”

姐姐说：“要是攒够了路费，我为什么不去呢？”

男孩胸有成竹地说：“你要是去了云南，拉门先生怎么办？”

“每回说我要去什么地方，你都会说，谁谁谁怎么办。你说你有没有出息？”姐姐说，“你居然想做厨子。”

男孩初中毕业时填的志愿，一是高中，二是烹饪职校。男孩觉得做厨子也不错，那会儿发榜了，七门功课加起来四百多分，看样子不是去普通高中混一张没前途的文凭，就是去烹饪职校学习抡菜刀和勺子。相比之下还是菜刀和勺子比较实际些，然而姐姐不喜欢身边都是些第三产业的傻瓜，她觉得诗人比较不错。

男孩心想，如果你跑了，那不是流浪，有一个现成的词等着你：私奔。他吃不准姐姐是不是已经爱上牛蒡，她看起来很需要爱情。

雨一直没下，街上仅剩的几棵泡桐树，每到黄昏都晒蔫了，低垂着叶子仿佛那是一些纸片。夏季的街道即使烦闷也不至于死气沉沉，太阳横扫一切，总有意外的事情发生。有一天来了几个警察，把杂货店的老板老鬼子给逮捕了，因为他喝醉了用啤酒瓶砸了一辆无辜的汽车，他当时跑了，可是被旁观者记下了脸。押走的时候老鬼子的脑袋也像泡桐树叶一样低垂着，他老婆吓死了，把店也关了。蔷薇街唯一的公用电话就在柜台上，以前有电话打过来，找街上的谁谁，老鬼子都会冲过去喊人出来接电话，自此之后，人们总是隔着铁门听到里面有电话铃声，谁也没法接电话。老鬼子要是知道自己无意中把摄影师给坑了，他或许就不会扔出那个啤酒瓶。那以后发生的事情全都像是见了鬼。

两个男人是下午一点钟来到蔷薇街的，这是夏季最安静的时候，该上班的都上班去了，不该上班的都在睡午觉。没有人知道他们来。两个男人，一个鼻子是歪的，剃着小平头，长得孔武有力，另一个比较瘦，左眼睛大，右眼睛小，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他的右眼珠是假的。

壮的那个绰号叫强盗，他吃了很多年官司，去年刚出狱。他的前妻就是关文梨，由于她常常出没在这条街上，附近的人都知道强盗的名声，但没见过他，现在终于可以见识见识了。那个独眼的绰号就叫独眼，他原先是一所工厂里的仓管员，十年前他和同厂的关文梨过了过，不料被人告发出来，双双开除，然后强盗一拳打爆了他的右眼。后来他去做生意，赔光了本钱。如果让脑子正常的人猜，这两个家伙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估计永远也猜不出来，故曰世事难料，现在他们搭伙来找摄影师的麻烦了。

摄影师正躺在柜台后面睡觉，钢丝床上铺了一张破烂草席，他的双手安详地放在胸口，面朝天，很像一个死去的基督徒。不过当他被强盗拽起来的时候，头发蓬乱，双眼发直，这副样子已经和安详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打了很多电话，没有人接。”独眼说。

“因为老鬼子被公安局逮捕了。”摄影师整了整衣服说。

独眼说：“你该给店里装门电话，这样我们好直接找到你，你也可以挣点电话费。”

“太贵装不起。”摄影师眼珠转了转，看看门外，没一个人，这下有点放心了。他说：“你怎么找到店里来了？说好了不到店里来找麻烦的嘛。你把那东西放下——”

强盗正在参观照相馆，他像个好奇的孩子，东摸一下西摸一下。独眼趴在柜台上看照片，因为独了差不多十年的眼，他现在看东西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真要给他一个新的眼珠，他反而不习惯了。

这两个人现在都穷困潦倒，前面说过，每隔两三个月他们就来找摄影师，摄影师没奈何，送点钱过去。起初只有强盗敲诈他，后来又多出来一个独眼。独眼对此的解释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现在你在关文梨那儿最吃香，又是个很有钱的个体户，不敲你敲谁啊？

照相馆里的东西是不给随便碰的，独眼说：“碰碰又不要紧，不会发霉的。你还碰了关文梨呢。”摄影师和这两个人没什么道理可说，更不想耍嘴皮，摄影师说：“你们以后别再来了，我不会再给你们钱了。”独眼说：“又不经常来，隔好几个月才找你一次，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摄影师说：“你们这根本就是敲诈勒索。”独眼说：“因为你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如果没把柄，我们凭什么敲诈你呢？”摄影师说：“我不跟你废话了。”

这时强盗走进了摄影室，摄影师急了，那里面有器材。他从柜台里走出来，打算制止他，不料强盗从门帘后面伸出一条粗壮的胳膊，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拽了进去。摄影师夏天只穿了一件衬衫，为了不让衬衫撕坏，他只能跟着衣服一起进去了。

强盗一直没说话，他搬了一把凳子过来，坐下了。他说：“里面真热。”说完把汗衫脱了，露出一身肌肉和身上的刺青，左胳膊上有一只蝙蝠，右胳膊上比较滑稽，一只大鸭梨。只有知情人才明白大鸭梨是指他的前妻关文梨，可他为什么不刺一朵梨花呢？摄影师心想，真没文化。

强盗说：“一次一次地借钱，很烦。”他的声音雄浑低沉，每说一个字，周围的空气都会感觉到振动。沉默了片刻，他又说：“所以一笔钱买断吧。”摄影师不说话。强盗点了根烟，眼睛都没抬，抽了一口，说：“一万。”

摄影师柔声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

强盗又抽了一口烟，说：“这店值一万，拿不出一万就把店给我。”

摄影师说：“店不能给你。”

强盗抽了最后一口烟，他把这根只抽了三口的香烟扔在地上，用脚踩灭了，说：“一个星期之后来拿钱。现在你写欠条。”

摄影师终于感到，有废话总比没废话好些，至少可以拖延时间。这个简洁有力的强盗，他根本不在听摄影师说话，每一秒钟他都若有所思，然后，随时都能打过来一拳。

那天摄影师的肋骨上挨了五拳，全是强盗打的，独眼负责数数字。第一拳下去，摄影师就瘫了，第二拳之后他忍不住发出惨叫。过路的方大聪看见了，迅速跑到男孩家门口，大喊了一声：“你爸挨揍了。”姐姐和牛蒡率先跑了过去，强盗还在里面，独眼堵着门不让他们进去。牛蒡抡了一拳，打在独眼的脸上，他的假眼珠子飞了出去。接着强盗回过身来，从门里打出一拳，牛蒡闪开了，打回去一拳，两个人在店门口打了五六个回合，后来牛蒡急了，从寿衣店里抄了一根尖利的铜烛台要拼命，强盗和独眼就走了。

摄影师躺在地上，用虚弱的声音对姐姐说：“没什么事，就是没什么事，什么都跟你没关系。”

摄影师挨揍的事情本来会成为蔷薇街的头号新闻，然而那一天人们的注意力都不在他身上，甚至连牛蒡都被众人忽略。因为，远在日本的朱常勇回来了。

朱常勇并非像街上人胡说的那样在日本刷盘子背死人，他是作为劳务输出东渡去做起重机械安装的，三年期满，他攒了一堆日币回到蔷薇街。他成为街上第一个出国的、第一个回国的、最有钱的，目前唯一戴着绿帽子而不自知的，诸多名头冠之于顶。当他坐着一辆小汽车出现在家门口，从车上卸下来好多日本电器，两边全是街坊邻居，众人不但向他行注目礼，还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那神色慌张的老婆蒯红英。朱常勇意气风发，他伸手招呼大家：“同志们好。”大家都明白，整条街上只有他一个人认为自己是衣锦还乡。

瘸子老炳就住在白柳巷。屠户那时经常拿他开玩笑，他对摄影师说：“蒯红英怎么说也应该喜欢你嘛，你是单身汉，老炳也是，为什么你竟然输给了一个瘸子？”摄影师让他不要胡说八道，所谓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人家瘸子也没有来勾引你屠户的老婆嘛。

这条街上轧姘头的还有好几个，有时候摄影师也能算进去（虽然丧偶但不肯结婚，还跟历史破鞋勾勾搭搭），见怪不怪，但兔子专啃窝边草的，就只有老炳和蒯红英这一对。那时男孩已经在青春期，男女之事也知道了个大概，他在地摊上买到过专门介绍性知识的杂志，不是单纯的解剖知识，而是连性心理和做爱步骤都解释得非常清楚的，足以茶余饭后消遣。他知道没有性生活的夫妻是很痛苦的，知道女性也有高潮，知道老年人也得一个月有一次什么的。这类杂志告诉他，身怀欲望并不可耻，只要你不去害人家，自己摸摸自己也是可以的。在看完杂志以后，男孩比较同情那些没有性生活的人，老炳除外，他活该。他当时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自己爸爸也是个男人，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朱常勇回来的那几天，老炳消失了，开着他的残疾人三轮车避风头去了。那辆车子是天蓝色的，后面能坐两个人，车子的漆水很差，好多地方都生锈了。天气好的日子，他会把它开到长途汽车站，天气不好的日子，长途汽车站没什么人，他就在车上插一个雨篷，开到火车站去。他用这车子接人送人，偶尔也宰客。这是他作为瘸子的权利，如果不是瘸子，开着这种车子上街会立刻被警察拦下来。

所以他开着这车子逃走，并不是因为想逃得快点，而是因为这辆车子是他唯一的家当，吃饭的本钱。他家里没一样值钱的东西。

朱常勇完全蒙在鼓里，没人敢告诉他。这已经是八十年代末，人们稍微懂了点道理，知道什么叫“隐私”——其实也不是隐私啦，只是不想那么快地闹出人命。那几天朱常勇向街坊四邻出示了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电器，其中有一台东芝录像机深受群众喜爱，于是又回到了差不多十年前的场面，街上的人都举着凳子到他们家去看录像，并有人自带录像片，录像片随时都能放，下午直到深夜他们家都挤满了人。朱常勇很好客，派烟，安排座位，和众人聊日本风情，顺便说说在日本看到的中国新闻。配上他们家的索尼大彩电，每个人都津津有味。

屠户特地问朱常勇，接下来打算干什么。朱常勇说他马上就要辞职，他认识一个人倒卖旧服装的，从外国用集装箱运进来，再贩给中国人。这门生意很发财，他再也不想和机械打交道了。他在日本很苦，每年让蒯红英给他寄两条牡丹牌香烟，他一天抽一根烟，也捡烟屁股给国家抹黑，这么熬了下来，现在回国了要好好享受一下，每天连抽带发消耗两包万宝路！后来他又告诉屠户，现在有钱了，打算和蒯红英生个小孩，再不生就真的晚了。屠户心想，你要是再晚点回来，说不定已经有小孩了。

有一天不知道哪个缺德的带了几本录像过来，《寡妇村》、《偷情宝贝》、《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悲喜剧皆有，一伙男人把女人和小孩都赶了出去，看半天没有什么黄色镜头，于是就讨论起了轧姘头的事情。朱常勇说，像日本这种国家，女人都不上班的，白天独自歇在家里，有的是轧姘头的时间。于是大家就很同情地看着朱常勇本人，恰好蒯红英在厨房里打翻了一个热水瓶，发出一声惨叫，大家只能告辞散场，出来以后约定好了，谁要是把这件事告诉朱常勇，谁就一辈子做乌龟戴绿帽子。然后又说，他妈的，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瞒得住呢？

姐姐是从关文梨那儿知道了事情的大概，非常惊讶。关文梨终于在他们面前流下了眼泪，她说她根本不知道强盗每隔几个月就来敲诈摄影师，要不是挨了打，可能永远不知道。姐姐问，为什么不去报警？关文梨说：“强盗是个脾气很古怪的人，报警他会杀了你爸爸。”于是一伙人坐在家里发呆，中间还夹着个不吭声的牛蒡。

男孩发现关文梨也老了，她四十岁了，过早地长出了一绺白发，就在她左侧太阳穴后面。如果你从那个角度看过去，她真的就像个半衰的妇人。人怎么会一下子变老呢，甚至是摄影师的探戈也没能拯救她。

摄影师坐着，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都别管了。”

“打算写欠条？”

“我不会写欠条的。”摄影师说，“我不会再给他半毛钱。”

姐姐说：“你还有什么办法？溜之大吉？你跑不掉，你的店在这条街上。你搞不清楚，他们找你借钱，并不是为了从你这儿搞到钱，根本就是为了羞辱你。你居然也接受了，太可笑了。现在你又出名了。”她喘了口气，看看摄影师，又看看关文梨，说：“我来作主，你们结婚吧。”

男孩看着那两张哭丧着的脸，心想，哪有这样结婚的？简直就是做丧事。这一切仿佛是有人在捣蛋，夏天果然是很疯狂的，哪怕你待在家里不出门呢。

诗人牛蒡还留在家里没走。男孩听到他对姐姐说：“你家里现在这么乱，我留下来或许还能帮帮你。”姐姐说：“你少添乱吧。”牛蒡说：“我已经够乱了，如果你想杀什么人就跟我说，我替你去杀。”她听了这话，露出一脸惨笑，然后用手按了按诗人乱蓬蓬的脑袋。姐姐说：“我不杀什么人。”

于是他们等待着强盗和独眼再次出现。

在男孩的记忆中，夏季就是一道阴影，必须穿着汗衫露出他的歪脖子，曾经有那么多无所事事的孩子把他当作怪物来玩弄。夏季就像诗人和流浪一样都是危险的词，这年他十六岁，他决定为摄影师做点什么。

拉门先生在波顿大酒店门口，那个夏天戴城的旅游生意很差，他穿着红色的制服，戴着水果罐头一样的帽子，还有一副白手套，像个仪仗队的士兵，或者是马戏团的小丑。宾馆里有冷气，但他不得不站在门口，接受着外面的热辐射，汗流浃背，面带微笑。对此他无怨无悔，因为想攒更多的钱。

那一带是城市新区，道路宽阔明亮，环卫工人一丝不苟地将其扫得像外国。路旁的树是新栽的，城市最初的一批高楼在这里逐渐竖起，里面全是外贸公司。拉门先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两年之内攒够钱，开一家气派的舞厅，如果钱不够他可以去借，然后一边拉门一边经营他的舞厅。他想着这件事就像夏天昏了头的午后，被高温胁迫着发梦。也有人劝他实际点，他说这种事情本来就很实际，时代不同了，人人都想发财，但发财的机会越来越少，市区里的店面租金都涨到令人咋舌，市场正在淘汰你们这些不敢下海的人，听说很快就会有股票，你们知道股票吗？那些外国人都买股票发财。

他站在酒店门口。当时很多人为了开开眼界，都去波顿大酒店门口转一圈，都看见了他，对着他咧开嘴巴大笑。人们都觉得滑稽，那些走进宾馆的人又不缺胳膊少腿，凭什么要拉门先生给他们开门，给他们提箱子？这在劳动人民看来简直完全资产阶级。拉门先生就对他们笑笑，说：“进来呀，里面有冷气。”这些人冲着他摇头，里面太豪华了，进去喝杯水都得十块钱。拉门先生说：“Shit，乡巴佬。”

他挣钱的方式是别人学不会的，瞄准那些拎着箱包的外国人或是港澳人，纸袋子也在他的目标之列，在别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箱包已经在他手里了。酒店也有中国人，他不理，因为中国人你就是给他表演拿大顶，都不会有踢不死，中国人没这习惯。拉门先生说，这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没开化，他们刚刚离开一个打砸抢烧的世界，他们来酒店简直像他娘的避难的。

那顶该死的罐头帽子，夏天焐得他脑袋发晕，他索性把头发都剃光了。光头拉门先生也是很帅的，每到吃饭的时候，他躲在休息室里，摘下帽子，从里面掏出各种各样的零钱，一边笑，一边把钱转移到自己的更衣箱里。有时他会觉得很疲倦，坐在凳子上，把光头靠在更衣箱上，抱着他的帽子，想一会儿那个叫顾小妍的女孩。每一张零钱都是他走向她的一步，更近了，又仿佛更远了。如果他此时不慎睡着，她就会飘到空中，让他跑到一个前面空无一人的位置上。

姐姐曾经去找过他，她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里，穿着他送给她的蓝色连衣裙，无聊地晃动着膝盖。拉门先生说他进去换件衣服，过了一会儿他跑出来，露出一个青茬光头。姐姐心想这也太过分了，比谁头发更短吗？不过总比戴着罐头帽子好看些，她根本不知道那顶帽子的功用。

她来找他借两千块钱。拉门先生给自己点了根烟，费劲地抽了一口，问：“是不是给你新男朋友啊？”

“你怎么知道的呢？”

“你弟弟都告诉我了。”

姐姐说：“是啊，是给他的。我找不到人借钱，只能来找你。不过他不是我男朋友。”

拉门先生又高兴了，他说：“我只有一千，给你，不用你还了。”

姐姐说：“给一千我还得再找人去借，不高兴费事了，两千块你拿得出来的，都给我。我会还你的。”

这时拉门先生把香烟搁在烟缸上，站了起来，他盯住一个走进大堂的人，此人怀里抱着一个袋子。拉门先生友好而敏捷地试图抢过袋子，此人操着一口粤式普通话气急败坏地说：“别抢啦，这是我刚买来的古董，瓷器啦——”拉门先生说：“林先生，我帮你拎上去。”林先生说：“求求你不要帮我拎啦，你都已经下班了啦，我给你小费啦。”就这样，拉门先生又得到了一张零钱，这次他真的走向了她，得意忘形地伸手摘帽子，发现脑袋上是空的，他就把钱塞进了裤兜。

姐姐说：“就这样挣钱？”

拉门先生有点不好意思了，说：“我们这儿都这样挣钱。还有更过分的呢，我有个同事被外国人直接带走了，做人家男朋友去了。”

姐姐说：“外国女人到中国来找男人？”

拉门先生摇头说：“那个外国人也是男人。”

姐姐看着他，想起从前，他还在外宾招待所端咖啡的日子，那时他还年轻，当然现在的他依然年轻，但他不会再给她端咖啡了，也不会再吹着口哨穿着花色的夹克衫跟在她身后。他那身制服实在是太像马戏团，仿佛是心花怒放地甘愿承受一种羞辱，再将其转嫁到一切其他人的头上。他不自知，他只是一个门童，你给他说什么诗啊、流浪啊，他都不懂。他只懂钱。钱就是他的梦想。

当初拉门先生还真跟着她去过大学，未经邀请，在里面晃了几圈，很快就有一种挫败感。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拉门先生甚至还跟着她在教室里上课，他穿得比大学生时髦多了，眼神轻佻，有点犯贱，一看就是来混事的。他在食堂跟着她排队打饭，后面的女生嘲笑他：“哪儿来的社会青年啊。”人家可能是开玩笑，却触到了他的痛脚。后来他自感羞愧，再也不来了，时不时写个信给她，也是言辞乏味，夹杂着一些错别字，信纸信封都是宾馆里的。她拒绝回信，于是他只能在寒暑假的时候出现在照相馆里，即便如此，她还是躲着他。

拉门先生不知道她的想法，以前他觉得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了，后来又推翻了这个想法，觉得世界大同，不应该自卑。其实那会儿姐姐真的觉得，人与人的世界是不同的，大学生和门童是有差距的，这种差距随着经验与时间，会不断地拉开。拉门先生身上有一种奇怪的自信心，觉得自己超前，大学生也好，有钱人也好，其实都不算什么。如果姐姐说他的梦想只是钱，他一定会眨着眼睛说，我梦想的钱比你所估计的还要多，另外，并不是每个有钱人都会愿意给你造一个舞厅的。可是她并不说，他只能认为她就是爱上别人了嘛，这件事很伤脑筋。他现在一文不名，等他做了舞厅老板就不一样了。

拉门先生看着她的蓝色连衣裙，心里又欢喜又凄凉。衣服有点旧了，这两年他没机会给她买新衣服。他当然不会想到，姐姐这么打扮纯粹是为了顺利借到两千块。他说：“明天我把钱给你送过去。”

“不用，我来拿钱。”姐姐终于有点露怯，生怕他冒冒失失来到蔷薇街上，可能会引发一场恶战。那地方现在已经是硝烟滚滚了。

男孩找到拉门先生是说另一件事。

“我爸爸被强盗打了。”

拉门先生坐在休息室的凳子上，哼着他的歌：“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多么辛苦了，妈妈妈妈快坐下，让我亲亲你呀，让我亲亲你呀……”他从更衣箱里掏出钱，数了一遍，对其中的大额钞票凌空一吻。男孩心想这个人真是堕落得不像话，以前还会唱唱“莫妮卡”。男孩说：“强盗打我爸爸了。”

拉门先生这才听见他的话，说：“报警啊，抢走了多少钱？”

“那个强盗不是强盗，他绰号叫强盗。”男孩说，“他是关文梨的前夫。”

“啊，就是那个一拳打瞎姘夫眼睛的人。我早就跟你爸爸说过，别惹那个女人，他长得那么帅，什么有钱女人找不到啊？前年碧波饭店的女老板还说要嫁给他呢，现在好了，人家自己养小白脸了。”

“那个打瞎了眼睛的独眼也来揍了我爸爸。”男孩说，“还让他写一万块的欠条。”

“够乱的，这都什么事啊。你让他报警，敲诈勒索罪。”

“关文梨说如果报警，强盗会杀了我爸爸。”

“也是啊，社会上这种不要命的、破罐破摔的人最讨厌。”拉门先生说，“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那么欠条到底写了没有？”

“没写，我爸爸挺住了。”

“那一定挨了不少打吧。”拉门先生叹了口气，“过两天我去看看他，打成什么样子了？”

“肚子上挨了好几拳。”

“那算个屁啊。”拉门先生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说，“那一年，我被康乐他们一伙人把鼻梁骨都差点打断了。不过考虑到咱师傅快五十了，我还是应该去看看他。”

男孩说：“我可不是来找你去安慰他的，我要去和强盗谈判，你陪不陪我去？”

拉门先生这才把钱都揣进了口袋，想了想，又掏出一张十元，塞进男孩的裤兜。他坐在凳子上，稍稍仰视着男孩。男孩很瘦弱，虽然也十六岁了，个头比同龄人矮了半截，他身上的残疾更不用再多说。拉门先生拍了拍男孩的胳膊说：“你去会吃亏的，我去也是。这种事情不是你该管的。”

男孩说：“你要是不去，我自己去。”

他甩开拉门先生往外走，听到后面跟上来的脚步声，心头暗喜。拉门先生说：“恭喜你，顾小山，你发育了。”

于是那个晚上他们走到强盗家门口，男孩事先打听好了，敲开门，里面点着一盏灯泡，强盗和独眼都在灯下，收音机里播放着评弹，咿咿呀呀地唱着。男孩只说了一句话，独眼就跳了起来，照着男孩脖子上拍了一巴掌。拉门先生打算劝开独眼，双方抵在一起，力量不相上下。强盗走过来照着男孩的脸上打了不轻不重的一拳，他倒在地上。强盗又照着拉门先生的脸上打了很重的三拳，拉门先生被独眼揪住了，躲不开，挨了三拳之后满脸是血地逃到了街上。过了一会儿男孩也被扔了出来。里面的评弹还没唱完。

拉门先生脱下衣服捂住脸上的伤处，很镇定地说：“其实就算不打你，你也谈不出个什么名堂，现在知道厉害了吧？我白陪你挨打了。”两个人一起往回走。男孩忽然觉得心里透明透明的，挨打显然是意料中的事，他上门就是来找打，而不是什么谈判。的确如拉门先生所说，谈得出什么名堂？他仅仅是想体验一下挨打的滋味，摄影师当时所遭受到的羞辱。如果身体条件允许，他也会一拳抡回去，体验一下什么叫斗殴，但他活到十六岁并没有获得这种机会，哪怕一次。

拉门先生看了看衣服上的血迹，说：“刚拿走两千，又打破了相，我最起码半个月不能上班，再加医药费，三千块钱白挣了。”

男孩后来回想起来，自己这一生中很少有冲出去找碴的激情，体内有一股属于十六岁的怒火，虽然他残疾而瘦弱，火仍然存在。不过他确实找错了对象，他应该找个十二岁的小孩子，而不是强盗。

拉门先生挨打的事情，男孩偷偷告诉了姐姐，姐姐想了想说：“以后别去招惹那个戆卵。”男孩说：“不去了。”姐姐说：“我说的是陈勉，不是强盗。强盗你爱找多少次就找多少次。”男孩说：“你对勉子也太残酷了。”姐姐说：“你懂个屁，要是不这样，他哪能死心？”男孩想到了罗佳，说：“你们女的对自己不喜欢的男人都很残酷，可是这些男人呢，往往都很仗义。你那两千块钱还是他借给你的呢。”姐姐说：“我会还给他的。”

牛蒡拿到了那两千块，这是一笔巨款，顶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足够他从戴城玩到云南，再从云南折返回去玩到黑龙江。流浪就是玩。男孩心想他这下可以走了，然而没有。他拿到钱时对姐姐说：“这笔钱我恐怕很难还给你了。”姐姐说不要紧。诗人把钱揣进口袋的时候，连数都没数，也没有写任何欠条。

下午姐姐出去了，下起一阵大雨，她可能耽误在什么地方。男孩睡了个午觉，起来看见牛蒡坐在钢丝床上，仍保持着那个姿势。床就像一块舢板，他是舢板上的漂流者，而大海又在何处？男孩心中有点恶毒地想，这丫最好是坐着钢丝床直接漂出去，拉倒。

雨还在下，屋子里凉爽了，男孩正眼打量牛蒡，他换了个姿势，有点像打坐。男孩很突兀地问他：“你写诗吗？”

“有时候写诗。”牛蒡说。

“你写什么诗呢？朦胧诗吗？”男孩继续问。

“我不写朦胧诗。”牛蒡说。

谈不下去了，男孩心里想，他很傲慢，根本不屑于和我说话。在拉门先生身上是绝无此种气质的，即使是他最看不起的乡巴佬，也会凑上去和他们聊几句，向电影里的首长学习。俗气归俗气，到底还是亲切的。过了一会儿牛蒡问他：“你去找过那个叫强盗的人了？”男孩点头。牛蒡说：“你应该带我去。”男孩学着他的傲慢，说：“你去也打不过。”于是牛蒡也觉得谈不下去了，低头用手摩挲着脚背。

男孩说：“你什么时候走？”

牛蒡说：“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男孩说：“我们这儿的事情你不用多操心。”

牛蒡摇摇头，不是否定男孩，而是像眼睛里迷了砂子，快速地摇一下，又摇一下。男孩始终搞不清这个人，这个人到底在动什么念头，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些问题都很费解。牛蒡说：“我差不多是该走了，你们这儿太热，我很不习惯。不过我要去的地方，比这儿更热。”他说完这些就不再说话了，转头看看外面的雨景，街上的积水正在一毫米一毫米地爬上台阶。

后来过了一些年，男孩才明白，自己那天在牛蒡的身上看到了什么。他始终坐在钢丝床上，背靠着墙壁，这副样子太像是坐牢了，他的脸上凝集着一个人青年时代所有的愤怒、沮丧、悲伤和迷惘，还有因此而蒙受的羞辱，它们像多种建筑材料涂抹在一起，最后成为一块呆板的灰色水泥墙面。男孩看着那张脸，有时候你在水泥墙上也能看出人脸的轮廓，近似抽象画，越看越真，转瞬之间又恢复了水泥本色的那种幻觉。

朱常勇家还在放着录像片，无聊之极的牛蒡也去看录像，诗人气质总是与众不同的，长发飘洒，沉默不语，当他看录像看到沉思的时候会显出一种忧郁的表情。别人问他：“你是谁啊？”他就用普通话回答：“顾大宏家的外地亲戚。”别人说：“大热天的来探亲啊？”牛蒡说：“正好放暑假嘛。”于是人们知道这是个大学生。

这引起了街上一些姑娘的注意，比如在轴承厂上班的丁梅，她一直声称要嫁给一个有文凭的，但是轴承厂有文凭的青年都不爱搭理她，她本人除了轴承厂又不知道该去哪儿物色一个有文凭的，看完了录像片，她就决定爱上牛蒡。过了两天丁梅的姨妈来打探情况，先去了照相馆，找摄影师问讯，后者心情恶劣，不想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丁梅的姨妈更好奇了，直接闯到他家里，看到牛蒡呆呆地坐在钢丝床上，上身是一件红色的汗衫，有星星点点的破洞，下身是一条田径短裤，露出毛茸茸的腿。他静静地抽着烟，把烟灰弹在床底下，顺手挠了挠大腿内侧。丁梅的姨妈走进来，先问牛蒡：

“你是哪儿的人啊？”

“东北人。”

这算是歪打正着，丁梅的姨妈想起摄影师是二毛子，又问：“家里户口是城里还是农村啊？哪个大学念书啊？以后去哪儿工作想好了吗？”

牛蒡又露出那种诡异的笑容，不过丁梅的姨妈没看到，她继续追问：“有女朋友了吗？”牛蒡横了她一眼，没有作答，把右手指缝里的香烟再次塞到嘴里，吐出一个灯泡大的烟圈，注视着它向上扩散飘荡。丁梅的姨妈也跟着一起看，好像两个人在看焰火晚会，忽然牛蒡大力吹气，把那烟圈吹散了。丁梅的姨妈猛地回过神来，觉得冷飕飕的。她很识趣地退了出来，到街上遇见屠户，低声抱怨说：“顾大宏家里那个亲戚，长头发的，简直像根木头，不对，像冰块。我们家丁梅要是跟他谈朋友，肯定没有共同语言。北方人都那么呆头呆脑吗？”

屠户也低声说：“什么他妈的亲戚，那明明是小妍的男朋友嘛。你连这个都看不出来？不过呢，你刚才有一点说错了，我要纠正你——你居然说一个大学生和你们家丁梅没有共同语言，简直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于是，第二天下午街道主任鲍翠芬来到照相馆，告诫摄影师：“未婚同居是非法的。”摄影师想半天不记得自己和关文梨同居过，脸涨得通红说：“我哪有？”鲍主任说：“你误会了，我指的是你们家那个长头发的，小妍的男朋友吧？”摄影师说：“谁说的？”鲍主任索性把屠户供了出来。

摄影师告诉鲍主任，那个家伙是乡下亲戚，不是姐姐的男朋友。鲍主任不信，让登记名字。摄影师说他叫牛蒡，鲍主任就信了，不是乡下亲戚不会叫这种名字。鲍主任又让摄影师带着，去看了看牛蒡，那位正好在睡觉，懵懵懂懂地竖起来，看见摄影师对他狂眨眼睛。鲍主任说：“你这个乡下孩子，该去剃个头，太邋遢了。”对于这种构陷，牛蒡非常愤怒，等到鲍主任走了以后他索性扎了个小辫子，在蔷薇街上逛了一圈，那天姐姐不在，人们都觉得这傻瓜有点神经不正常，从清朝以来他们就没见过男人扎辫子的。

男孩家里洗澡都是盆浴，用一个非常重的大木盆，放在里屋。里屋充当洗澡间，没有下水道，洗好了必须用一个白铁勺子把水舀进铅桶，倒掉。蔷薇街上的各家各户都是如此，但别的男人夏天至少可以穿条短裤站街上冲凉，这家的男人，一个太丑，一个太美，都不想去招惹是非。洗澡犹如苦力，毫无享受可言。每逢夏天，家里有个规矩，三个人轮流洗澡，每天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倒水。因为倒水很辛苦，洗好了以后不免又搞得一身臭汗，所以由专人负责比较划算些，出汗也就出一个人（这个人当然是最后一个洗澡）。姐姐不想干这个，就给男孩两块钱，替她服徭役。自从牛蒡来了，徭役的事情责无旁贷地交给了他。他跟着一起洗盆浴，洗完之后还必须按照姐姐的要求，用消毒水把木盆里外擦干净，饶是如此，还是觉得不太卫生。牛蒡自己也受不了，忍了几天，他终于拒绝盆浴，黄昏时拎了一桶水到街上去洗淋浴。这家也出了一个敢于在街上洗澡的男人。薄暮之下，路灯照耀，各家的男人穿着三角裤稀里哗啦，交情好的还互相搓背，挠个痒痒什么的。忽然听见方屠户尖叫起来：“啊！有个女人也在洗澡！”

一群穿短裤的男人跑过来看热闹，后来发现不是女人，是牛蒡，他湿漉漉的长发贴在背上，他细长的身体和三角裤，难怪猎艳高手方屠户看走了眼。众人一起嘲笑老方，然后抱着胳膊欣赏牛蒡，忽然发现方大聪幼小的男根起了某种变化，有好事者从后面一把捋下了大聪的短裤。大聪刚刚进入发育期，尚不懂得保护自己，很无知地说：“为什么我看见男人也会翘鸡鸡？”被羞愧的方屠户一脚踢进了屋子。

牛蒡弯腰，做了一个正面大甩发的动作，只有京剧里才看得到的那种。一头湿发啪的抽在自己后背，露出他的青面獠牙，大骂道：“操你妈逼，看什么看？”众人齐声呵斥：“这乡下小子，太没规矩了。”牛蒡骂道：“我他妈的是省会城市来的，你们这群三级城市的大傻逼！一群神经病！”

这下所有人都感到羞愧了，蔷薇街民风淳朴，从来没见过这么骂人的，蔷薇街骂人都是拐弯抹角的，从来没有像牛蒡这样，把热气腾腾新鲜出笼的大傻逼端到众人面前。众人讪讪地继续回去洗澡，顺便嘀咕牛蒡这家伙到底什么路数，居然这么嚣张。

牛蒡洗好了，很舒服地坐在门槛上，一边抽烟一边晾干他的头发。男孩很费劲地搬出浴盆，听到里屋的姐姐在笑，黄花大闺女不好意思出来看男人洗澡，听是都听见了。姐姐对男孩说：“你也出去洗吧，你连强盗都不怕，还怕这个吗？”男孩咬牙横心，也拎了一桶水出去，再回家脱剩一条短裤，冲到街上，鬼头鬼脑看了一圈，然后蹲下来用毛巾蘸着水把自己弄湿。屠户大笑：“这他娘的才是女人洗澡呢。”男孩嗷的喊了一嗓子，站起来拎了水桶把自己从头浇到脚，这时听见身后的牛蒡在鼓掌。

摄影师并没有结婚，摄影师很讲究尊严，即使他想结婚也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被人赶着上架。话说回来，娶了关文梨，强盗就不来了吗？摄影师心想，这真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垃圾的货色。

挨揍以后，关文梨每天下班都会来一趟，文具用品商店五点半打烊，关文梨从那儿走过来花二十分钟，五点五十分左右她出现在苏华照相馆门口。看见他好好的，她就很放心，每天她都会花十五分钟劝摄影师到乡下去避避，摄影师一言不发。关文梨说，强盗一定会再来的。

有一天他们又去跳舞了，这很危险，强盗和独眼有可能在路上等着。但摄影师觉得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过够了，他必须出去放松放松。

他们去了一家新开的舞厅，在角落里跳了一会儿。挨揍以后摄影师拒绝谈论这件事，现在他身心放松，关文梨说：“我去找过强盗一次，独眼也在。”

摄影师说：“你也去谈判吗？”

关文梨说：“我现在想到这两个人就觉得恶心，想到从前也恶心，我二十多岁的日子现在想起来就是一场噩梦，当时还不知道的噩梦。一看见这两个人，我连谈的力气都没有了，赶紧逃走了。”

摄影师说：“这两个人为什么会搞在一起呢？太奇怪了。”

关文梨说：“强盗出狱以后找不到工作，去一家舞厅给人看场子，独眼恰好在舞厅里卖门票，他除了收账不会干别的。两个人遇到了，就合起伙来。强盗也想盘一个舞厅下来，转让金很高，他钱不够，到处敲诈，据我所知不止你一个。以前是零敲碎打，这次大概要一笔整钱，就来找你要一万块。”

摄影师说：“开舞厅有什么好玩的，这么多人都想开舞厅。”

关文梨说：“我们老板说，歌舞厅这种娱乐场所现在很挣钱的，不过都是黑门，不是流氓开不成。”

他们跳了几支舞，忽然冲进来一群人，手里拿着棍子，把音乐按掉了，对舞客们说：“没事的都滚出去。”然后乒乒乓乓砸东西。摄影师带着关文梨走到外面，说：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怎么才能甩掉那些沾在鞋底上的垃圾呢？总不能把鞋子一起扔了吧？关文梨听懂了他的话，说：“你把我比成鞋子？不知道我最讨厌这个比喻吗，但是我原谅你，我要是早点和你结婚就好了。”摄影师说：“我没有把你比成鞋子，我才是那只鞋子。”

第二天早上摄影师接到了一个电话，打到解放路口的一家杂货店，杂货店的老板本来不想来喊摄影师，但对方一报自己的名头，杂货店老板就认倒霉了。他走到照相馆门口，对摄影师说：“强盗找你。”摄影师想了想，换了身干净的衬衫，把照相馆的门锁了，不紧不慢地跟着老板走过去，接了电话。

他对强盗说：“约个地方，我现在就过来……没错，我一个人过来。”

然后他挂了电话，在杂货店买了一包烟，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这件事发生的前一晚，也就是摄影师约关文梨跳舞的时候，朱常勇终于知道了蒯红英和瘸子老炳的奸情。

事情是方大聪说出来的，大聪已经到了什么都明白又什么都不明白的年纪，他知道搞姘头的意思，也知道事情闹出来会出人命（他爸爸就差点被人卸了），唯独不知道出人命意味着什么。他就盼着出人命。大聪用十三岁少年特有的成熟口吻告诉朱常勇：“你老婆被瘸子老炳操了。”

朱常勇在一阵五雷轰顶之后问大聪：“什么时候的事？”

大聪说：“他们天天操。”

于是人们看到朱常勇冲到白柳巷，一脚踢开瘸子老炳家的门，里面空空如也。于是他又冲回家，一脚踢飞了自己家的门，先给了蒯红英两个大嘴巴，然后抄起了菜刀。蒯红英撒腿就跑，朱常勇穿着拖鞋在后面追。那会儿正好是晚上八点，很多人在乘凉，还有冲澡的，眼睁睁看着他们穿过蔷薇街，跑上了解放路。众人叹息，这下要出人命了，但愿蒯红英知道往派出所跑。不料她在解放路绕了个圈子又跑回了蔷薇街，拿刀的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骂：“我在日本卖血，你在中国偷男人。”蒯红英狂叫不休，当他们跑过屠户家的时候，方大聪兴灾乐祸地对朱常勇说：“老炳操她的时候，她也是这么叫的，我都听见的。”屠户转身给了大聪一个耳光。

一群男人架住朱常勇，他脱力了，对屠户哭诉：“为什么她要搞一个瘸子？为什么？”屠户心想，原来你只是因为他瘸才觉得伤自尊啊，如果非要解释，那是因为瘸子有车，跑得快，换了我还真跑不过你。为了表示同情，他回过身又给了方大聪一个耳光。

蒯红英最后还是去了解放路派出所，在那里她交待了自己过去不检点的行为，然后她告诉警察，这个朱常勇是变态流氓危险分子，他从日本带回黄色录像片，晚上关起门来他偷偷看录像，有一次瞄见他抽屉里藏着一把手枪，都不知道怎么过海关的。做笔录的警察立刻把这件事上报上去，领导觉得问题很严重，当晚把蒯红英留在了派出所。第二天中午调集了四十多个警察，一脚踢开了朱家的大门，那门已经让朱常勇踢坏了，但警察不管，踢门表示他是个相当危险的犯罪分子，踢开了，冲进去按住朱常勇，随即缴获了黄色录像带和一把地摊上的玩具枪，世界又恢复了和平。

于是蒯红英终于可以和老炳生活在一起了。

牛蒡直睡到中午，起来发现家里没人。那会儿男孩和他姐姐发现照相馆锁了门，回家拿钥匙开门进去一看，摄影师不在，就去找关文梨，关文梨带着他们四处打听，谁都不知道摄影师去了哪里。他们回到照相馆商量事情，后来警察占领了整条街。

牛蒡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鲍翠芬主任，带着一个小伙子，牛蒡不认识他，他叫季国华，绰号猫脸，联防队的。鲍主任说：“跟我走一趟。”牛蒡伸出头去一看，一群警察正匆匆赶来，他慌了一下。猫脸很敏锐地觉察到了，猫脸在做联防队员的时候练就了一身功夫，任何微小的彷徨、焦虑、恐惧、躲闪，都可以在他的眼睛里放大。其实那天鲍主任只是想带牛蒡去居委会登记身份，路上遇到猫脸，顺便喊了过来。那群警察是来抓捕朱常勇的。

猫脸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别去居委会了，先跟我走一趟派出所。”他伸手来拽牛蒡，牛蒡飞起一脚踢在猫脸的肚子上，后者被踢闷了，倒在地上没喊出声来。鲍主任回过神来的时候牛蒡已经跑出去五十多米。

街道的两头都堵着警察，鲍主任大喊，警察看到了牛蒡。牛蒡又跑了回来，跳上一块水泥洗衣台，接着他就蹿上了屋顶，沿着屋脊像踩平衡木一样碎步快跑。他打错了算盘，上了屋顶太醒目，而且没那么容易下来。警察听说联防队员被踢倒了，也很生气，指着屋顶上的牛蒡说：“别费事了，你往那边跑，到头里转个弯就是派出所，跑个屁啊。自己乖乖的下来把事情说清楚。”

牛蒡站在屋顶上才发现周围有那么多警察，全是橄榄绿，圆形大盖帽，远处还有警车。往哪儿跑都过不去，最多跳到谁家院子里，不小心的话可能直接落到井里去。他站在屋顶上不肯下来，警察更生气了，搭了竹梯想爬上去，被牛蒡踹翻了梯子。这就算拒捕了。警察说：“好，有种，这小子以前肯定是犯了事的。”

男孩和他姐姐本来是在照相馆里，听说抓朱常勇，很好奇地围观了一下，忽然听见自己家那边传来动静，有人告知：快去看看吧，你们家那长头发的被警察撵上房了，今天真热闹。姐姐跑了过去，男孩跑得慢了点，到那儿两个人都被警察拦住了。远远的，男孩看见牛蒡坐在高处，有几个警察从他的正面爬上屋顶，牛蒡没吭声，也没动，警察踩着瓦片歪歪斜斜地走到他眼前，抡起手铐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反手铐住了，像沙袋一样运了下来。当他落入一堆橄榄绿之中时，猫脸发出尖叫：“把顾小妍也抓起来，把顾大宏他们全家都抓起来！”

男孩惊恐地往后退去，忽然觉得肩膀被人按住。他回头一看，摄影师站在那儿，不，那已经不再是摄影师，那只是穿着摄影师的衣服，并且连衣服也是血迹斑斑的一个人，他原先那张英俊的脸现在变得像猪头一样，两眼肿成了一条线，半个耳朵撕裂了，额前的头发少了一片。男孩吃惊地看着他，他无力地张开嘴，吐出了一坨血块。

男孩伸手拽了拽姐姐，姐姐回过头，从牛蒡转向摄影师，一瞬间她的眼睛从绝望变成死灰。她想杀人。

然后他听见牛蒡喊道：“我是一个逃犯，跟他们家没关系，他们谁都不知道！”

男孩觉得世界是倾斜的，一头喧嚣，一头沉默。当他坐在派出所，有个态度比较和气的老警察向他征询情况，他糊里糊涂地说：“是强盗干的。”警察说：“什么强盗？那个凌云是强盗？”

男孩说：谁是凌云？哦，你说的是牛蒡。他是一个诗人，笔名叫牛蒡，不过我没见他写过诗。你说他是逃犯，我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我全不知道。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我爸爸，他是被强盗打成这样的，你们为什么还不去把强盗抓起来？强盗，他不是强盗，绰号叫强盗，他是关文梨的前夫，我可以带你们去他家。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警察说：“你爸爸说他自己摔的。”

男孩说一个人怎么可能摔得连耳朵都撕裂了，摔到绞肉机里去了？警察说：“当事人不报警，我们没有办法。还是说说凌云的事情吧。他是你姐姐的朋友？”

“我什么都不知道。”男孩厌烦地说。

这是他第一次踏进派出所，心里不由奇怪，住在这条街上很多年，竟然从没来过这儿。普通人若经常出入于派出所，绝非吉祥之兆，第一次踏进派出所既做了被告也做了原告，这仿佛更滑稽。他近似拒绝地扭过头，从窗口望出去的视界很狭小，一堵墙，细长的蓝天，大片的青苔。坐牢能看到的不会比这个更多了，你必须长久地看着它，把每一天变成每一分钟，把每一只蚂蚁看成是每一个人。男孩那时还年少，对监狱的理解还停留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境界，不知道那里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他问警察：“牛蒡到底犯了什么罪？”警察没回答他，收拾起东西走了，于是他一个人坐着，面对一张空空的办公桌，出奇的安静，好像核武器爆炸以后的末日，只有头上的吊扇还在缓慢地运转。

快到黄昏的时候，有一个女警察走了进来，对他说：顾小山，在这份笔录上签个字，你可以先回家了。

他挪出屋子，沿着走廊缓慢地向前，眼睛瞄向每一扇窗户，试图从中找到牛蒡。然而没有，只看见之前那个老警察无聊地靠在椅子上，敲打着他的圆珠笔。正一下，反一下，很像庙里敲木鱼的和尚。下午的太阳正在变身为夕阳，男孩走到派出所门口终于明白，牛蒡是被押到公安局去了。相比之下，歪头顾小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脚色，年方十六，委琐困顿，世界末日之后遗留下的生物品种。

经过照相馆时看见门锁着，他独自走回家，用钥匙捅开门，发现摄影师在里面坐着，关文梨的两个眼睛肿得不比摄影师逊色多少。男孩说：“怎么不去医院？”

关文梨说：“去过了，没有内伤，就回来了。”

男孩问：“为什么不报警？”

关文梨看看摄影师，摄影师含混不清地说：“不用了。”

男孩走过去看了看，摄影师除了耳朵缝了几针之外，其他地方未作任何包扎。看上去像一只白天打瞌睡的猫头鹰。男孩心想，他能带着这么个大脑袋回到蔷薇街已经不容易了，不知道怎么撑下来的，他比姐姐还爱面子，好看了一世终于被人打成这样，在他回家的路上想必是不知道自己的模样，进家门照了镜子是彻底明白了。一瞬间，男孩心里既同情又怨恨他，跑到厨房拿了菜刀往外走。摄影师呆呆地看着他，已经丧失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是关文梨跑过来拦住男孩。

男孩说：“你让开。”关文梨说：“你也冷静点。”男孩大吼道：“你他妈的快给我滚开你这个臭婊子——”关文梨不理，只一下就夺过他手里的菜刀。他很软弱，几乎是自动缴械，眼泪不争气地涌了出来，他心想自己终于成了一个凶狠的怪物，街上孩子最害怕也最乐于嘲笑的那种。

他抹了一把眼泪，对他们说：“我去等我姐姐。”然后他走到街上，夕阳已经成形，落在远处的屋顶上。下班时的自行车铃声很密集，很清晰，有个女人对自己家的男人在喊，告诉你，今天好多新闻啊。他撩起汗衫擦了擦眼泪，索性把汗衫脱了，赤膊往巷口走去。

后来男孩知道，那天早晨摄影师去了强盗所在的舞厅，独眼把摄影师领到地下室。那里只有一张凳子和一堆垃圾。强盗就坐在凳子上，对摄影师说，欠条要是没带，现在写也来得及，独眼已经替你写好了，你签个字就行。

摄影师说我不打算写欠条，我这辈子没找任何人借过钱（开照相馆那会儿不算，故此可以看作是嘴硬）。强盗说，我和你正好相反，我这辈子没还过钱。独眼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你看我就是眼睛没了。摄影师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毛病，一个男人要有点气节，被人打瞎了眼睛还给人跑腿，吃点残羹剩饭，这值得吗？独眼笑了，说你嘴硬啊，反正打瞎你一只眼睛你还能继续拍照是不是，看来得把你舌头一起割了才行。摄影师说，我随便了，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然后他们开始打他。摄影师一开始比较清醒，记得强盗是用鞋底在抽他的脸，强盗一边打一边悠然地说，我不会弄死你的，那样我还得去坐牢，我要把你打得永世难忘，你不是好看吗，关文梨就喜欢你的脸，那我让她喜欢喜欢。然而独眼一直在撺掇，打死他。打过一轮之后，强盗说，写不写欠条？

摄影师说老子不写，操你妈的逼，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敢杀人的吗？

于是这么打了三轮，从早晨打到上午，摄影师的脸已经没处再下手了。后来强盗真的打累了，天气很热，摄影师跪在地上，脑袋像一个剥了皮的番茄。摄影师神志不清，完全靠意志力支撑着，好像一个打到了十二回合的职业拳击手，就等着铃声响起，然后按点数判输赢。如果能坚持到最后，他还真未必输掉。独眼走过来摸了摸，说，有水平，打得真够好看的。强盗说，世界上有两种打法，一种是看不出外伤就把人打死了，还有一种是打成了猪头但其实一点事都没有，今天他选择第二种打法。独眼说还是你高明。强盗给自己点了根烟，说，我打不动了，你打。这时摄影师崩溃了，大概没人能受得了拳击比赛还有加时赛的，他说，别打了，我写欠条。

摄影师签字，强盗把摄影师的手指按在他自己脸上，然后搬到欠条上按了个血手印。强盗把欠条收了起来，这时独眼忽然对强盗说：哈，你完蛋了，我最多拘留几天，你就等着判刑吧。说完拔腿就跑。强盗愣了一会儿，对摄影师说：操，我要去宰了那个独眼。说完也走了。

摄影师一个人走出地下室，晃到街上。中午街上没人，舞厅还没开张，他从裤兜里摸出香烟，给自己点了一根，坐在马路牙子上。很奇怪，没有人注意到他，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样子，脸完全麻木，耳朵也塞住了，只知道衬衫上全是血和灰尘，混在一起成了暗红色的。街上连一辆三轮都没有，摄影师把烟从嘴唇上撕下来，带着一块血痂。他心想自己真是够混账的，既然写了欠条，又何必送上门挨打呢。想来想去，只有方屠户才是这种戆卵，但方屠户也不曾被人揍成这样。他又安慰自己，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先挨打再写欠条——不挨打谁会写欠条？挨了打谁会不写欠条？这很像历史使命。

然后他就像喝醉了一样晃回了家，看到很多人在逮捕朱常勇以及牛蒡，很多很多人，他想退回去但是没有了力气，于是他这张脸就此定格。

姐姐的问题比较严重，她是从公安局回来的，走到巷口看见男孩。他打着赤膊，把汗衫搭在肩膀上，正在路灯下喝汽水。天已经黑了，她非常疲惫，伸手拿过男孩的汽水喝光，说：“爸爸怎么样了？”

“脸肿了。”男孩说，“没有内伤。”

姐姐说：“肿的定义不是这样的，他都快被打成镇关西了。”

男孩说：“派出所的警察对我说，你要是不老实交待，就把你送去劳教。你会去劳教吗？”

姐姐悲伤地说：“我没有不老实交待，可是也交待不出什么东西。”

男孩说：“你从一开始就知道牛蒡是逃犯吧？”

姐姐没回答，一抬手把汽水瓶子抛向了远处，男孩期待着它发出爆裂声，但是没有，它直接飞进了草丛。两个人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觉得很无趣，难道那汽水瓶子还会从草丛里跑出来要求他们再扔一次吗？

男孩说：“你不如老鬼子，他一个啤酒瓶砸烂了小汽车的挡风玻璃，旁边有人在拍照他还起哄。”

姐姐说：“是啊，这戆卵还把店里的啤酒瓶全都发给人家，你说这不是找死吗？”

男孩说：“你真的不害怕吗？”

姐姐说：“你那时候还小，不记得了，我可都经历过来了——别忘了我们家是一下子死过三口人的。嗯，是的，我还是有点害怕的。”

往前走了一段，看见瘸子老炳的残疾人三轮车停在朱常勇家门口，门歪着，里面黑漆漆的。男孩说：“老炳来了。”

姐姐说：“不至于吧，太可笑了。这条街都疯了。”

他们回到家，看到关文梨和衣侧卧在钢丝床上，守着摄影师，两个人都睡着了。男孩说：“我睡到照相馆去。”

姐姐说：“我也去，我们说会话吧，我很累但是睡不着。”

于是又往回走，走到朱常勇家门口听见里面传来蒯红英快乐的呻吟。门关不上，那声音时而婉转时而低回，断断续续又高亢一下。男孩抬头望天，只见一轮圆月挂在夜空中。他走到门口说：“朱常勇回来啦。”里面惊叫一声，就此安静下来。这个夜晚结结实实地沉入了一片精神病的月光之中。

男孩得到的唯一的好消息是：强盗不见了。出事的当天他就跑了，当然他并没有把那张带血的欠条还给摄影师。假如摄影师不肯去报警，这张欠条也许某一天就出现了，谁知道呢？摄影师就是不去。后来屠户带着一帮人，提着杀猪刀去找独眼，发现独眼也跑了。

姐姐比较机灵些，问摄影师：“你看清那张欠条上写了多少钱？”

摄影师想了想说：“记不清了。”

姐姐说：“要是写的是十万块，你就完蛋了。”

屠户说：“怕什么，让他们来，我卸了他们卖五块钱一斤。”

姐姐说：“方叔，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记得上回的事情吗？”

屠户说：“我和你爸爸不一样。我要是出了事，基本上就是孤军奋战，能不给人全歼了都算运气。你爸爸出了事，全城会跳舞的女人都要为他报仇，可以反包围。昨天碧波饭店的女老板也知道了。”他拍拍摄影师的肩膀，说：“她说要来看你，我让她晚几天再来，要是看见你这张脸说不定她就不爱你了，太恐怖了，比一九六七年你嘴里塞满了回丝还可怕。那次是李苏华救了你，后来你娶了她。可是老顾，这次你打算娶谁呢？”

摄影师呆呆地坐着，忽然问：“找到关文梨了吗？”

众人忧心忡忡，一起摇头叹气。头一晚上她在，后来没来过。男孩去找过她，家里没人，文具店柜台上换了个老太太，告诉他关文梨辞职不做了，去哪儿不知道。后来屠户偷偷地说：“你们都不知道，碧波饭店的女老板可勇猛呢，冲到柜台上给了关文梨两个大嘴巴，关文梨捂着脸什么都没说，这件事你们千万别告诉老顾。碧波饭店的女老板呐，那他妈的是真的爱你们的爸爸，她要悬赏砍下强盗一只手呢。”

摄影师也去过了派出所，交待了牛蒡的问题，挨打的那天他完全说不清事情，就算能说清他也假装自己不会说话，警察看见他这副样子也很害怕，请他回去休养。过了几天他清醒了就主动去派出所，这回想通了，告诉警察：牛蒡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强盗敲诈我，还打我，请你们去抓他，另外关文梨失踪了，我也要报警。警察很客气地回敬他：对不起，你挨打的地界不在这一带，要报警去别的派出所，我们管不了，我们就管你们家窝藏逃犯的事情。于是摄影师又糊涂了，说自己脑袋被打成了失忆症，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摄影师是这一带的名流，警察都认识他，看着他那张陌生的脸，警察叹息说：“老顾，你要向蒯红英学习，有事立即找警察，记得防患于未然。”摄影师这时又清醒了，说，不对，关文梨住在这片的，还归你们管，你们得帮我找到她。然后又说，蒯红英出卖了朱常勇，对此我并不是很赞赏，他娘的，换了我也得拿菜刀剁了她。警察很生气，说这家伙被打得变了性，怎么跟方屠户一个德性了？

摄影师的脑袋已经不能搁在枕头上了，他知道疼了。姐姐说这是个好现象，证明他在康复，知道疼就好，记住了以后就不会送上门去挨揍。摄影师借了一把躺椅，把南瓜一样大的脑袋搁在靠背上，脸正对着大门，长时间坐着。门是关着的，为了防人看到他的惨状。然而那几天来的人真不少，手里都提着慰问品，香蕉苹果，西瓜葡萄，还有一种叫做太阳神口服液的东西，据说吃下去最补元气。摄影师试了一勺，立马饿得想啃桌子，但他的嘴巴肿着只能吃半流质，十分不方便。

关文梨并没有出现。

摄影师失望极了，露出忧伤的表情。很可惜，这张脸上的东西太多了，忧伤已经挤不进去。现在他是钟楼怪人卡西莫多。卡西莫多怎么可能伤心呢？男孩想，唉，卡西莫多的伤心真的是你们不能了解的。

有一天派出所的副所长带着几个穿便装的人来了，副所长说：“是这样的，那个叫凌云的人，电视台要拍一条罪犯落网的新闻。你们配合一下，把屋子里收拾收拾。”摄影师说：“你们找到关文梨了吗？”副所长摇摇头，觉得他不可理喻。几个穿便装的人走进屋子，自我介绍说：“我们是电视台新闻栏目的记者，你好。请问你的脸怎么回事？是被犯罪分子打的吗？”摄影师说：“你管不着。”

记者不和他一般见识，谁的脸被揍成这样都不太会有好脾气。他们转了一圈，看了看周围，说：“明天中午我们来拍，家里留个人就可以了。”

姐姐说：“你们拍什么啊？”

“拍犯罪分子被捕，押出去的镜头。”记者说，“有这样的镜头，对群众更有教育意义。”

“你们这不是弄虚作假吗？”摄影师说，“人早就被带走了。”

“搞宣传嘛，怎么能说弄虚作假呢？”记者不高兴了。

“朱常勇，老鬼子，他们全都被抓走了。为什么不拍他们？我家里特别好玩吗？”摄影师斜着眼睛问副所长。

副所长说他也不知道，文艺战线的事情。于是记者解释道：“我们觉得拍一个流窜到本市来的逃犯更有教育意义。还有，我们是新闻战线。”

“明天我们都在家，你们来。”姐姐在一边说。

摄影师艰难地转过头看看她，心里明白，这意味着她又可以见到牛蒡，至少能看一眼吧。

第二天早上摄影师去了照相馆，把自己锁在里面。第一是不想让牛蒡看到自己的惨状，第二是不想捎带着上了电视新闻。上午浩浩荡荡来了一群人，先是电视台的，再是警察，四面八方的群众都赶过来看热闹。男孩和姐姐忐忑不安地坐在家里，看着这些人捣鼓电线，布置场面。过了很久，警察从一辆面包车里押出了面容憔悴的牛蒡。

姐姐被警察告知，绝对不允许和牛蒡说话，到里屋去。男孩趁不注意溜到了外面，混杂在人群中看着牛蒡。他的头发被剃干净了，脸上也很干净，换了一件不知道是谁的衬衫，看着有点小。他显得很镇定，按照电视台编导要求的，往哪儿走，站在哪儿，悉数从命。有时他也回头看一看，可能是在找她，不过他很快就被警察按住了脖子。

气氛在热闹中有点悲壮，电视台的导演编了一个很戏剧化的情节，让牛蒡躺在床上，警察进来抓他。钢丝床已经还给方屠户了，老方自告奋勇地把床搬了过来，铺上席子，牛蒡按照导演的要求躺下，警察们很敷衍地扑向他，按住了，铐上，押出去。一点也不好玩，逃犯牛蒡看上去就像是配合着做了个抢新娘的游戏。实际上他踢伤了猫脸，爬上了房顶，他是个悍匪，但在电视节目中，他显得懒惰而无知，疏于防备又不堪一击，确实是法制教育的反面典型。

押出去的时候，导演很不满意，因为牛蒡在笑，还是那种诡异的类似嘲讽的样子。导演说这个得重拍，于是押了第二次，牛蒡倒是屏住了，后面的警察笑了。cut！再来一次。导演说，这小子太趾高气扬了，得把他脑袋押下去一点。警察用力按下牛蒡的脑袋，导演又说这也按得太低了，人物都不在画面中心了，按了好几次，按出了一个比较合适的角度，这下成功了。

男孩心想，用不了多久，人们就可以在电视里看到一个傻瓜，他不会冷笑，没有长头发，也不是诗人，他干过什么事估计人们也不会感兴趣，只有这个低头押走的形象，既沮丧又委琐。他甚至不如朱常勇和老鬼子，那二位享受着好汉的待遇，他们是本地人，一旦上了电视就会引起恐慌，引起人们评头论足，久久不能忘记。只有牛蒡是恰如其分的，完美的，类似寓言，绝不会活生生地硌在人们心里，只是按照某种战术即时地教育一下大家，然后就可以被遗忘了——介于信和不信之间的古怪状态。天哪，你必须做出这副样子，像标本一样扁平而僵硬，曾经存在，已经消灭。

拍完这组镜头，电视台收拾东西，警察押了牛蒡往面包车走去。男孩看见姐姐从里面走出来，站在门边喊着那个诗人，既非凌云也非牛蒡。

瓦西里。

瓦西里大声说：“娜佳，我会给你写信的。写情书。”脑袋上挨了一拳，塞进汽车，一路狂按着喇叭推开围观的人群，仿佛根本就是一辆推土机。它还没消失在巷口，就已经被人群合拢、淹没。

男孩再也没见到过这个家伙，也不曾收到过他的一张纸片。

翌日男孩接到了一封通知书，他被录取了，收留他的学校既不是什么高中也不是烹饪职校，而是非常古怪的化工技校。男孩都傻了，心想自己这副样子难道可以去做工人？当初填志愿的时候，不小心选了个“服从分配”。他觉得自己和牛蒡也差不多，无形之中被某种力量押送到一个地方。有明白人告诉他，化工技校，你惨了，那儿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小流氓，你到了那地方要么被人欺负，要么去欺负别人，绝对没有第三种选择。男孩的专业是化工工艺，听上去挺文静的，说白了就是当操作工。别人告诉他，这就是适合你的专业，搞维修搞化验都不能让歪头参与进去，操作工没问题，那些化工厂的阀门和吊车并不在乎你的脖子是什么样的。

揣着这张录取通知书，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回家一看电视里正在放新闻。摄影师和姐姐两个，一个坐在躺椅里，一个坐在饭桌上，直勾勾地看着电视机，荧屏上高低闪动的光映在他们脸上。男孩问：“有牛蒡吗？”姐姐摇摇头。男孩说：“这么多天都没有，估计不会有他了。”姐姐说：“可惜啊，拍了好几次呢。”

最后一条新闻播完，天气预报宣布第四号台风即将登陆。姐姐忽然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去死吧。”

后来几天姐姐很低落，找不到人玩，幸好台风来了，刮倒了一些树木，蔷薇街像是中了魔法，瓦片在天空飞扬，自行车颤抖，用毛竹和油毡布搭起来的违章建筑塌了很多。人们躲在屋子里张口结舌，看大自然发威。这样的天气像是一种报复，然而台风过去之后，八月的炎热又死死地钳住了一切，这时你也搞不清楚，到底哪一种才算是报复。秋天还很远呢。

拉门先生来了一次，看到摄影师的大脑袋倒吸了一口冷气，庆幸自己跑得快，没有被强盗打成南瓜。拉门先生安慰了几句，转身走了，不多久拿来了一管药膏，说是香港人送给他的，涂在伤处最是消炎祛肿。姐姐用尖尖的手指挖了一点，细细地涂在摄影师脸上，冷飕飕的很舒服，把个大脑袋涂得亮晶晶的黏糊糊的，有点恶心。拉门先生对姐姐说：“带你去个地方。”

“不想出门。”

“去吧，我的舞厅。”

姐姐瞪视着他，觉得不可思议。拉门先生居然提前完成了他的五年计划，这改变了她对他的看法：一个浮夸无度、志大才疏的青年。然而她有点懒，并不想出去，拉门先生说：“只要你觉得好，我就把舞厅盘下来。”姐姐说：“说了半天原来还没过手啊。”拉门先生说：“转让费我都备齐了，随时过手。”姐姐心想，你还管我喜不喜欢，万一到时候亏本了，你全怪我头上，于是摇头说：“不去。”拉门先生很伤心。摄影师说：“帮他去看看吧，他也找不到人给他出主意。别给人骗了。”拉门先生说：“是的是的，师傅，本来想请你去帮我看看的，你最在行，可是你这脸——”摄影师说：“闭嘴。”

于是他和姐姐顶着毒日，骑着自行车，沿护城河边的公路一直往北。一路上她都在犯嘀咕，护城河边你说还能有什么像样的地段，居然开舞厅。她虽然念大学，但家里是最早做个体户的一批人，知道做生意顶顶要紧的就是地段，地段好的店面什么都能卖掉，否则就只能等喝西北风。到城北一带，前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屋顶，烂糟糟地趴在一堆低矮的屋顶之上。走近了一看发现是一座古建筑，灰沉沉的透着阴气，前面还有一块空地，竖着一个牌坊，牌坊旁边有个招牌：百乐宫。

“什么百乐宫啊，明明是城隍庙嘛。”姐姐说。

拉门先生说：“怎么能说是城隍庙呢，鬼才在城隍庙里跳舞。这里以前是个道观，后来变成毛巾厂的车间，就剩个空壳子大殿，毛巾厂搬了，就成了舞厅。”

姐姐说：“我们走吧，我觉得这里不合适。”

拉门先生说：“看都没看呢，他们老板还在里面等我，一起进去吧。”

穿过牌坊，来到道观门口，里面黑漆漆的，拉门先生率先跨过高高的门槛走了进去，她觉得身边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扭头望去是一只猫，趴在门口的美人蕉旁边，很警惕地弓起背。她觉得有点怪，再走进去看见拉门先生已经跑到一堆男人中间去了，那些人坐在大殿的一角，她的瞳孔没适应里面的黑，一时看不清，只听见里面的人在说：“陈勉，钱带来了吗？”拉门先生说：“我再看看，明天做决定。”里面的人说：“随便你，你不想要，有的是人要。”另一个人说：“我们也是看你熟人才给你这个机会的。”拉门先生虚与委蛇地说：“我并没有说不要，我也得筹钱嘛。”

姐姐没说话，闭了一会儿眼睛，再睁开，她看到那些人都是赤膊，脖子上挂着金项链，个别人似乎还文身了。开舞厅的都是这种人。她没在意，也没刻意去听拉门先生说什么，他那种虚伪的客套话太熟悉了，根本不需要辨别就能听出来。她在大殿里走了一圈，青砖地面，勉强可以跳跳慢四，廉价的灯管，一排破旧的折叠椅，还有一些音响设备。都不值钱，唯一可取的是这儿显得十分开阔，屋顶极高，梁柱错综，电线纵横，两扇大门之间的穿堂风吹得人有点凉意。然后她又想，夏天还不错，到了冬天岂不是要把人冻死？这时有个人从她身边走过去，她太敏感了，立刻注意到他有一个带着胎记的下巴，她像猫一样弓起了背。

拉门先生后来带着她离开了舞厅，拉门先生说：“地方不错吧？”

姐姐说：“你好像被那帮人揍过哎，自己忘了吗？”

拉门先生说：“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和这几个人混得还不错。当然，只是为了生意，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她并不爱听他说这种乱七八糟的格言，问：“多少钱的转让金？”

“五千块。”拉门先生说，“所有的设备都归我，不过我还得拿钱出来装潢，这地方现在太破了。”

“你是个戆卵。”

这个词她好几年不骂了，念大学以后她文明了很多，现在忽然又骂出来，拉门先生还觉得挺受用的，以为她只是骂他傻，不知道在她的心里从少女时代就积郁的怒火正在熊熊燃烧。在回去的路上，她听他唠叨着自己的计划：这家舞厅以前叫百乐宫，太庸俗了，他们还真以为自己是百乐门，我要把它重新装潢，改头换面，它的名字叫“妍妍舞厅”你觉得怎么样？姐姐听了快要气得晕厥过去，顾小妍陡然变成了一个舞女的名字。她说：“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道观，你白费心机了。”然而拉门先生陷于他的虚妄之中，他觉得她带了一种偏见，当然，她也是为他好，但生意上的事情她并不是很明白——如果他不把这家舞厅盘下来，明年转让费一涨，他的存款速度跟不上行情。再说，就算做亏本了，他把这家舞厅再转让出去，按照涨价的趋势还是能小赚一笔。有很多人都在做这种转进转出的生意，比做小买卖更发财。

姐姐说：“你有没有问问他们，为什么不做了呢？是不是没有生意？这很重要。”

拉门先生说：“他们有更好的生意，开酒吧去了。以后我也要开个酒吧。”

姐姐说：“你要是被人打过，敲诈过，还觉得和他们做生意很自豪，那你就是个戆卵。”

拉门先生说：“我一点没自豪，我可记仇了。但是假如我很清高，不结交他们，又怎么可能去接这个舞厅？这种生意都是在熟人之间过手的。我略施小计骗取他们的信任。你以为我甘心一辈子端咖啡拉门吗？我知道你在背后都喊我‘拉门先生’的，这是一个很侮辱人的绰号。”她不说话，拉门先生又说：“我以前答应过你，要开个舞厅给你跳舞，虽然你现在可以在大学的体育馆里跳，但那地方够挤的，根本不能跳狐步嘛。我就想着这件事，这是我给你的承诺，也是给我自己的。”

姐姐听了有点感动，赶紧说：“别讲了，有点恶心了。”于是拉门先生就闭嘴了。

过了几天拉门先生把事情都办妥了，跑到蔷薇街把姐姐叫走，男孩也要去凑热闹，但他们不让。又来到这道观前面，拉门先生掏出钥匙打开锁，大门发出吱呀呀的呻吟，午后的阳光落在门槛上，里面有一股深沉的凉意。拉门先生说：“这里现在是我的了。”姐姐走进去，里面还是老样子，但因为它真的属于了他，不免也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拉门先生显得有点兴奋，说：“它也是你的。”然后跑到后面，推上电闸，打开灯。梁上的艺术灯都卸走了，只剩几个白炽灯泡，黯淡无光，仅仅照亮了它们自身。他在后面捣鼓了一通，一台四喇叭录音机里传来了音乐。

“跳个舞吧。”他说。

“不是说设备都给你的吗？”

“他们拆走了，不讲信用。算了，我要重新装潢的，原来那些设备太差。”拉门先生说，“顾小姐，赏脸跳个舞吧。”

那个空壳子的三清殿真的很宽敞，地上虽然积了一层灰，但并不妨碍什么。拉门先生伸出手，姐姐心想这家伙春风得意，扫了他的兴毕竟不太仗义，后来发现他眼里蒙了一层泪水，随着两个人在舞池里转动，感到风吹在身上，也吹干了他的眼泪。她想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呢？

拉门先生说：“这么多年了，我看着光鲜，其实和瘪三也差不多，我攒钱攒得都想自杀了。我妈是环卫站扫垃圾的，我爸生病连份工作都没有，现在我终于可以出人头地。这种理想你明白吗？”姐姐只好歪着脸说：“我明白。”拉门先生说：“我知道你有喜欢的男人，我肯定不是你喜欢的那种，我追了你好几年，你越跑越远了，我估计我也追不上你了。我就在这庙里守着等你回来。”姐姐心想，这倒不错，我要是不回来了你干脆在这里出家算了，嘴上敷衍道：“天涯何处无芳草呢。”拉门先生说：“这个舞厅，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向你敞开大门。”姐姐说：“我无所谓，我就拜托你一件事，别叫什么‘妍妍舞厅’。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别把我的名字刻上去。”拉门先生说：“其实这代表了我的一种思念，你的名字刻在我心里了。”姐姐说：“你能不能别说话，认真跳舞？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你已经踩了我两脚了。”

于是他们跳舞。她心想，这家伙闭嘴不说话的时候还是很英俊的，她念高中那会儿差一点就被他打动了，他是个不错的人，只是有点蠢，但这种蠢并非发自内心，仅仅是他舞步拙劣。她又想到牛蒡，牛蒡难道不拙劣吗？也很拙劣。这一瞬间她忽然原谅了所有的拙劣，包括摄影师那张被打烂的脸。

这时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进大殿，对他们说：“怎么还在跳舞？这儿封门了。”

拉门先生放下姐姐，走过去说：“我是这儿的老板，你们有什么事？”

那两个人说：“我们没什么事，来贴封条。这地方消防一直通不过，属于易着火的建筑，以后都不给跳舞了。”

拉门先生说：“这我才刚转让到手，他们没跟我说过消防的事情。”

那两个人说：“我们管不着，我们只管贴封条。”

拉门先生后来说，转让费是要不回来的。姐姐表示同意，她不想再看见他被按在酒桌上挨打的场面。她说：“你只能再攒钱了。”拉门先生说：“是啊，还好我没把工作辞掉。”于是他又站在波顿酒店的大门口，觉得自己的运气真是糟糕。

这件事并不算很大的挫折，他只损失了五千块。

整个八月快要过完了，天气依旧很热，拉门先生觉得自己精神涣散，不再像过去那样敏感了，什么人提着包进出他都会慢一拍，少了很多踢不死。这令他很烦恼，预感到这份工作快要干不下去了。那段日子他再也没去过蔷薇街。

有一天他在休息室里坐着，帽子里一分钱也没有，觉得有人戳他后脖子，回头一看是姐姐。她说：“我来看看你。”

那天她有点狼狈，浑身是汗，脸上沾着灰尘，像一只从脏水里捞出来的玩具。她从包里掏出两千元，交给拉门先生，说：“另外把钱还给你。”

那笔钱本来给牛蒡的，放在他包里，后来警察抓走他的时候作为证物把包一起带走了，钱没回来，是摄影师给了姐姐两千元，让她还给拉门先生，免得他过于伤心。

拉门先生拖长了声音说：“不急的。”

她说：“急不急都得给你，我明天就回学校了。”

拉门先生没说话，只是站起来，把自己屁股下面的凳子让给她，然后给自己点了根烟，站在她面前抽完了，又点了一根。他一直没说话，姐姐很奇怪地看着他，不说话的拉门先生显得严肃而破碎，她看了很久，觉得快要失焦了。拉门先生说：“这个酒店很不错的，四星级，你住过星级酒店吗？”她摇摇头。拉门先生说：“在上海也没住过？”她说：“我没事住酒店干吗？住不起。”拉门先生就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回来对她说：“带你去参观参观。”

她也有点好奇，跟着他进电梯，出电梯，打开了某个房间的门，里面也谈不上豪华，只是比较干净整洁。地毯柔软，床单雪白。窗帘有两层，拉开厚的那层，里面还有一层薄的，像纱一样，隐隐看到城市在眼皮底下。这是全城最高的建筑。拉门先生开了冷气，坐在沙发上说：“这里面可以洗澡的。”

姐姐说：“我为什么要洗澡？”

拉门先生说：“我订了这间房，你在这里睡一夜都可以，里面的洗澡间很不错的，龙头带红色的是热水，带蓝色的是冷水。开了冷气，你可以睡一觉。”他又指指柜子里的饮料，说：“这些都可以喝，另算钱的，我付得起。”

姐姐从窗口回来，坐在他对面的床沿上，说：“你想什么呢？”

拉门先生说：“其实我很想，但是现在不想。我快要干不下去了，就算我请客，请你住一次酒店吧，以后我也不知道会去哪儿。”

她说：“你以为我稀罕在这种地方和你在一起？”

拉门先生说：“我没有那个意思，其实我最幸福的是那天在道观里，但是我很倒霉，最不幸福的也是那天。我希望你忘记我的倒霉相，以后能记得，我请你很风光地住过酒店。”

姐姐说：“我觉得你做的这些，从头到尾都像个梦，都很虚无啊。”

拉门先生眼瞅着她站起来走掉，觉得自己失败透了。他在房间里待了十分钟，外面毫无动静，她不会回来了。她是肯定不会回来的。于是他脱了衣服，给自己洗了个澡，出来以后就直奔大街，去找那几个人。他不知道她在回蔷薇街的路上心里一动，差不多明白了这是要出事，后悔不迭地往酒店赶，回到房间敲了很久的门，他已经走了。

那天拉门先生走到康家三兄弟的舞厅里，下午没有生意，该在的人都在。这是他第一次来讲理，康家三兄弟都在笑，拍拍他肩膀，说他运气不好，只能再接再厉、从零做起了。拉门先生很诧异地看见强盗也在其中，就问他：“你回来给他们看场子了？”强盗说：“滚。”

拉门先生走到街上，对面有个西瓜摊。他穿过街道，走到摊主面前，问西瓜多少钱一斤。摊主说一毛二。拉门先生又问：“西瓜刀呢？”摊主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拉门先生问：“西瓜刀多少钱一把？”摊主说十块。拉门先生就花十块钱买了刀，又花五毛钱买了个西瓜，放在花坛上，一刀劈开瓜，说：“不错，不用磨刀了。”

按说应该再买张报纸，把刀卷起来，他懒得这么干了，就反手拿着，藏在身后，回到舞厅。那伙人都还在，拉门先生亮出刀，聚在一起的几个人轰地散开了，全都退到后面去抄家伙。拉门先生心想这下完蛋，除了自己以外谁都别想砍得到了，这时看见强盗从旁边的厕所里走出来，毫无防备。拉门先生觉得这个目标也不错，甚至更合适，抡刀劈过去。强盗伸手一挡，西瓜刀并没有把手臂劈断，只是嵌进去一半，拉门先生把刀子勒出来，又照着强盗迅速矮下去的头颅上胡乱砍了三刀。在其余人抄家伙涌上来之前，他扔下西瓜刀，发足狂奔向着派出所投案自首去了。

摄影师活到这一年曾经有过不想活的念头，他走了一生中最大的霉运，挨揍不说，莫名其妙牵连了拉门先生坐牢去了。事情就像一串鞭炮接二连三地炸响，摄影师是个脆弱的人，他不能接受自己成为满街男女老少嘲笑的对象，也不能接受一个二十三岁的优秀青年因为他的缘故从此身陷囹圄。他丧失了生活的勇气。

至于这件事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他深爱的女人关文梨，一度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认识十年了，这十年本来可以结婚的，但是阴差阳错，她成了他的情人。考虑到他多年鳏夫，关文梨也离了婚，情人这个词其实很不适用于他们。他们爱跳舞，另一种称谓是“舞搭子”，也未免太宽泛了。终于有一天，在她消失了整整一个月后，他再次跑到派出所去询问，有个年轻的警察很不耐烦地问他：“你是关文梨的什么人啊？”摄影师犹豫了一会儿。情人？太书面化了，会引起警察的警惕。舞搭子？太口语了，警察又不会当回事。于是他郑重地说：“她是我女朋友。”

当时社会风气虽然很开放，但对“女朋友”这种称呼，仅限于青年人使用，而且得是有正当工作的未婚青年。顾大宏和关文梨的年龄，加起来九十岁，年轻的警察像是被谁咬了一口，抬头看着摄影师。摄影师很是得意，觉得自己终于冲破了某种桎梏，说：“对的，关文梨是我的女朋友。”旁边有个老警察乐了，忍不住说：“老顾，早点结婚多好呢。”

到了九月里，姐姐去上海继续读她的大学，男孩去了化工技校，一所著名的流氓学校。剩下摄影师一个人守在照相馆里，脸上的伤还没完全好，但至少是恢复原形了，他很颓废地坐在玻璃橱窗后面，那儿贴了他的作品，各种各样的肖像，穿过这些肖像的缝隙可以看到他的脸。偶尔会有人路过，对他喊一声：“老顾，还在想关文梨呢？”

那个女人应该不会走远，这座城市并不提倡背井离乡，所有人从出生到老死都得在这里，它富庶、温婉，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会给你点厉害尝尝。

她家离蔷薇街不远，男孩的学校很远，每天骑车上下学都会经过她家门口，那是一个大杂院，里面住着乌七八糟的人，到了晴天所有的被褥和内衣内裤都挂在半空中。从街道上望过去可以看到她的窗口，位于大杂院的二楼，挂着碎花窗帘，始终静悄悄的。他注意到窗台上有一盆植物在渐渐枯萎，到秋天时它已经死成了几根秃枝。男孩心想，这下我爸爸大概是失恋了。

摄影师恢复原形以后迅速变成了一个老人，不只是白头发和皱纹，他的脸上居然出现了老人斑一样的瘢痕，额前被揪脱的头发再也没有长出来，而且有点耳聋，听到什么话反应都会慢半拍，一旦听明白了又会变得很容易激动。姐姐说这也不纯粹是挨打造成的，可能他的更年期提前到来了，过几年就好了。他有时候还去靳家花园，坐一个小时，喝杯茶，然后离开。他在舞厅通常都穿布鞋，别人一看这打扮就不会再来骚扰他。那时候的舞厅也变得更为大众化，跳华尔兹的人都少了，通常都是些很简单的四步，并且，永远也不会再有探戈舞曲了。他成了一个在舞厅里默默沉思的人，看起来，他一生中余下的时光都该是这样了。

有一天，关文梨回来了，她没有惊动任何人，当她走进苏华照相馆时，用丝巾裹住头，戴着一副口罩，连摄影师都没认出她来。

她果然没走远，住在城外小镇上的一个亲戚家里。摄影师问她：“去那么久干吗呢？”她说本来是想去借钱的，那张欠条上的一万块，不过她真的借不到那么多钱。摄影师说：“借不到就早点回来嘛。”关文梨愣了一会儿，对他说：“没脸再回来了。”

正如姐姐所倡议的，他们应该结婚，这件事并不难，然而两个曾经在舞厅里如此风光的人，全城唯一在公开场所跳探戈的老帅哥和老美女，无法接受以这种方式落幕。结婚倒像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这种羞辱太折磨人。关文梨说，只要她闭上眼睛就会想起摄影师的大脑袋，打得七零八落。这一切缘于她，她看见顾大宏害怕，看见顾小山和顾小妍也害怕，看见强盗和独眼以及这条街上的每个人都会感到害怕。

摄影师也跟着愣了一会儿，问她：“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关文梨说：“我想去挣点钱。”

挣钱是个好主意。她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在小镇上开了一家杂货店，生意很小，但这件事至少看起来比摄影师更重要，她虽然爱他可是并不打算和他结婚。一切复杂的恩怨情仇就此简单了。

摄影师没说什么就放她走了。

姐姐是一九九一年回到戴城的，她学的专业是通讯工程，这一批毕业生有些运气很不好，找到的工作简直比劳教还不如，也有一些运气好的，后来平步青云，她属于后者，不过时来运转得再等上十年。

那时她找到的工作是在邮电局上班，第一年相当于下车间，必须做个邮递员。她负责投递的那个片区离蔷薇街很远，没有熟人，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人们看见她穿着绿色的制服，骑着绿色的自行车，在清晨与傍晚出现在街道上。那种自行车都是二十八英寸的女式车，正常女孩子根本不敢骑的，她不怕。车后面挎着两个邮件袋，装着各种信件和报刊，有时男孩觉得这是一种报应，十年前她从汪仙居家的奶箱里偷出牛奶，现在必须挨门挨户送信，仿佛是把曾经偷到手的那些东西再偿还给一个空虚的中心。

她变得老实了，说话不那么嚣张，行事低调，偶尔只在家里发发脾气。她最烦有人提起那两个坐牢的男人，简直不能说，像她这么一个人，自认为接近完美，结果她的爱情在号子里蹲着呢，一个判了八年，另一个连影子都找不到了，根本不知道关在哪儿。在她脱下这身邮递员制服之前是休想见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她很努力，工作优秀，上过电视。当然不是标兵，她才干了这么几天配不上标兵的称号，而是给标兵做陪衬，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想。实际上她比标兵也不差，绝无迟到旷工，不怕苦不怕累，想方设法为那些无主的信件找到归属，有时候连人带车栽倒在雨雪纷飞的街道上。男孩在电视上看到她穿着邮递员的制服，非常正派，有一张美丽姣好的脸，简直可以做人民邮政的广告代言人了。男孩心想，嘿，那两个关在牢里的，是不是会有可能在新闻里看到她的模样呢？

有一次他去邮局找她，看见她疲惫地坐在门口台阶上，几个同样疲惫的邮递员一溜排开，他们的自行车也筋疲力尽地歪着车头。那些邮递员在抽烟，她不抽，只是低着头，在下午的阳光中等待着这一天的晚报和余下的信件，像个罪人在等待他的判决书。

定期地，她会收到拉门先生的信，特别简单的一张明信片，从城东那所监狱里寄出来的，上面写着他需要的东西。她很快乐，给他送东西是她最高兴的事情。不过她更惦记的是那个从来也没写过一首诗的诗人，如果这两个男人都站在她眼前，她到底会嫁给谁，只有天知道了。

姐姐工作以后有很多男人追求她，这是必然的，可她最终都没有答应别人。男孩问她是不是在等待着拉门先生出狱，那位还在高墙里糊火柴盒呢，以他的刑期大概还有满满一仓库的火柴盒等待着去完成。她说倒也不是为了他，后来又说：“戆卵为什么非要砍人呢？搞得我一生负疚，真他妈的没来由。”她做邮递员以后在家说脏话已经毫无顾忌了。

“那么诗人呢？”

“别提了。”

“还有那个去了美国的，好像是你的初恋男友。”

“凑一桌打麻将吗？”她看着天说。男孩就不再问下去了。

男孩想，这真的像命运的安排，但命运只是在关键时刻伸出手来扭转一下局面吗？把一切变得更简单或是更复杂？也不是这样吧，每当她看到姐姐的样子就会觉得所有人都在时间中，时间就是命运，除此别无他途。

有一天姐姐对男孩说：“我看见强盗了。”

男孩说：“他在哪儿？”

她说：“跟我去看。”

男孩骑着她的自行车，带着她，走了很远的路，来到她的辖区。在一条很破旧的商业街上，她跳下车子，指着马路边的一个报摊说：“他在卖报纸。”

那个人，被拉门先生砍成了半傻，手上的筋也断了，如果不是医生妙手回春的话，他就得死掉，拉门先生也得死。他剃着光头，戴着一顶卖报人常见的遮阳帽，如果摘下帽子你会看到清晰的三条刀痕。他的报摊很寒酸，用几把凳子拼起来，上面搁着很少的几份报纸，报纸上压着几枚硬币。他自己就坐在一把折叠帆布小马扎上，看着眼前的硬币发呆。

男孩说：“爸爸的欠条还在他手里呢。”

姐姐说：“看这样子是不会来要钱了，都两年过去了。”

男孩说：“欠条在，总之不是件好事，万一哪天他又想起来了呢？”

姐姐打趣说：“他要是真想起来了倒也不错，跑到蔷薇街来，和老顾叙叙旧。”

男孩说：“老顾也跟傻子差不多了，他要是看见强盗或许会清醒过来呢。”

她点点头。两个人感到一阵轻松，没错，那张欠条是不会再出现了，它已经变成了强盗身上的刀疤，阴差阳错地，把这个最难搞的家伙、他们全家的阴影，就此定格在了八十年代。某一瞬间男孩甚至觉得，强盗是无辜的。

男孩想，我们都解脱了，包括姐姐，不过也未必。有那么一天，她去送信，遇到几个十七八岁的小流氓调戏她，对她说：“女邮递员，打炮吗？”

她不太明白打炮的意思，不过看他们的表情就明白了。她跳下自行车，瞪着这几个人，他们哈哈大笑。后来又跑过来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流氓，对那几个人说：“你们找死，你们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顾小妍。”那几个小流氓摇头，没听说过。年纪大的那个就说：“她的男朋友，当年一个人提着西瓜刀冲到康家三兄弟的舞厅，三刀砍残了一个叫强盗的老逼样；警察来抓他，他一脚踢飞了一个联防队的，爬到屋顶上，几十个警察堵着他，后来电视台都去拍新闻了。这人现在还关在牢里呢，等他放出来能把你们一个一个都剁了。”那几个小流氓听了感到非常佩服，臊眉搭眼咋舌而去。

姐姐推着自行车往前走，走了一段，她觉得孤独了，她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独但那次孤独找到了她。她撂下车子，站在街上大哭起来。

步入九十年代后，摄影师再也没去跳过舞，他隐退了。如果戴城有个跳舞名人堂什么的，他的照片应该会挂在那里，供后人瞻仰。可惜没有，只能草草落幕，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段传奇故事——那个会跳探戈的顾大宏，真的很厉害，又儒雅又傲慢，后来被人打成了傻子，所以做人不要太清高啦。这就是故事的全部意义。

很多人都以为他颓了，其实不然，他很滋润，每隔两个星期去一趟小镇上，找关文梨叙叙。她在镇上先是开了个杂货店，后来又开了个饭馆，里面还有摄影师的股份。那镇子过去很冷清，没想到一夜之间就成了旅游旺地，到一九九二年的时候，饭馆可谓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她还卖一种很肥很糇的蹄髈，据说是当地特产。每次摄影师去镇上，第二天都会带一个回来，放家里吃一个礼拜。他在镇上过夜。

可他们就是不结婚。

摄影师还是守着他的照相馆，店面破旧，生意越来越差，曾经有人来和他谈转让的事情，他不干，觉得它既然以亡妻的名字命名，那就不能随便倒了，更不能把这名字交给别人。九二年解放路改建，沿街一溜平房全部拆除，造起了楼，贴着马赛克瓷砖，玻璃窗全都是茶色的，照相馆恰好就在一幢大楼后面。那地方叫做康城歌舞厅，是康家三兄弟的买卖，里面全是三陪小姐，到了晚上热闹极了，唱歌跳舞，喝酒划拳，轰轰的音乐声从里面传来，卡拉OK的嚎叫回荡在夜空中。等到这些声音都消失，筋疲力尽浓妆艳抹的三陪小姐就跑出来吃夜宵。

有时候他们能看见一辆黑色的桑塔纳，里面坐着康家三兄弟，他们已经成了戴城很有名望的生意人，他们开影视公司，有两家歌舞厅，后来还做起了房地产生意，不过这一切都与摄影师无关了。

这条街称之为花街，原先只是因为它名为“蔷薇街”，街上又有很多栀子花，至此它就真的成为花街了，附近的白柳巷顺便也叫柳巷。人们都很快乐地说自己住在花街柳巷。

九十年代，陆续又有人搬离蔷薇街，其中就有方屠户。屠户那时也不再卖肉了，因为没有国营肉店了，他不想做个体户继续抡刀子，根据林雪凤的推测，中国很快就会流行各种冰货——冷冻的鸡鸭鱼肉，冷冻的丸子饺子，甚至冷冻的面条。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屠户一直记得，人们为了买一块没有冰冻过的“热气肉”，拼杀在菜市场，给他这个剁肉的递香烟抛媚眼，没有人爱吃“冷气肉”。然而冷气时代确实来临了。林雪凤是个商业奇才，她总能准确地预测到行情的变化，屠户在西边的新村里摆起了一个冰货柜台，很快步入正轨。他顺便租了一套三居室，全家迁往新村，蔷薇街的日子就算是永久性地结束了。

摄影师仍然坐在他的照相馆里，旁边的烟杂店和寿衣店都变成了小饭馆，一个卖炒面，一个卖盒饭，到了吃饭的时间油烟弥漫，泡沫塑料盒子四散飞扬。座位不够，食客们就蹲在照相馆门口吃，很煞风景。这且不说，关键是这种小吃店引老鼠，大的在地上跑，小的在梁上蹿，首先把姐姐吓了个半死，其次那些女的再也不肯来光顾他的生意了。

男孩那时已经被化工技校开除，在外面帮人跑婚纱生意，十九岁就挣到了自己那份钱。姐姐比较倒霉，没调进科室里，还在外面做邮递员，不过看上去好日子也不远了。他们都不再管摄影师的私生活，他孤守着照相馆，有一天，他的好运气来了。

他被强盗揍过以后，干了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每天到照相馆里给自己拍一张派司照，一共拍了五十张，全都冲出来。在这些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那张脸的变化过程，从一个狰狞恐怖的大脑袋，逐渐缩小，逐渐恢复原形，后半部分可以看出他很帅，脸上的伤让他更酷。他表情平静，或者说像个无所谓的劳改犯，到了倒数第三张，他似乎是疯了，跑到理发店给自己剃了个板寸，扮出一副恶狠狠的表情，倒数第二张是哈哈大笑，最后一张是伸舌头扮了个鬼脸。他把这些照片贴在一张黑色的卡纸上，全是两寸头像，密密麻麻地排列上面，观者无不动容。这套照片他要是心情好了就会拿出来，放在柜台上吓吓人，也展露一下自己的摄影功底。他还挺得意，说那次关文梨来找他，本来是可以把她挽留下来的，后来他搬出这套照片，她就吓得跑回镇上去了。

那次有几个外地的摄影家经过解放路，顺便拐进苏华照相馆，他们是来买胶卷和电池的。摄影师正在吃午饭，他的五十张派司照就搁在柜台上，有一个摄影家看见了，吓了一跳，抬头端详摄影师，又招了那几个人一起来看，大伙啧啧赞叹，问他：“这是您自拍的吧？”摄影师点头。外地摄影家说：“这很厉害啊，非常有力量，可惜尺寸小了点。”摄影师咽下了米饭，跑到里面拿出四个档案袋，里面是五十张扩成十寸的大片。

外地摄影家们看了半天，除了这套以外，还有他当年给姐姐拍的“早晨”，给男孩和关文梨拍的“雨季”，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荷花梅花樱花玉兰花。外地摄影家很有眼光，说：“花就别看了，您的人像拍得不错。而这套照片是世界级的，效果太好了。”摄影师说：“是啊，前年不小心摔的。”外地摄影家说：“您也别不好意思了，这分明是给人揍的，傻子都能看出来。”摄影师无所谓地说：“哦，那就揍的呗。”

那几个摄影家告诉他，南京正在做一个现代艺术展，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虽然他籍籍无名，只是一个街边照相馆里衰老无用的小老板，但这套作品从各个方面来讲都不逊色于摄影大师。最关键的是，没有哪个摄影大师能把自己揍成这样再拍一组照片，那种伤痛、悲愤、狂乱，都是独一无二的。摄影师想了想，民间艺术家对这么高深的理论不是很明白，但他觉得去参加展览也不错，这是他一生中从未敢想的梦想。

这件事花了他不少钱，主要是冲印和装裱，还有运输费。他独自去了南京，反正也没人管他。后来男孩才知道，他的作品挂了整整一个墙壁，刊登在两份艺术杂志上。这组照片被他命名为“疼痛”，疼痛1号，疼痛2号，一直到疼痛50号。够吓人的。等他回到戴城时，又上了一次晚报，文化宫给他开了一次摄影作品回顾展，把荷花梅花什么的也拿出来现眼。这下他第二次出名了。

那时人们又想起他了，原来曾经的摄影师顾大宏已经成了知名艺术家，生意又来了。他穿着高帮皮鞋和摄影马甲，坐在一把罕见的导演椅中，跷着二郎腿抽烟。有一天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的头发很长很长了，并且他也不打算把它们剃掉，花白的头发像当年的诗人牛蒡一样，逐渐齐耳，逐渐披肩。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和他谈柴米油盐了。

在苏华照相馆的最后一段时光中，他显得满足而自负，作品还在外面展览着，他享受了一个戴城的小老板不可能得到的荣誉。有一天他昏了头，竟然答应给碧波饭店的女老板拍一套裸照，那也不是全裸，而是半裸，但足够让他再挨一顿打了。

那个女老板也是深爱着他的，她很漂亮，就是长得有点肥，不太会跳舞。过去她认为自己有钱，胜过关文梨十倍，现在关文梨也他娘是饭馆女老板了，生意不比她差，她估计这辈子也追不上摄影师了，只有一个要求，在青春逝去之前请他给自己拍一套比较暴露的照片。当然这事得关起门来干，摄影师没二话就答应了。

于是，那天下午，姐姐恰好提前下班回家，街道静悄悄的，隔壁饭馆里的人都在打瞌睡，她看到苏华照相馆的卷帘门关着，觉得奇怪，就掏钥匙开门走进去看个究竟。她以为最惨的事情无过于摄影师又被揍了一顿，结果看见碧波饭店的女老板衣衫凌乱地坐在里面，摄影师脱剩一件汗衫，扎了个小辫，正在狂按快门。姐姐几乎要晕过去，总算她也见过一点世面，没声张，退出去替他们把门，直到他们完工。碧波饭店的女老板出门时还很亲热地拍了拍姐姐的肩膀。

那是家里最后一次爆发大战，男孩亲眼目睹。他觉得好玩极了，摄影师和姐姐都嘟着嘴，互相不服气，互相觉得对方是傻瓜的样子。姐姐说他这么干很可能会被抓进去，如果他一直这么干，肯定抓进去。摄影师说：“拍人体艺术的我见过，我去南京都见过了。”

姐姐说：“真以为自己是艺术家了？”

摄影师说：“反正比你那牛蒡更艺术家，我很有名气的，上过艺术杂志了，你不知道吗？”

姐姐狂怒：“我知道，不就是被人狂揍一顿吗？你要是再被人揍一顿，你还能上艺术杂志。”

摄影师狂怒：“你一个邮递员竟然嘲笑我？”

姐姐说：“你下次要是再拿牛蒡说事，我饶不了你，我天天跟你说强盗。”

摄影师说：“你还有个拉门先生呢。”

姐姐说：“你还有个独眼呢。”

摄影师说：“再啰嗦我就一把火烧了这照相馆。”

姐姐有点害怕，嘟哝说：“嘴硬吧，你就是因为嘴硬才挨揍，揍完了可以去展览。”摄影师抄起凳子，女邮递员撒腿就跑，跑出去二十米，回过头来对他说：“你到底想娶哪个女人？”

摄影师喘了口气，穿好衣服，抓了点钱塞进口袋。那时天色还不太晚，走得紧的话，可以赶上去小镇的最后一班中巴车。他把苏华照相馆的卷帘门拉下来，锁好，往巷口走去。

姐姐大喝道：“去哪儿？”

摄影师用他三十多岁时一贯平静的语调，头也不回地说：“老子去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