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昌

周昌（？－前192）西汉大臣，刘邦同乡，沛县（今属江苏）人。秦时为泗水卒史。秦末农民战争中，随刘邦入关破秦，任中尉。后为御史大夫，封汾阴侯。耿直敢言。刘邦欲废太子，他直言谏止。后为赵王刘如意相，如意为吕后所杀，他托病不朝。

“期期”见于《史记·张丞相列传》：“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不奉诏。”“艾艾”见于《世说新语·言语》：“邓艾口吃，语称‘艾……艾’。”

据《史记》记载：汉初有个将军叫周昌，沛县（今属江苏）人。秦末，为泗水卒史，农民战争中归刘邦，并从刘邦入关破秦，任中尉，后升至御史大夫，封汾阴侯。周昌为人正直，敢于直言。他口吃，说起话来很费劲。当时，汉高祖刘邦想废掉太子刘盈，另立如意为太子。周昌对此坚决反对，并向刘邦提出劝谏，说：“我不善言辞，但知此事不能这么办，如陛下想废太子，我就不服从您的命令了。”因为周昌口吃，在说上述话时，把本不需重叠的“期”字说成了“期期”。而成语期期艾艾也典出于此。

任敖

任敖（公元前？——公元前179年），秦代沛县人，初为沛县狱史，素与刘邦相善。刘邦初起时，敖以客从，为御史。亡秦后，刘邦立为汉王，与楚霸王项羽争天下。刘邦东击项籍，敖迁为上党太守。高后当政时，封任敖为御史大夫。孝文元年，任敖卒，皇赐谥号“懿侯”，葬于广阿县丘底村前，清乾隆年间隆平县知县袁文涣曾吊以诗曰：

广阿城外夕阳愁，太息茫茫土一天。

古墓寒烟分野色，残碑衰草冷荒洲。

千秋事业光青史，十载勋名起汉刘。

丰沛当年成往事，萧萧叶落老松揪。

王陵

王陵（？－前181）汉初大臣。沛县（今江苏沛县西）人，秦末农民战争中，

聚众敷千人据南阳（今河南南阳）。后归刘邦。从定天下。以功封安国侯，

官至右丞相。因反对吕后封请吕为王，罢相，改任太傅，病死。

一说以宾客从刘邦起兵，并随刘邦入武关，又随入汉中。楚汉战争中，

守丰，后封雍侯。汉朝建立，改封安国侯。

雍齿

雍齿（？——前一九二年）

沛入（今江苏沛县东），出身豪强。秦二世二年（前二零八年），随刘邦起兵反秦。秦军围攻刘邦于丰乡（沛县西）。邦打败秦军后，命雍具驻守丰乡。雍经魏国人周市（音拂）诱反，遂行背叛；几经反复后，再次归向刘邦，邦以其立过许多战功，故未杀他。

汉高祖六（前二零一年）。刘邦听从张良的意见，封雍齿为什邡肃侯，食邑二千五百户，位次居五十七。

汉惠帝三年（前一九二年）雍齿卒，葬于什邡治西郊（元石公社箭台大队）。他的第三代（曾）孙雍桓，袭爵终侯。汉武旁元鼎五年（前一一二年）九月，发夜郎兵，下牂牁，会番禹。终倨不肯从军击南越；又因所筹酎（音宙，醇酒）金和献祭事不合要求。被削掉侯位，计其后代先后在什邡世袭共八十九军。

屠睢

秦朝武将。公元前214年，他率50万军队对岭南进行大规模征战，经过3年苦战，终于征服了这些地区。督修从道州到封阳、广信的这段水陆古道，历时两年，动用湘、桂、粤三地戍民四十多万人，其中因病、饿、工伤、杀伐有二十万多人遗尸工地。由此可见修建古道的凶险和艰难。

程邈

生平简介

程邈，秦代书术家。字元岑，下杜人；一作下邳人。相传他首行先将篆书改革为隶书。蔡邕称其“删古立隶文”。唐代张怀瓘《书断》称：“传邈善大篆，初为县之狱吏，得罪始皇，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损益大小篆方圆笔法，成隶书三千字，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以其便于官狱隶人佐书，故名曰‘隶’。”

献字赎罪的程邈（1）

程邈，字元岑，生卒年不详，秦下杜（今陕西省西安市南）人。他是秦朝的一个小官，曾当过县狱吏，负责文书一类的差事。因他性情耿直，得罪了秦始皇，被关进了云阳狱中。他在狱中度日如年，无事可做，白白浪费时光觉得实在可惜，心想，何不干出一番事业来，以求赦免罪过？

可是，在狱中能干什么事业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程邈。当时正值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以小篆为全国统一文字。其时政务多端，文书日繁，用小篆写公文固然比以前方便许多，但小篆不便于速写，还是费时费事，影响工作速度和效率。程邈以前身为狱吏，深知小篆难以适应公务，若能创造出一种容易辨认又书写快速的新书体，不是更好吗？脑子里有了这个想法，程邈便绞尽脑汁地琢磨，于是乎，他在监狱中一心钻研字体结构，做起文字学问来。

程邈把流传在民间的各种书体搜集在一起，潜心研究，一个一个加以改进，把大小篆的圆转改变为方折，同时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经过加工整理，十年后，终于创造出书写便利、又易于辨认的三千个隶字来。他把这一成果呈献给秦始皇。秦始皇在年轻时，工作便非常认真，是一个非常讲究工作效率的人，统一天下后，要推动的政治、文化、经济上的改革又那么多，他更是日夜不停、废寝忘食的工作着。《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记载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换句话说，秦始皇每次批示的文书，是以石（一百二十斤）为单位，不批完一石，便不休息。当时纸尚未发明，公文都刻于竹简上，一百二十斤的竹简码起来大约有一个人的高度，而且自我要求，不批示完，即使已到深夜也不能休息，可见秦始皇的确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

秦始皇看了程邈整理的文字，非常高兴，不仅免了程邈的罪，还让他出来做官，提升为御史。由于程邈的官职很小，属于“隶”，所以人们就把他编纂整理的文字叫隶书。同时，“隶人”也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也被叫做“佐书”。这种隶书的特点是扁阔取势，结构简单，笔画平直，有了波磔，与小篆相比，书写方便，易于辨认。后来为了和汉朝的隶书区别开来，就称之为秦隶。

秦隶的出现，是我国文字史乃至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书体。从此，我国文字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则从表形、表意到形声，字体结构也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但秦朝初创的隶书，结体和用笔都带有篆书的意味，长扁不一，波磔也不明显，可以说只是篆书的潦草写法。到了东汉，隶书才有了大的变化，结构向扁平发展，笔画出现了雄健的波磔，更趋于工整精巧，从而形成了汉朝隶书的独特字体。汉隶结体用笔富于变化的特点，又影响和促进了楷书和其他书体的形成及风格的多样。直到如今，隶书仍然是一种常用的字体，并作为一种书法艺术而存在。

献字赎罪的程邈（2）

程邈创造隶字说便是书史上有关隶书起源的颇具影响力的经典话语，这一传说在我国流传了两千多年。《说文解字·序》说：“秦烧灭经典，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秦始皇使下邽人程邈所造也。”唐张怀瓘在《书断》中也说：“程貌，隶书之祖也。相传邈善大篆，初为县之狱吏，得罪始皇，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损益大、小篆方圆之笔法，成隶书三千字。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其书便于官狱隶人佐书，故曰隶书。”

秦隶出现后，虽然为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却没有真迹遗留下来。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城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余枚竹简，字径很小，最大的不过二分，字型工整端秀，笔画浑厚。它的笔画肥、瘦、刚柔、纵横奔放，浑厚凝重，变化多姿，其点画有明显的起伏变化，特别是其中的“波势”已初具规模。这就是秦隶的墨迹。另外从上世纪初起，在西北和山东等地陆续出土了多批竹木简，战国、秦、汉、晋都有，湮没了两千多年的秦隶墨迹，终于重现于世。

这些出土文物不仅让我们得以见到秦隶的庐山真面目，而且也对程邈创造隶字的说法有了新的更准确的认识。也就是说，程邈创造的所谓新书体，其实早在战国时就在各国民间流行使用。从考古发掘的一些先秦金文、帛书和简册遗物看，隶书的萌芽期当在周朝。如西周孝王时代的《小克鼎铭》等作品，在其笔法上就已初露隶书的端倪。到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字开始了由篆向隶的转变。这一点，从一些出土的战国中期的帛书和木简文字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县城郊郝家坪发掘了一处战国土坑墓葬群，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有两件木牍，一件残损严重，另一件却较完好，字迹清晰可辨。青川战国木牍比云梦秦简约早八十年，它的字体和秦简上的秦隶极为相似。这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隶书。这说明，秦朝时既有篆书这样的官方文书的规范字体，也有像隶书这样非官方用的简化字体。程邈只是对当时已经存在的这些隶字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收集和系统的整理加工，“去杂取精”，进一步规范罢了。也就是说，隶书是许多人靠日积月累共同创造的，决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之功所成。程邈之功应为编纂整理之功，而非世人所言创始之力。

程邈创造隶字的传说虽然不完全可信，但应该承认他所做的编纂整理工作。作为一个基层秘书工作者，程邈能做成这么一件伟大的事业，自然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现在的秘书工作者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和荣耀。同时，程邈那种历经坎坷而矢志不移、精勤奋进、自强不息、好学不已的精神更值得肯定和赞赏。人生在世，谁无挫折？有的人遭受挫折而萎靡不振、自暴自弃，有的人却在逆境中“愿保金石志，无令有夺移”，把苦难和挫折当作一块垫脚石，结果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了超越自然的奇迹。正如一切幸运并非没有烦恼一样，一切厄运也决非没有希望；人在顺利时不能得意忘形，在逆境中也不要一蹶不振，这便是程邈献字赎罪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教益。

程邈与隶书

唐张怀瓘《书断》中说：“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程原为县里小官，因罪入狱，他整理了隶书3000字上奏，秦始皇认为很好，赦其罪，并封为御史。

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被关在监狱里。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又创立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因为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大附会的成分。实际上正像书法的产生一样，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程邈所作的大概是整理工作。

书法上称秦隶为“古隶”，汉隶为“今隶”。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

李必骆甲（转）

秦风刚烈，秦人善斗，有歌曰“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就是生动写照。自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废世袭而行军功，秦国人都把杀敌立功作为赢得高官厚禄，进而光宗耀祖的途径。

然而，楚汉之争正烈，却有两位勇猛的秦国骑士委婉谢绝了刘邦做骑将的任用，甘愿屈居左右校尉之职，给后人留下了千古难解之谜，若想揭开谜底，只有从萧何下手。

刘邦在做了皇帝之后评论萧何的功劳，归纳为“后勤保障”，即镇守后方，安定民心，保证粮秣，续发兵员，照此看来，萧何当然做了许多征兵选将的工作，而萧何向来以知人善任著称，“月夜追韩信”早成为千古美谈，所以当不会对享有大名的重泉骑士李必骆甲不闻不问，视而不见。因此，二人经萧何选拔之后推荐给刘邦是可以肯定的。既然萧何在保举韩信之前先进行秘密深谈，那么将李必骆甲送到前线时先行谈话教育，进行必要的嘱咐，可以视为对“年轻人”的关心和关怀，很符合萧何的性格.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认定，二人在面临选将的关键时刻的谦让是萧何谆谆教诲的结果。“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此话谦虚得体而又充满自信，令人不难从中看出萧何的影子。

以后的故事证明了李必骆甲的才干。先是在荥阳东面的黄河滩上把项羽的精锐铁骑打的狼狼大败，接着是突袭项羽的后方，绝其粮饷，最后是追杀项羽，逼迫他自刎乌江。就这样，李必骆甲虽然没有封侯之赏，却也把官做的稳稳当当，凭借谦逊的品格和卓著的军功而深受皇上的信任，无忧无虑的享受太平和富贵。这样的“远见卓识”只有丞相才会有，他们发自内心的佩服并且感激自己的人生导师－－－－萧何。他们是皇上的“红人”，丞相的学生，当然，他们并没有觉得他们已经成为萧何“安插”在刘邦身边的“耳目”.这样的“耳目”究竟有多少？谁也难以说清楚。后来刘邦萧何反目，刘邦把萧何下狱，刘邦身边的卫士长竟然不动声色的把皇上教训一番，足以给人们留下广阔的想象余地。

透过谜一样的李必，谜一样的骆甲，我们看到的是谜一样的萧何：从容低调，以退为进，不争而争。《孤箫残荷》仔细解读了萧何与李必骆甲的这种“师生关系”，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唐厉

《史记会注考证》引周寿昌曰：“沛公此时左司马尚有孔聚、陈贺、唐厉、不止曹无伤一人。《功臣表》可证。”

唐姓发源地至少有四处：陕西、山西、豫鲁（今河南、山东间地）、湖北。上述陕西、山西、豫鲁三地在发展中成为唐姓繁衍的中心地带，也是唐姓主要望族所在地。秦汉时，唐姓分布于江苏、江西、四川、广东、安徽、浙江、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据载，战国时魏国人唐雎之孙唐厉迁于沛国（今属江苏），唐厉四世孙唐都任临邛（今属四川）令，唐都之孙唐林被封为建德侯，唐林之子唐蔚因封地被除，徙居颖川（今属河南），唐蔚之三世孙唐帽任会稽（今属浙江）太守，唐帽之子唐翔任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太守。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动荡不安，北方战火连天，唐姓人随着南迁队伍，更广泛地分布于南方各地。此时，唐雎一支唐翔之子唐固，任孙吴政权中的尚书仆射一职，唐固三世裔孙唐彬任晋镇西校尉、上庸襄侯，唐彬之子唐熙因娶凉州（今属甘肃）刺史张轨之女，遂把家安到凉州，唐熙之子唐郓任前凉凌江将军，从凉州迁居晋昌（山西定襄西北），后发展成为唐姓历史上最大郡望。唐郓之曾孙唐瑶任西凉晋昌太守、永兴侯，唐瑶之孙唐褒任后魏华州刺史、唐纯任后魏太原太守，唐褒之子唐茂任秦州刺史，唐茂之子唐翼任后魏凉州太守。隋唐时期，随着河南固始人陈元光开漳入闽，唐姓人有加入者。唐雎一支有唐瑶的七世孙唐休王景任职宰相。

曹无伤

曹无伤（？－前206），是汉高祖刘邦手下的一名将领，官至左司马。他是导致鸿门宴事件发生的人物之一，亦因此被刘邦处死。

传信

刘邦于前206年攻入关中地区，秦王子婴投降。项羽过了接近一个月才率领大军到达函谷关，并在得悉刘邦已取得关中后攻陷此关。

据《史记》记载，曹无伤在刘邦决定会见项羽前，派人向项羽传话，说：“沛公（刘邦）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听后感到很愤怒，并在范增的劝说下决定进攻刘邦。

下场

刘邦在得到项伯（项羽叔父）的通知和张良的建议后亲自见项羽谢罪，项羽设宴款待。范增在席上意图加害刘邦但不成功，是为鸿门宴。

在宴会前，刘邦询问项羽是谁使他怀疑自己。项羽随即透露曹无伤告密的事。

刘邦担心范增等人的加害而逃席，回到自己军中便立即处死了曹无伤。

争议

唯一对他有所记载的史籍《史记》未有对曹无伤作出深入的描述。该段文章近年被列为中国大陆的高中语文教材，有阅读者则对曹无伤的身份、角色、动机均作出讨论和研究。

常见的观点包括：

曹无伤为投靠项羽或自保而出卖刘邦。

曹无伤是项羽军派往刘邦军的间谍。

亦有意见认为项羽亲自告诉刘邦事件的经过是出卖曹无伤。

现时亦有论者将曹无伤和项伯比较，认为两人均背叛所属阵营的人。有些意见指曹无伤的贡献比项伯为小。

以下转载自菜九段文：

千古谁识曹无伤

作为历史公案的鸿门宴，其始其终都与一个人物挂上了号，这个人就是曹无伤。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刚刚出场就立即谢幕的人物、却让历史永远地记住了他。后世甚至以为，因为曹无伤才有鸿门宴。菜九以为，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是，无论有没有曹无伤，都会有鸿门宴。

除曹无伤外，刘邦所部的左司马尚有三人，他们是蓼侯孔藂，费侯陈贺，斥丘侯唐厉。但一提到左司马，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曹无伤。比如，沛公初起兵时斩秦泗川守壮的功臣就是左司马，《高祖本纪》记此事曰：“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索隐》引颜师古云：“得，司马之名。非也。按后云左司马曹无伤，自此已下，更不见替易处，盖是左司马无伤得泗川守壮而杀之耳。”这一来二去，就将这一桩大功落实在了曹无伤的名下。只是这种认定不是没有争议的，《史记会注考证》引周寿昌曰：“沛公此时左司马尚有孔聚、陈贺、唐厉、不止曹无伤一人。《功臣表》可证。”但菜九以为，这个功劳可能还真应该归之于曹无伤。因为另几人是汉之功臣，如果是他们中某人所为，直接说就是了，何必只保留官职而不提姓名。可能的原因是曹无伤已成了罪人，不便提。而击杀秦郡守之功又是反秦战事之最可称道者，不容没去，故有此种记载方式。当然，记不住人的姓名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考虑到沛公部此时刚刚起兵，部队的建制尚属草创，是否有官衔名号还很成问题，此官职极有可能是日后追记的。

非常奇怪的是，考查追随刘邦起兵的几个亲信：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周绁的早期官职，竟与司马之职无一丝一毫的联系。司马之职更像是楚制，而刘邦部沿用的官职更多的是参照了秦制。比如樊哙、曹参等人均是由七大夫而五大夫，继而为执帛或执圭，再没见司马之职。菜九以为，此职或者非刘邦主干部队的官职，更可能先为刘邦的兄弟部队吕泽部所专有，因为吕泽所部用楚制更多。司马官职可能不低，灌婴击楚最后一战的功劳薄上还特意记了“降左右司马各一人”，说明此官职的重要。有鉴于此，曹无伤至少是个立有战功的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参加过秋收起义及万里长征的老红军。像这样一个追随刘邦或吕泽反秦出生入死的人，到了两军对峙的节骨眼上，怎么会暗中向项羽一方去搬弄是非呢。现在有些教案将曹无伤说成是项羽在刘邦阵营中的内应，这个看法不对。刘项两军长时期联手作战，曹项原本认识也很正常。此时曹只是主动投靠，是否为项氏接纳尚属未知数，又如何内应得起来。何况，曹无伤所说并不是什么重大机密，与其说是通风报信，不如说是政治表态。其所作所为更像是为自己留个后路。为什么会是这样？自从项羽破关而入，两军的态势敌意甚浓，项强刘弱，一目了然，所有的人都清楚打起来会是什么结果。不仅是刘邦，其所部稍有头脑的将领也能判断出局势的危急，曹无伤的告密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像曹无伤这样经过浴血奋战数年立有大功的人，此时有安享胜利成果的心理状态也很正常。而一旦重新开战，享受胜利的前景就会完全泡汤。当然，如果能站在胜利者一方，则又将另当别论。曹无伤所为，就有点向下一个胜利者投靠的倾向。也就是说，曹无伤做了两军将打起来的准备，而根本没想到两军有可能打不起来。一旦打不起来，曹氏所为将为两边所不容。所以古人说，祸莫大于欲利，岂空言哉。

曹无伤传递的情报内容是：“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此言不得完全视之为进谗，而应当作具有某种可信程度的史料。曹无伤通风报信的内容，从几个方面刺|激了项羽。刘想王关中，尽管他有这个权利，但这是项羽及诸侯联军肯定不会答应的。人性中有一特点，即看高自己的努力，看低他人的努力。在项羽及联军看来，他们在黄河以北消灭了秦军野战军主力就是盖世奇功，他们就理应享有对战利品的最大支配权。如果让刘邦如约王关中，就表明项羽的功劳要大打折扣，何况秦政权的金银财宝还都让刘邦霸占了。这口气是项羽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的。在项羽的灭秦计划中，应该将秦宗室斩尽杀绝，他显然也不想让秦王子婴活下来。因此，刘邦立子婴为相一事，也为项羽所不能容忍。其实无论有没有曹无伤的密报，项羽都不会让刘邦王关中的野心得逞，只是有了这个密报，加大了项羽打击的决心与打击准备力度。刘邦方面所遇到的尴尬是，曹无伤之进言完全属实。刘邦的打算并非隐蔽，其所部将领对此应该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而曹无伤大小也是个官，完全有可能知道刘邦的真实意图。

刘邦的护身符是怀王之约，只是这个约定此时也不能保证其权利的落实。应该说怀王之约是在灭秦形势非常渺茫的情况下作出的，而这个约定本身也有模糊之处。比如王关中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是旧秦的全部地盘，还是其核心数郡。秦政权的财富怎么处理也没有明确交代，不过也不好明确交代，只能是走着瞧。谁也没有想到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灭秦目标居然一下子实现了，并出现了超强的项羽及诸侯军事集团，使得原本就不容易执行的约定更难落实了。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刘邦决心武力维权之举，接着有了项羽决心武力毁约之举。而刘邦情知不敌，为求自保，决意拱让王关中的权利，就等于把怀王之约搁置了起来。这一来，也等于把处理灭秦后局面的难题交给了项羽处理。曹无伤因料想不到刘项之间完全有化解的余地而作出的告密之举，到了这个时候就显得多余了。

鸿门宴就是项羽处理这个局面的第一回合。在鸿门宴上，刘邦肯定提出了自己利益的底线，即只要巴蜀两块地方，其他由项羽发落。这个内容没有被记载下来，是从常理上推测出来的。因为无论是刘邦对项伯所说的话，还是在鸿门宴上对项羽所说的话，都没有什么涉及利益交换的实质内容。而缺少了这些内容，就很难设想项羽盛起的杀心如何能平息，也很难设想刘邦如何敢只带百余人深入项羽的龙潭虎穴。因此，刘邦的表态应该是在其动身前往项营之前就作出了，时间应该是与项伯的会谈。因为也只有这样，项伯才能保证刘邦在项营的安全，才会敦促刘邦第二天早一点来。如果项伯没有十足的把握保证刘的安全，又岂能促刘早点送死呢。有关刘前往项营一事，项伯所用之词为谢（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为谢罪谢过之意。谢什么过与罪呢？就是刘邦派人把住了函谷关不让诸侯联军进入一事。刘邦率先灭秦夺了头功，犯了众人之嫉，又派兵阻函谷关不让联军进入，犯了众人之怒。这样的失误是要受惩罚的，因此在两军火并在即的当下，就不是仅仅口头上表示承认错误就能解决的，一定要拱让出某种利益。比如刘邦就会拱让出王关中的权利。接下来的问题是，你不王关中，让谁来王啊？你不王关中，又该如何安置你啊？先不谈后两个问题如何解决，只要刘邦向项羽当面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要打要杀之类的事就绝不能容许其发生。至于项庄舞剑一事，菜九以为属于节外生枝，并非出于项羽本意，是老糊涂范增在帮倒忙。对项羽而言，一切OK，又何必再干蠢事，成为亡秦之续呢。尽管刘邦是项羽日后称霸天下的心腹之患，但在那个时候杀刘的风险之大也是可以预期的。一旦杀刘造成刘部及项羽部属或者诸侯军队的不服，出现的大乱，非项羽所能控制。何况两人原本相交甚笃，至于在一方愿意让步的情况下把事情做绝吗。项羽的这些盘算与顾虑，曹无伤是不可能算到的，因此他的悲惨下场是不可避免的。

鸿门宴上刘项之间只对了一句话，仅仅这一句对话，项羽就把刘邦部给他通风报信的曹无伤给卖了。据《项羽本纪》：刘邦天一亮就带了百余随从至鸿门见项王，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经过推敲，我们就会发现，刘邦一番话说得含含糊糊，但却含含糊糊得非常有效用。他在这个时刻绝对不会有任何指责项羽的意思，其出发点是解释与自责。他是来谢罪的，在这个时刻他只能自责，话里自责的内容，是指自己听信了小人之言而闭关不让诸侯入内一事。当然，刘邦所说的小人也含双关，不仅是自己听了小人的话，就是项羽准备大动干戈，也并非出于本意，而是由不相干的人在其中起了作用。换言之，刘邦不仅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也把原本应该由项羽承担的那份责任给开脱了。应该说在原本要起的冲突中，刘项二人都犯了错，刘犯的是小家子气的错，项犯的是绝情的错。而刘邦则把所有的错承担了下来，一下子就在境界上高出项羽。刘邦所言虽然仅寥寥数语，却起到了解开项羽的心结、并使自己脱困的作用，这就是刘邦的厉害之处。这段话首先就提到的两人并肩作战情景，自然会让项羽的思绪回到艰苦作战的年代，从而念及两人原本存在的战友情谊；次及战略分工，也有战争时期两人相互配合默契的情分在其中；再及无意立下大功，表明不是自己有多大本事，完全是运气好；终及不详其名的小人尽出馊主意，让原本关系非常好的两兄弟产生矛盾。这番虚虚实实的话，基本上覆盖了项羽复杂的心理状态——战胜的豪情、立了大功的自负、失去灭秦机会的懊恼、拥有空前实力的狂妄、准备对兄弟动粗的自责心理，林林总总，在这里都受到照应。确实，对秦作战是最为艰苦卓绝的事，无数先烈壮志未酬、饮恨而终。而他们好不容易熬到了最后胜利，这个战友情份正是弥足珍贵的。有了刘邦的这番表白，再加上没被记载下来的利益交换，项羽肯定也动了真感情，觉得自己之前准备消灭刘邦的冲动太过分了，他也作了自责，他的话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即“要不是你那个曹无伤过来搬弄是非，我又怎么会想起来要做如此绝情的事。”这样的回答固然有项羽把刘邦的话给听岔了的因素，但更多的是，项羽已知道刘邦决意归顺的底，便觉得先前准备火并一事太过绝情，也做了自责。不自责也不合适，本来嘛，人家只是想把住胜利果实，怕别人来抢；你可是一下子就要抢走一切，还要要人家的命。后者的错显然比前者要大，且不可挽回。只是这个自责的后果，是将曹无伤当了垫脚石，让自己下得台阶来。后人以为，项羽如此轻率地把刘邦部给他通风报信的曹无伤给卖了，实为一大损失。但此时项羽已完全知道刘邦彻底让步的底线，便没有必要与刘邦闹翻。既然不打算撕破脸，此时将曹无伤抛出来，正好可以减轻自己道义上的压力，让自己下得台阶来。曹无伤是你刘邦的人，让你自己去杀好了，与项羽无关，根本谈不上什么损失。确实，在不打算与刘邦撕破脸的情况下，曹无伤的死活对项羽来说根本无所谓。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项羽当时的心态，可能听了项伯的转达，及看到刘邦恭敬地来访，项羽一下子觉得自己此前做得太过了，脸上有点下不来。是呀，人家也是千辛万苦，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功劳，让自己省了不少劲。而自己情况不明，就准备一步做绝，真到了那一步，情何以堪。在这个面子上下不来的时候，有个现成的曹无伤，不把他拖下水分担一点岂不愚蠢之至。所以项羽对刘邦的答话，就有很大的为自己开脱的成分。在化解危机方面，这哥俩的处事方式非常相似，自责+委过于人。细分析一下，刘邦的意思是，这事是我的不对，都怪那些不懂事的小人尽出馊主意，造成现在兄弟失和，我有责任哪。刘邦这么一坦白，项羽也说了，我做得也不好，不过要不是你那个曹无伤说事，我也不会这么做啊。看来这两个人是要维持关系的，全是外人在捣鬼。是啊，原来两人关系很好，都结拜为兄弟了，怎么居然发展到都准备火并了。噢，原来是曹无伤这小子使得坏。所以项羽供出曹无伤很正常，而将曹无伤通风报信一节瞒过不说，才不合情理，毕竟在这万分尴尬的局面下，当局者都要过关嘛。刘邦过关的办法是放低身段，低声下气，出让利益；项羽显然不能如此丢份。怎么办，把曹无伤拿过来搪塞，得其所哉。

刘邦回到军中立即杀了曹无伤一事，与其说是除奸，但更多的是撒气。因为无论曹无伤是否通风报信，只要刘想王关中，项羽及诸侯联军肯定不会答应，结果还是当不成，有没有曹无伤，结果都不会有什么两样。但一下子亲手把差不多吃下肚的胜利果实拱手让人，刘邦这个心里啊，怎一个痛字了得。这个曹无伤的死于非命，实实在在是自找的。司马迁引用古人的话说是“祸莫大于欲利”，那么，这个曹无伤之死就是欲求利的结果。如果仅仅是想活命，双方打起来临阵投降也可以活下来嘛。其通风报信的目的，无非是想在事后从项羽阵营为自己谋个有利地位。谁知刘项两家之间的疙瘩并非解不开，而一旦战云消散，水落曹出，不死何之。

当然，有些事不到最后是看不出结果的。如同买卖股票，哪个人不是经过百般思索、反复比较权衡，认定百分之九十九会看涨，才会持有，但事与愿违的情况多了去了，欲益反损、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我们自己就经历过或身边就不时发生，但这是生活的严酷性所决定的，谁也没有办法。只可惜了曹无伤这个老革命，为了过上理想中的好日子，将一生名节押在了刘项必火并一事上，不仅是送了老命，而且其反秦的功劳就此一笔勾销。因此，也用不着说曹无伤是什么内奸，他不过是个财迷心窍、自以为精明的人，只不过是人算不过天，到头来却栽在自己手上，死都死得没名没份。

审食其

审食其和刘邦同乡，也是沛县人。秦二世元年，审食其以舍人从刘邦起兵反秦。刘邦带兵离开沛县时，留下自己的哥哥刘仲和审食其一起照料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儿女。楚汉战争期间，在彭城之战中审食其与吕后、刘太公一起被楚军俘虏，结下深厚感情。审食其与吕后两人自刘邦离开沛县后，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朝夕在一起。特别是在审食其与吕后同在楚军为俘虏的三年期间，虽然没有史书详细记载，但是三年多时间里吕后多蒙审食其忠诚相伴，两人可以说在战乱岁月里产生了生死与共的感情。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因为吕后谏争，没有什么战功的审食其被封为辟阳侯。等到刘邦死后，二人更无顾忌，互相往来。《汉书·朱建传》说：“辟阳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说的就是此事。

审食其与吕后的隐情终于被吕后的儿子汉惠帝发现。据《汉书·朱建传》载：“久之，人或毁辟阳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太后惭，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汉惠帝不能对自己的母亲怎么样，但是对付审食其还是有办法的。吕后自知理亏，不敢向儿子求情，束手无策。幸亏审食其曾经帮助过的朋友朱建施展辩才，说服惠帝的幸臣闳孺，设法救了审食其一命。惠帝死后，审食其与吕后关系更加密切，肆无忌惮。吕后死后，诸吕被杀，但是因为审食其未雨绸缪，得到陆贾、朱建等人的帮助，所以在诸吕被灭后平安无事。文帝三年（前177年），淮阳王刘长因为怀恨审食其在汉高祖时对其亲母见死不救，于是伺机杀了审食其。这位吕后的情人在吕后死了三年之后，也随吕后而去了。

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吕后要为二十一岁的刘盈选后，为怕自己控制不住新皇后，最后别出心裁地来了个亲上加亲，将自己尚未成年的外孙女张嫣嫁给刘盈。舅甥成婚，岂非乱|伦？新婚后，刘盈同小皇后并没有真正的夫妻生活，只是同其他女子厮混。先是女色，然后是男色。当时，被封为郎中的好些人，头戴用漂亮羽毛装饰的帽子，腰围贝玉带，脸上涂满脂粉，这些大多是惠帝的男宠。

大婚后不久，有人密告惠帝，说这桩婚姻是辟阳侯审食其在枕边同吕后悄悄定下的。审食其与太后私通，刘盈已又羞又恨，又做了这件坏事，更是火上浇油，于是下决心报复。

审食其原是刘邦在沛县时的贴身家人，照顾吕后母子，两人关系已有暧昧。刘邦即位后，感念其护家有功，封其为侯。他与吕后依然旧情不断，刘邦也不加干涉。

一天，惠帝找了一个借口，把审食其逮捕下狱，准备治死罪。吕后也不便亲自出马为姘夫说话。这时一个叫朱建的人，走了惠帝男宠的门路，救了审食其一命。他找到惠帝的男宠宏孺，托他说情。他对宏孺说：“审食其一死，你的性命也难保。”宏孺吓了一跳，朱建分析道，你受皇上宠爱，审食其受太后宠爱，一旦皇上将审食其杀掉，太后为报复，也会把你杀掉。宏孺一听，很有道理，使出浑身解数，设法让刘盈赦免了审食其的死罪。三年后，惠帝抑郁成疾，加之纵欲，年纪轻轻就死了。

蒯彻（后改名蒯通）

一、登上舞台

蒯通，本名蒯彻，因为避汉武帝之违而改为通。有人从楚汉时期记载蒯通的言论以及《史记·田儋列传》：“从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汉书·蒯伍江息夫传》：“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认为《战国策》为其所著。

蒯通第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是秦二世元年八月，当时武臣授命于陈涉北上扫荡赵地。眼光老到，善为长短之说的他立刻游说范阳县令徐公，为其分析当前形势，解说利害关系说服徐公降赵王武臣，又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赵王武臣接受范阳县令徐公投降，传檄千里，不战而下三十余城。可见其言之利！

到蒯彻再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五年的光阴已经一晃而去了，楚汉相争的历史大剧已经接近尾声。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五年间风云起伏，波澜壮阔，而蒯彻却丝毫没有任何事迹显示他参与这段令人热血沸腾的历史进程中去。

笔者以为，不是蒯彻不参与，而是明主难遇。平庸之辈，自不愿意为其谋略天下，比如赵王武臣；而雄主身边都有信任有加的谋臣，比如刘邦有张良，项羽有范增。自己投奔过去，不能为其重视，则无法尽负平生之策！太史公在《乐毅列传》曾言：“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从侧面反映其不遇明主赏识，满腹经纶无处施展而借古悲己的心态！

二、乱齐之策

汉四年十月，也就是五年后，蒯通再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也是韩信的帐下，当时韩信授命于刘邦引兵东，进攻齐国，还未渡平原就听到郦食其已经说服齐王投降。韩信正要退兵，蒯通鼓动其偷袭齐国，说“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韩信听其计，趁齐国不备，一举攻克齐国都城临淄。

这里是后世认为蒯通为韩信谋士的依据，但是司马迁在史记用的是“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这里没有明确说明蒯通为韩信谋士，反而从这里看，蒯通仅仅是来说策的说客。司马迁对此评价为“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班固也认为“蒯通一说而丧三俊”。

蒯通之谋就有必要追究一番，蒯通究竟为何出此谋？此谋究竟对谁有利？这里可以有三种解释：一，蒯通为韩信以后自立而打定基础，临时小施手段辅助韩信成就大业，可以说深谋远虑。二，惟恐天下不乱，借此来实现自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纵横家本色。三，为其他人而谋，蒯通施展手段借此以乱齐汉联盟。因为后来有蒯通说韩信自立，所以一般后人皆认为是第一种原因。

但是笔者却倾向第三种，史记有这么一端话：“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从这段可以推测蒯通曾经为项羽客卿，联系到蒯通五年内毫无动静，很可能因为无明主辅助，而楚汉期间惟有项羽刘邦双雄并立，余者皆不足论。而刘邦项羽都有高参辅助，蒯通投靠亦不能尽展所学，是亦未曾前去辅助。但是在汉三年却有了转机，项羽中陈平反间计而痛失高参范增，处于缺乏谋士辅助的尴尬境地。而此时蒯通以及好友安期生趁此辅助项羽施展抱负亦合情合理，项羽欲封他们必然他们有一定功劳出过计策才可，这里笔者以为“乱齐”就是蒯通为项羽而谋，项羽因此而分封之。

但是前一种也有很大的可能，亦合情合理，或项羽不能用其策，而转投韩信，试图辅助韩信三分天下而谋之。第二种则可能性不大，如果蒯通仅仅是显示自己的手段，这乱齐相比说徐公降赵王武臣显然谈上不上什么手段，不过蛊惑之策耳！惟恐天下不乱也不能成立，从蒯通前后事迹来看不是那种仅卖弄口舌而毫无目的之士。

究竟是哪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们从零散的资料来看这段历史。

三、韩信伐齐与郦食其使齐

汉三年六月，项羽拔荥阳，诛周苛、枞公，虏韩王信，围成皋，汉王刘邦与滕公夏侯婴从成皋主战场逃跑至韩信、张耳军中。趁张耳、韩信未起，自称使者夺其印符，召诸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会议后刘邦夺两人军队，令张耳镇守赵地。授命韩信为相国，带领剩余军队进攻齐国。在这里刘邦命韩信进攻齐国除了实现对西楚的战略迂回，战略包围，还有一点是预防韩信张耳在赵地势力膨胀，尾大不掉。所以夺两人兵权，又分开两人，用无兵权的张耳镇守赵地，使韩信带剩余的赵军进攻齐国。又派自己的亲信曹参，灌婴率领部队以及蓼侯孔熙，费侯陈贺作为副手进行牵制。

韩信正式攻齐发生在汉四年十月，也就是四个月后的事情了。在这段时间，郦食其因为向刘邦出了馊主义（建议刘邦分封诸侯，被张良所止）而戴罪立功游说齐王投降刘邦。郦食其不负所望，说服齐王降汉。本来皆大欢喜，韩信却受蒯通蛊惑，偷袭齐国，引发齐国背汉而联楚。

考察其中的关键部分，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蒯通和韩信的关系。

对韩信的背约偷袭行为菜九段先生认为是“击齐一事是汉精心布置的战争行动。郦生是注定要牺牲掉的一粒棋子。”原因在于汉将柴武不属于韩信参加了击齐战斗；吕泽这个独立军团参加了作战（手下丁复参与破龙且之战）韩信在战斗中所能指挥的也只有曹灌等人，而曹灌也是刚加入韩信部。不属于韩信而参加对齐作战的还有高陵侯王周“以都尉破田横龙且”，肥如侯蔡寅“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对此我们要详细分析，首先对刘邦来说齐国是肯定要拿下的。而派郦食其游说齐王正如郦食其分析：“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於历城，诸田宗彊，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籓。”显然刘邦是做两手准备，一手通过武力；一手通过外交。对外交是否可以成功是个未知数，自然不能因为派了使者而放弃武力进攻（武力压迫也是外交可以成功的一个条件）。再对于韩信攻齐，将在外君令有所不授。战场战机瞬息万变，刘邦自然明白放权于将的必要性。所以刘邦没有授命韩信停战算不上牺牲郦食其。关于其他部将参战说明韩信受制于刘邦而偷袭齐国亦不妥。吕泽等不属于韩信的军团是参与的潍水破齐楚联军之战。而偷袭齐国则是韩信以及手下曹灌所为。“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史记》这段记载清楚的表明，韩信不但知道郦食其说齐的事情，而且对齐之战有全权处理的权利。所以偷袭齐国可以说是韩信受了蒯通的蛊惑才为之。而不能视为刘邦精心布置。

蒯通的蛊惑司马迁称之“乱齐”，可以理解为破坏齐汉联盟。而蒯通蛊惑韩信却抓住了刘邦诏韩信击齐，又独发间使下齐，却未有诏止韩信的漏洞，以争功劳打动韩信去偷袭“友邦”。而蒯通的乱齐之计谋，有必要考证其对当时天下大势的影响，以及最大受益人。

蒯通的计策最大的受害者是刘邦，再当时的情况下，主战场刘邦被项羽围困，随时有生命危险。齐投降于刘邦，可以和韩信合力南下击楚，解决自己的困境。这样的话楚汉之争或可早一年解决。而齐是属于田家还是韩信，对刘邦来说并不重要，当时田氏掌握齐国当然不利于刘邦以后统治，但是同样由韩信掌握齐国亦会出现功高盖主。而后来差点三分天下以及刘邦被迫封韩信为齐王，割地请战亦是证明此点。

蒯通的计策却是有两个受益者，韩信不用说，借此扩大功绩，又独占齐地，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但是最大的受益者却不是韩信而是项羽，我们着重分析。汉三年末四年初，项羽在荥阳虽然处于攻势，却一直未击破刘邦主力。而自己的粮道一直面临彭越的骚扰却无计可使。北面的齐国处于对楚后方威胁，却因为旧恨难平而彼此虎视眈眈。因为齐国并不强大，且抱着做山观虎斗的心理才彼此相安无事。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齐投降汉合兵与韩信进攻楚大后方，楚地必然危机。韩信破齐楚联军项羽恐慌，派使者游说韩信亦是明证。而韩信偷袭“友邦”，使齐反而投向楚合力抗汉，无疑是个巨大的转机。项羽派龙且救齐无疑是不但可以解救此次危机，亦是对汉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击。

联系蒯通曾经仕项羽，可以大胆推断蒯通为项羽设计出一石二鸟之计策，而项羽欲封估计也是因为此计的大功。

四、潍水之战和三分天下

但是此计的结局却因为韩信潍水之战而破灭，后世因为结局而忽视结局前的探索。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潍水之前的形式的确为楚国掌握着战争主动。韩信偷袭“友邦”后，齐完全倒向楚，齐楚联军的实力占优势，又拥有天时地利，正如龙且手下献计“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两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

面临这样的局势，刘邦亦看出齐地战事的重要性派出多路军队支援韩信，这就是多路不属于韩信而参与破齐楚之战的缘故。最终韩信出色的战术能力以及龙且贪功冒进使蒯通乱齐之计化为乌有。

刘邦派大军援助齐地战事，使得项羽松了口气，自己亲自平定彭越之乱。虽然彭越之乱严重影响了楚的主战场进展，使得项羽不得不亲自消灭这个隐患。但是亦有可能是刘邦兵力大量援助齐地，一致于项羽放心带兵剿灭彭越。

关于项羽派龙且援救齐军，《史记》说项羽“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汉书则说“羽使从兄子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救齐。”这里有冲突，到底是龙且为主将，还是项它呢？从前后资料看项它为西楚拄国，在彭城处理政务，并不曾带兵。而从潍水之战看也是大司马龙且亲自指挥作战。从这里我们或则可以推断救齐是西楚国一个全局性的政策，由于项羽在荥阳一带和刘邦对峙，所以项它作为拄国全权处理事务，而龙且为大将带兵救齐。从后来汉破齐楚联军却在彭城杀龙且，可推断此战一直延续到彭城。而从韩信偷袭齐国，到齐国向楚求救，短短时间救齐就成为一个全局性的政策，项羽当时在西边的荥阳，龙且在南边九江刚剿灭英布，项它在彭城。西楚如此高的效率可以推断对此早有预谋，蒯通献计乱齐大概西楚对援救齐国已经坐好准备。

韩信破齐楚联军占领齐国，使西楚再次面临四面受敌的巨大危机中，如果破不了此局，项羽可以说败局一定。在此情况下，“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武涉游说失败后，“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后世因为蒯通的说辞完全站在韩信的立场，以至以为蒯通为韩信所谋。我们仔细分析当时情况却发现未必如此，当时天下大势为刘邦项羽在荥阳一带角逐，西为刘邦势力，东为项羽势力；南方之地有刘邦的势力淮南王，项羽的势力临江王以及中立的衡山王；北面是附属与刘邦的赵王以及燕王。而韩信齐地则处于一个微妙的地位，如武涉语“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

蒯通用算命来蛊惑韩信，分析天下大势，建议韩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似乎完全是在为韩信着想，但是其着眼点却在“西乡为百姓请命”上，也就是说让韩信不要听命于刘邦，去进攻项羽，而自己独立，三分天下。这里却有关键问题是在于韩信到底有没有实力反。我们从当时齐地的情况看，韩信对齐来说是外人，在本地本就没有自己的势力，而齐地也没有完全平定（韩信参加垓下之战的时候，曹参依然留齐平定未服者）。而齐王田横逃奔至彭越，如果齐地动乱，很可能趁机利用自己在本地的威望重新得势。最关键的是韩信一直授命于刘邦，手下军队几次被刘邦整编，而手下有曹参，灌婴这样有自己部队的刘邦亲信以及孔熙，陈贺这样明则辅助自己实则为监视的副手。而韩信自己的亲信在史书中可以查到的只有参谋李左车，或则还有亦肯定是少数派。此时韩信“西乡为百姓请命”可以说把握性并不大。而韩信独立最大的受益者亦是项羽，不但解决大后方问题，又可以做观汉之内乱，或是趁机主动出击，或是帮助韩信自立，进退自如。

由此可见蒯通为韩信而谋有待商量，而韩信的态度更是说明自立此时不可行，后人为韩信表面的推脱而以为韩信为刘邦恩情不忍背叛刘邦。其实不然，韩信在汉中对的时候就明确以利益为重，要求刘邦“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后世有人指出此为“欲以胁高帝而市之也。”而后韩信做观刘邦困于楚不思解救，而要胁封地。可见韩信为刘邦恩情不忍背叛不能成立，蒯通说韩信时，韩信亦在盘算得失，最终觉得风险太大而不敢冒险。韩信最后“遂谢蒯通。”亦是在对说客而非心腹。

蒯通说韩信而无功，在加上成皋之战的惨败，项羽大势以去。安期生和蒯通不肯受项羽之封，终亡去。

五：后记

蒯通的坟墓提着一句诗：九原若解酬恩怨，不恨高皇恨蒯通。

这里恨蒯通说的是韩信最后身死长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韩信说此话却别有深意，是感叹自己当时不够果断没有大胆赌一把？还是故意显示自己有机会反而没有反的冤枉？难道韩信不知道说此话还给蒯通带来灾祸吗？果然，刘邦回来听到吕后说，立刻派人捉拿蒯通，欲亨之。蒯通的口舌之利又一次发挥作用，这里蒯通坐了一个经典的比喻，说狗吠尧帝，非是尧帝不仁，而是吠其非是自己主人罢了，也就是各位其主，没有什么好怨的！刘邦听后就释放了蒯通。

或则韩信本就没有把蒯通当自己人；或则怨恨蒯通出计策而使自己走向绝路，临死前故意害他一把。千年事与浮云去，作为后世的我们也仅仅只能从当时的资料来猜测其所思。

总而言之，蒯通是韩信参谋而为韩信谋天下，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对蒯通，韩信的关系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与探索。

灌婴

（？～公元前176）中国秦末汉初名将。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区）人。原为商贩。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参加刘邦军，以骁勇著称。在随刘邦由汉中进取关中时，参与攻塞王司马欣，围雍王章邯。楚汉彭城之战后，被刘邦选为骑兵将领。此后，率领骑兵，参加破魏；接着出击楚军侧后，绝其粮道；继又跟随韩信攻占齐地，复深入楚地，迭克城邑，攻下彭城（今江苏徐州）；参加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决战，穷追楚军，攻取江淮数郡。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受封颍阴侯。后以车骑将军相继参加平定臧荼、韩王信、陈□、英布叛汉的作战。吕后死，因与周勃等拥立文帝有功，升为太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继周勃为相，次年卒。被追谥为“懿侯”。

灌婴

灌婴（？—前176年），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西汉开国功臣，大将，以力战骁勇著称。历任汉车骑将军、御史大夫、太尉、丞相，封颍阴侯。

灌婴原为睢阳布贩，秦二世二年（前208年），灌婴投奔沛公刘邦，以中涓身份随其征战，在进击东郡及杜里的作战中，因为他斗志顽强，多立战功，被赐爵七大夫。又跟随沛公刘邦在亳南、开封、曲遇攻打秦军，急攻力战，赐爵执帛，号宣陵君。攻打阳武、洛阳、封锁黄河渡口，打败南阳郡守的军队，平定南阳郡。西进武关，战于蓝田，赐爵执圭，称为昌文君。

刘邦被封为汉王，入汉中，十月，拜灌婴为郎中、中谒者，跟随韩信还定三秦，攻下栎阳，降服塞王；在废丘围困章邯军；又东出临晋关，击降殷王；与项羽的作战中，在定陶以南打败了项羽部将龙且、魏相项他的军队，灌婴因此被赐为列侯，称昌文侯，食杜平乡。

不久，又以中谒者的身份攻降下砀，战至彭城。由于刘邦只顾寻欢作乐，被项羽回师猛攻，大败而逃。在成皋之战中，刘邦为抵抗楚的骑兵，建立骑兵部队，灌婴被选拔为骑兵将领。他率骑兵阻遏楚骑兵，激战于荥阳东，大胜而归。又偷袭楚军后路，截断楚军粮道。所部共斩杀敌军右司马、骑将各一人，楼烦将五人，连尹一人，都尉一人。这次战役有利于汉荥阳防线的稳定。灌婴也因此升为御史大夫。

汉王二年（前205年），灌婴率骑兵随韩信相国攻魏，继而参与攻齐，在历下击破齐军，所部俘车骑将军华毋伤及将吏四十六人，攻降临淄，得齐守相田光。追齐相田横至嬴、博，破田横骑兵，所部斩骑将一人，生得骑将四人。继而攻下嬴、博，破齐将田吸千乘，所部斩杀田吸。又跟随韩信东攻龙且，所部斩龙且，生得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灌婴亲自生活捉齐亚将周兰。

平定齐地后，韩信自立为齐王，趁势攻入楚腹地，连克城邑。灌婴在下邳击败项声、郯公，接着斩杀薛公，攻下下邳。在平阳击败楚骑兵，攻降彭城，俘柱国项他，降留、薛、沛、酂、萧、相。又攻苦、谯，再次生俘亚将周兰。汉五年冬，与刘邦会师于颐乡（今河南鹿邑东）。跟随刘邦在陈地击败项羽，所部斩楼烦将二人，虏骑将八人。加食邑至二千五百户。

项羽兵败垓下逃走后，灌婴受诏率五千骑兵追项羽至东城，败项羽军，迫使项羽自杀，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羽，五人皆赐爵列侯。此战，俘虏左右司马各一人，士兵一万二千人，大获全胜。之后又攻下东城，历阳，渡江平定吴地、豫章和会稽等五十二县。

刘邦称帝后，赐灌婴邑三千户。同年秋，灌婴又击破燕王臧荼。第二年，攻陈，取楚王信。他的食邑也因军功而不断增加，终至二千五百户，被赐剖符为信，世代相传，号称颍阴侯。

此后，汉初所分封的异姓王，乘汉初立，反叛不断。灌婴以车骑将军职，随刘邦征讨韩王信。陈稀反叛，他斩将拔城。英布谋反，灌婴以车骑将军作为先遣队攻打英布军，擒斩英布许多重要将领，追击败军直到淮河沿岸。英布被粉碎，刘邦确定把颍阴五千户做灌婴食邑。灌婴跟随刘邦，共擒二千石的将吏十二人，自率部队击败敌人十六次，降服四十六座城邑，平定一个封国，两个郡，五十二县，食邑也升至五千户。

灌婴平英布之乱后，刘邦去世，灌婴以列候身份事孝惠帝和吕后。吕后去世，吕禄等听人乘机在长安谋反，齐哀王（刘襄，刘肥之子）举兵西进过逆。吕禄等听了这一消息立即派灌婴为将前去迎敌。但灌婴早有反诸吕之心，行至荥阳即屯兵不进，同绛侯周勃，丞相陈平等人通谋诛除诸吕，并把此事微露与齐哀王，齐哀王止兵，待绛侯等人诛杀诸吕之后，齐哀王引兵去，灌婴军亦还朝，同周勃，陈平共立代王为孝文帝。文帝加封灌婴三千户，赐黄金千斤，封为太尉。

三年后，绛侯周勃被免除相位后，由灌婴继任丞相之职。这年，匈奴大举入侵，灌婴率骑兵八万五千人前去讨伐，打退了匈奴兵。

西汉灌婴大将军被看成是南昌城的创筑者，故俗称南昌城为“灌婴城”和“灌城”

公元前176年，灌婴死于相位，谥号懿侯。子平侯灌阿代颍阴侯。

任嚣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开始着手平定岭南地区的百越之地。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屠睢因为滥杀无辜，引起当地人的顽强反抗，被当地人杀死。秦始皇重新任命任嚣为主将，并和赵佗一起率领大军经过四年努力，于前214年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

秦始皇接着在岭南设立了南海郡、桂阳郡、象郡三郡，任嚣被委任为南海郡尉。南海郡下设博罗、龙川、番禺、揭阳四县，龙川地理位置和军事价值都极其重要，故赵佗被委任为龙川县令。赵佗到龙川（今龙川县佗城镇）上任后，采取“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并上书秦始皇要求从中原迁居50万的居民至南越，加强汉越的民族融合。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领导农民大起义。反抗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四方诸侯、豪杰互相争夺，中原陷入战乱。这时，拥兵数十万的赵佗与北方的冒顿并称“北强、南劲”。赵佗按照任嚣关于“秦为无道，天下苦之……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可以立国”的临终嘱咐，封关，绝道，筑起了三道防线，聚兵自卫。

任嚣所说的“番禺负山险阻”主要是指横卧在江西、湖南和广东、广西边境的五岭。所谓五岭，就是江西大庾县与广东南雄县联界的大庾岭，湖南郴州与广东交界的骑田岭，湖南蓝山县与广东西北交界的都庞岭，湘桂交界的萌渚岭，广西兴安县和湖南交界的越城岭。

赵佗在公元前204年创立了“东西万余里”的南越国，以后“赵佗归汉”，岭南正式列人中国统一的版图。南越国是岭南地区第一个封建王国，是一个地方性政权，是赵佗在公元前204年建立的，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其后臣属西汉，接受汉朝封王。都城设在番禺（今广州），广州是岭南地区的第一个古都。

安期

安期生，一名安期，人称千岁翁，安丘先生。琅琊人，师从河上公，是秦汉期间燕齐方士活动的代表人物，黄老哲学与方仙道文化的传人。道教视安期生为重视个人修炼的神仙，故上清派特盛称其事。传说他得太丹之道、三元之法，羽化登仙，驾鹤仙游，或在玄洲三玄宫，被奉为上清八真之一，其仙位或与彭祖、四皓相等。在陶弘景《真灵位业图》中列在第三左位，奉为“北极真人”。

安期生修仙之处在日照市天台山。对此，东晋葛洪在《嵇中散孤馆遇神》中说：“纪年曰：东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天台者，神鳌背负之山也，浮游海内，不纪经年。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见仙山无着，乃移于琅琊之滨。后河上公丈人者登山悟道，授徒升仙，仙道始播焉。有嵇康者，师黄老，尚玄学，精于笛，妙于琴，善音律，好仙神。是年尝游天台，观东海日出，赏仙山胜景，访太公故地，瞻仙祖遗踪，见安期先生石屋尚在，河上公坐痕犹存”。日照状元张行简在文中也对此有所记载：“念我日照，虽偏居海隅，却享有琅琊之名，天台之胜，背依泰沂，怀抱东海，更兼仙山飘渺，河流纵横，自古为日神祭祀之地，黄老成仙之乡。河上公、安期生、于吉、葛玄等在此悟道授徒，秦皇汉武到此寻仙访道，可谓盛极一时也”。天台山有深厚的女巫崇拜，狐仙崇拜和神仙崇拜遗迹。女巫谷中有女巫与狐仙之墓，有世上罕见的积石墓与石室联体，人鬼同居的建筑。山上有仙人台，仙人居旧址，安期祠（秦始皇立）遗址，仙人讲经台，炼丹炉，仙鹤台，仙人捣药石臼等遗迹，是河上公悟道之处，安期生成仙之所。有曲阳涧，涧中有曲阳泉，是三国时神仙于吉得道成仙之地。有秦皇汉武望仙台，是古人疯狂追求长生不老的历史见证。

晋皇甫谧《高士传》记载：“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学河上丈人，卖药海边，老而不仕，时人谓之千岁公。秦始皇东游，请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直数千万”。秦始皇离去后，安期生委弃金宝不顾，留书始皇：“后数年求我于蓬莱山”。始皇得信，“即遣使者徐市（音福）、卢生等数百人入海。未至蓬莱山，辄遇风波而还。立祠阜乡亭并海边十数处”。能与秦始皇长谈三昼夜，足见安期先生的知识之渊博。据说秦始皇三次东巡琅琊，三次到天台山，第一次与安期生长谈三昼夜，第二次到访时已经见不到安期生，于是天天远眺东海，并派徐福出海寻找，可谓是望眼欲穿，找不到安期先生便“立祠阜乡亭并海边十数处”，并将天台山中的山谷改名为望仙涧。汉武帝对安期先生的留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临淄人李少君对汉武帝说：“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齐地方士栾大（汉武帝迷恋求仙方术，连女儿都下嫁给栾大）自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于是汉武帝先后七次东巡琅琊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天台山上仍然有秦皇汉武望仙台，秦始皇所建安期祠已不在，但遗址犹存。据说安期祠有对联一幅“师黄老颂黄庭悟黄道位居北极真人，采仙药炼仙丹修仙体成就千岁神翁”，但作者已经无据可考。

安期生为寻找神山仙药，曾周游四海。安姓族普中介绍：“安期者，齐琅琊人也。祖籍安丘，迁琅琊埠乡，拜师河上公，人谓千岁翁，安丘先生是也。尝闻海上有神山仙草，遂四海求之。北上沙门岛，南下海中洲，达珠崖。是年驾舟东海，遇大风浪，毁其船，伤其身，摄其魂。醒来见一仙女，方知得一神龟相救，到得蓬莱仙山。期问‘神山可有仙草仙药乎？’，仙女曰：‘盘古之时，海上仙山五座，各有神药，分食可延年益寿，合用则长生不老，故时人成仙甚多。争奈女娲补天之时，斩鳌足立四极，移圆峤于琅琊，沉岱舆于海底，仙药不全，非修炼难成仙也’。其中沙门岛就是渤海长山列岛，海中洲是东海舟山群岛（宋《四明图经》有安期生醉酒墨泼桃花岛的记载），珠崖是海南岛（《岭表录异》载，广卅城东蒲涧有安期生飞升之处）。而被女娲移到琅琊的圆峤山则应该是日照天台山。这在东晋葛洪在《嵇中散孤馆遇神》和日照金代状元张行简的文字中均有记载。还有传说仙药分别是蓬莱长寿菊，瀛洲太阳花，方壶忘忧草，圆峤桃花石与岱舆长生枣。现在天台山出产桃花石（又称树模石），山上有大片长寿菊，太阳花和忘忧草，似乎为这一传说提供了佐证。

河上公之前的黄老学家以理论研究和修身养性为主，而安期先生在全面接受了黄老哲学的基础上，与东海地区的狐仙和神仙文化相结合，采仙药，炼仙丹，创出一条得道成仙的新路，成为方仙道的创始人。黄老学者本重养生，而齐地学术最为活跃，燕、齐一带又是神仙传说盛行之地，所以不难理解安期生应运而生，成为集黄老哲学与燕齐神仙学说之大成，开创方仙道的宗师和秦皇汉武顶礼膜拜的仙人。

安期生授徒很多，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乐毅传》中记载：“乐巨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巨公，乐巨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曹相国即汉初平阳侯曹参。此外，安期生的弟子还有临淄人李少君、马明生，王老等。《列仙传》记载“有王老，与鲁女生、封君达为友，访道名山，于东岳遇一神仙乘白鹿，与侍女约十人，自山中而下，自称安期生，教以胎息存真一之诀，言讫升天而去”。南宋谢守灏编《混元圣纪》言安期生后以道授马明生，马明生又传于阴长生。《神仙传》：马明生，临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贤。少为贼所伤，在路遇神人，与药救之，再生。乃师安期先生。因游天下，勤苦备经，遂授与《太清金液丹经》。入山修炼，药成，未乐升天，乃服半剂为地仙。展转九州五百余年，乃白日升天。

安期生羽化登仙之后，驾鹤而仙游，云来雾去，随心所欲。现在天台山上有仙鹤台，台上的花岗岩石上有仙鹤留下的巨大脚印。据《史记·封禅书》的记载，临淄方士李少君在汉初深得文帝与武帝之欢心，在二帝面前极力推崇河上公与安期先生。当时河上公到西安一带隐居，引出了汉文帝晋见河上公的故事。而汉武帝对东海与安期先生更为尊崇。李少君曾对汉武帝说：“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齐方士栾大（汉武帝迷恋求仙方术，连女儿都下嫁给方士栾大）自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于是汉武帝先后七次到琅琊台天台山一带寻找安期生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

安期生开创方仙道的精髓在于凡人可以通过修炼，服仙药，食仙丹而长生不老，为凡俗夫子脱离苦海羽化登仙提供了一条途径。《史记·乐毅传》记载，有人向安期生求长生之道，安期生谓度世之诀日：仙道不远，近到诸身，无思无为，不吐不纳，其一充于内而长生飞升矣。勿使汝思虑重重，劳尔之生也。

安期生身上所体现的黄老哲学与方仙道文化被后人推崇备至。“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对安期生的神仙生活非常向往，他在任城（今济宁）居住。

期间多次游历天台山安期生故地并在《寄王屋山人孟大融》中写到：

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

中年谒汉主，不惬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

所期就金液，飞步登云车。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

此诗为唐天宝三年（744年）李白同杜甫在游历东海之后遇到友人孟大融而作。诗中介绍了他游历崂山和天台山（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的经历以及他“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的出世思想。诗中“仙人”即河上公和安期生，“天坛”就是指的天台山上的天台或仙人台。

李白的另一首诗则是这样写的：

五古·古风其七

五鹤西北来。飞飞凌太清。仙人绿云上。自道安期名。

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去影忽不见。回风送天声。

我欲一问之。飘然若流星。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

诗人对仙人安期生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李白的好友，诗人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也记载了李白游历天台山的情景：“我闻当今有李白……，登天台，望渤海，云垂大鹏飞，山压巨鳌背（一作‘波动巨鳌没’），斯言亦好在”。

唐末五代天台山道士王松年的《仙苑编珠》共记神仙在三百人之上，同时还留有《天台山怀古六首》：

其一河上真人丈人公

天台顽石念真经，琅琊古柏颂黄庭。

仙人坐痕依稀辩，犹忆丈人河上公。

其二北极真人安期生

仙台仙山见神踪，仙炉仙居映碧空。

又闻海上传鹤戾，却是蓬莱千岁翁。

其三太平真人于吉

曲阳涧内紫气生，天台山中云雾涌。

蓬莱仙境此最佳，于翁不该过江东。

其四天台望月

海上圆月悬半空，万里山川一照明。

遥问吴生近若何，南山伐桂正修行。

其五天台日出

朱盆银浪跃海东，紫霞万片满天红。

忽闻谷中仙乐起，却是女巫祀神灵。

其六太阳神石

女娲炼石补苍穹，天台高处落飞英。

沧海桑田几变幻，摇摇欲坠总不倾。

阅尽琅琊无限事，尽在寂廖不言中。

幸得神仙常相伴，乱云飞渡自从容。

明洪武年间，韩国大儒，高丽状元郑梦周在游历天台山时，访问过山下新罗村和新罗寺（寺中仍有初唐石刻造像），在新罗寺附近出资建立新罗书院。郑梦周对神仙安

期生也充满了向往，并留下诗作三首：

《日照县》

海上孤城草树荒，最先迎日上扶桑。

我来东望仍搔首，波浪遥望接故乡。

《日照天台山》

天台飘渺渤海间，不纳凡人只见仙。

幸得神女施法力，从此琅琊多一山。

《天台山安期祠》

饥餐紫霞渴饮露，无思无为神自渡。

朝采仙药暮炼丹，不吐不纳登仙去。

高渐离

高渐（jiān）离，战国末燕人，荆轲的好友，擅长击筑（古代的一种乐器，是古代的一种击弦乐器，颈细肩圆，中空，十三弦），高渐离与荆轲的关系很好。荆轲刺秦王时，高渐离与太子丹送之于易水河畔，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行刺失败后，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旁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座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座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

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始皇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矅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译文］秦王吞并了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通缉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门客们都潜逃了。高渐离更名改姓给人家当酒保，隐藏在宋子这个地方作工。时间长了，觉得很劳累，听到主人家堂上有客人击筑，走来走去舍不得离开。常常张口就说：“那筑的声调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侍候的人把高渐离的话告诉主人，说：“那个庸工懂得音乐，私下说是道非的。”家主人叫高渐离到堂前击筑，满座宾客都说他击得好，赏给他酒喝。高渐离考虑到长久他隐姓埋名，担惊受怕地躲藏下去没有尽头，便退下堂来，把自己的筑和衣裳从行装匣子里拿出来，改装整容来到堂前，满座宾客大吃一惊，离开座位用平等的礼节接待他，尊为上宾。请他击筑唱歌，宾客们听了，没有不被感动得流着泪而离去的。宋子城里的人轮流请他去做客，这消息被秦始皇听到。秦始皇召令进见，有认识他的人，就说：“这是高渐离。”秦始皇怜惜他擅长击筑，特别赦免了他的死罪。于是薰瞎了他的眼睛，让他击筑，没有一次不说好。渐渐地更加接近秦始皇。高渐离便把铅放进筑中，再进宫击筑靠近时，举筑撞击秦始皇，没有击中。于是秦始皇就杀了高渐离。终身不敢再接近从前东方六国的人了。

下面是荆轲还没去行刺之前的记载：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陈婴

在今天安徽省的天长县，秦代叫东阳县的地方。陈婴家族是东阳县的望族，一直好善乐施，深得县民尊敬。陈婴本人是东阳县里的一位文吏，他更是承继家风，广得人心，县民都说他是位忠厚的长者。

秦末，随着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四处响应，烽火连天，反对秦王朝的起义此起彼伏。东阳的一群少年英雄也自发地组织起队伍，杀掉县令，举起反秦的义旗。

蛇无头不行，龙无首不飞。这群英雄少年决定要推举一位首领，仿效陈胜称王的样子，在东阳县立王建朝。选来选去，最终选定了陈婴。

一说让陈婴出来当首领，没一个反对的，老百姓也是欢天喜地，十分拥护。

陈婴的母亲是位有学问的妇女，对人生社会祸福有不少经验，她听说要选陈婴为王，十分反对。她对陈婴说：

“我们陈家虽是县里的望族，但从无做高官的人，现在一下子做什么王，名声太大了，容易招来祸害。况且，现在时局动乱，形势未明，出来称王，祸害比平时更大。不如另选人来做王，你当助手。成功了，你能得到封赏；不成功，人家也不会把你当头儿抓。”

听了母亲的话，陈婴坚决反对称王称帝。但这班少年不由陈婴依还是不依，硬推他当了首领。

人们听说后，都纷纷投到陈婴的部下，十来天时间，就由几千人发展到了二万余人，一时声威四播。

连项梁、项羽叔侄听说后，都决意与陈婴的部队联合反秦。为了表示诚意，顶梁还亲自写了一封信给陈婴。

陈婴被推做首领后，一直在心里想辞掉这个职位，如今一得项梁的信，他马上召集各位将领。说：“项家是楚国世代的将军，项梁是将门之后，侄子项羽有千夫之勇，要消灭秦朝，不如我们跟着项将军干。”

大家一听有理，就投奔了项梁、项羽的军队。陈婴也卸掉了众人要他称王的包袱。

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使使欲与连和俱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得二万人，欲立婴为王。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世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众从之，乃以兵属梁

张苍

张苍（公元前256年——公元前152年），西汉丞相，封北平侯，阳武县（今河南省原阳县）富宁集乡张大夫寨村人。他生于战国末年（公元前256年），死于汉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张苍校正《九章算术》，制定历法，也是我国历史上主张废除肉刑的一为古代科学家。现有张苍墓，位于原阳县城关镇东北2公里谷堆村，属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苍墓东西长40米，南北款30米，高1至2米，墓周槐林茂密，郁郁葱葱。存有墓碑一通。圆首镌有云龙图案，中刻“汉丞相北平侯张公讳苍之墓”，为清康熙年间立。另有“张苍纪念堂”大殿和“西汉丞相张苍故里”大型石碑。

张苍战国末期曾在荀子的门下学习，与李斯、韩非等人是同门师兄弟。在秦朝时曾经当过御史。刘邦起义，他归顺了刘邦，西汉王朝建立之后，他先后担任过代相、赵相等官职。因为他帮助刘邦清除燕王臧荼叛乱有功，被汉高祖晋封为北平侯，以后又迁升为计相、主计。汉文帝时陈平去世后接任丞相一职，汉文帝后元元年因政见不同而自动引退。主要门生为是洛阳人贾谊。

张苍这个人非常博学，很有学问。他在历法、算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他提出和制订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度、量、衡、方面的理论，他把算学研究成果直接用于国计民生。

二、在采用历法方面，张苍提倡采用《颛顼历》。

三、增订、删补《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总共收集246个数学问题。这些算法要比欧洲同类算法早1500多年，对世界数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张苍是西汉时期河南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人。精通天文历算，官至丞相，享年百余岁，是福寿两全的典型。张苍的人生经历，颇富有戏剧色彩。

据史书记载，张苍做过秦朝主管文书的御史。他为人很有正义感，对秦朝的残暴统治非常不满，经常发表一些抨击朝政的议论。秦王对张苍恨之入骨，准备指派公差逮捕他。有朋友向张苍通风报信，得知消息后，张苍立即逃回家乡阳武才躲过一劫。后来刘邦率领反秦起义军经过武阳时，张苍便乘势参加了起义军。

刘邦称汉王（前206），以张苍为常山守，随韩信攻赵。赵地平，汉王以苍为代相，后为赵相。高祖六年（公元前201），苍因平定臧荼有功，封为北平侯，食邑1200户。后迁为计相，专主计籍。又令其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黥布反叛，汉立皇子刘长为淮南王，任张苍为淮南相，凡14年，升御史大夫。孝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代灌婴为丞相，张苍任相15年，因所举中侯贪赃枉法，受到文帝责难，遂于后元二年（前162）称病免相。景帝五年（前152）卒，谥文侯。

张苍是西汉初年一位著名的历算家。张苍为计相时，编修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时本十月为岁首”，不改秦制。吹奏音律，定法律条令，制定尺寸，斤两、斛斗、轻重之式，使天下有章可循。故汉家言律历者，以张苍为本。

历算学家张苍（公元前256年－－前152年），西汉阳武（今河南原阳）人，是西汉初年历算学方面的突出代表，为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数学家张苍原阳张大夫寨人，生于周朝末年，秦时任检下御史，汉文帝时任丞相。他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律历家和数学家。为西汉王朝制定了立法与度量衡。他侧辅校正的《九章算术》是对我国及世界数学发展的重大贡献。现留有张苍墓一座，位于原阳县任谷堆村，墓前有清康熙年间立《汉北平侯张苍之墓》石刻。

钟离昧

（？一前200年），汉朐县伊芦乡（今江苏省连云港市项羽灌云县伊芦乡）人。为霸王项羽帐下五大将之一，素与韩信交情不错。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被汉军围困于荥阳东，项羽往救，汉军退走。项羽乘胜追击，切断了汉军粮道，汉军被困求和，项王不许，陈平向汉王献计说：项王的忠臣，只有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几个人，如果你能用万金买通说客，去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再出兵攻打，项王必败。汉王遂用此计。项王果然对忠臣疑忌，致使忠臣纷纷离去，只有钟离昧还追随项王。项王败死后，钟离昧投奔韩信。汉王忌恨钟离味，就诏令韩信把钟离昧逮捕，韩信不从。汉王又用陈平计策，假称到云梦去狩猎，要求诸侯到陈地集合。韩信有顾虑。有人劝他说：你把钟离昧杀了，带他的头颅去见汉王，保你无事。韩信与钟离昧商量此事，钟离昧说：汉王已经知道你要谋反，不敢来攻你，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如果你把我杀了，去见汉王，你也回不来了。韩信不听他的劝告，钟离昧大骂韩信说：“公非长者。”并说：“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随即自刎。韩信便带着他的头颅去拜见汉王，结果被汉王绑了起来，带回朝廷。江苏连云港灌云

楚汉相争时，钟离昧为霸王项羽麾下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多次在与刘邦正面对峙时给刘邦以沉重打击，因此刘邦非常害怕且十分痛恨钟离昧。汉高祖三年（前204年），“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⑥，陈平向汉王献计说：项王的忠臣只有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几个人，如果你能用万金买通说客，去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再出兵攻打，项王必败，汉王遂用此计。夏四月，刘邦被围困于荥阳东，汉军求和，项王不许。“陈平反间既行”，⑦项羽果然对忠臣疑忌，致使忠臣纷纷离去，只有钟离昧还追随项羽，由是，刘邦更是恨透了钟离昧。楚汉结束后，刘邦一直惦记着钟离昧，所以《淮阴侯列传》有以下记载：当刘邦“闻其在楚”，便“诏楚捕昧”，及至刘邦会诸侯于陈，便有了“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的事件。由于韩信曾经与钟离眛一起投身在项羽麾下，因此说钟离眛“素与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没有人不相信，及至“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也就很少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了。有论者依据《淮阴侯列传》的记载，得出韩信为了换取刘邦的信任，不顾信义，无辜斩杀钟离味的结论。就连《钟氏宗谱》、《灌云县志》等文献也将《淮阴侯列传》中的这段文字原原本本地载入其中，对韩信进行无声的挞伐。然而，细考于史，钟离昧之死却并非如此。

《史记·高祖本纪》对汉六年韩信“谋反”这件大事也有如下记载：“人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十二月，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谒，因执之。”此处对韩信被捕的前因后果交代很清楚，却只字未提钟离昧。《史记·陈丞相世家》对韩信的被捕亦有记载：“（刘邦）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这里也没有提及钟离昧。我们联系前文刘邦设谋时陈平对韩信“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的预测可以推知，楚汉战争胜利后，韩信沉浸在功成名就的喜悦之中，虽然被刘邦袭夺兵权、徙封为楚王，但韩信依旧对刘邦忠心耿耿，无怨无悔。刘邦将游云梦，韩信数月未见故人，便怀着喜悦的心情远远地郊迎刘邦于道中。正是因为刘邦、陈平预料韩信不会谋反，刘邦才敢于会诸侯于陈。我们由刘邦“豫具武士”执缚韩信，也可以看出韩信对刘邦没有设防，显然，韩信当时并没有为形势所迫而“斩昧谒上”。相反，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却对钟离昧之死有明确的记载：五年九月，“王得故项羽将钟离眛斩之。”斩杀钟离眛的刽子手分明就是汉高祖刘邦，至于刘邦在何处得钟离眛，又在何处斩杀钟离眛，因笔者手头资料阙如，尚不得而知。

再看这几件事发生的时间。逮捕和斩杀钟离眛是西汉王朝建立之初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件，《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明确记载了刘邦斩杀钟离眛的时间是汉五年九月。对于韩信的“谋反”《史记·淮阴侯列传》没有时间记载，《资治通鉴·汉纪三》（卷十一）曰：六年，“冬，十月（汉初承秦制，十月为岁首），人有上书告楚王反。”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六年十月。《史记·淮阴侯列传》对“信持其（钟离昧）首，谒高祖于陈”的时间没有交代清楚，而《史记·高祖本纪》却明确地记载这件事发生在十二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钟离昧在“人告楚王信谋反”之前就已经被刘邦逮捕杀害，所谓韩信“见昧计事”显然不可能发生，而钟离眛被杀三个月之后，韩信“斩昧谒上”当然更是无稽之谈。

秦汉兵制

秦朝（公元前221～前206），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军事制度是在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汉承秦制，又有了新发展。

军队的体制秦、汉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并置于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负责全国军事行政的官吏，秦为国尉，汉为太尉，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战时临时任命将军统兵，秦有上将军和前、后、左、右诸将军；汉地位最高的为大将军，其下依次有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诸将军。将军出征时常置幕府，作为参谋机构。在郡、县分置郡尉、县尉，协助郡守、县令掌管军事。东汉末，设州牧，是州郡最高行政与军事长官。

军队可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兵三部分。京师兵主要由郎官、卫士和守卫京师的屯兵组成。郎官由郎中令统领，卫士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廷内外的警卫。负责守卫京城的屯兵由中尉统领。汉朝的京师兵主要有南军和北军。中尉所领的屯兵驻于未央宫北，称北军；与之相对，由卫尉统领的称南军。南军士兵大多调自内郡，北军士兵主要调自京辅，均是一年一轮换。武帝时对京师兵作了较大改革，主要是精简南军，加强北军。南军原有2万人，减去一半。北军屯兵，除中垒外，又增置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共为八校，分屯于长安城中及其附近，平时守卫京师，由皇帝派员监领，战时以一部或全部随将军出征。同时，将中尉改称为执金吾，不领北军，只司御前先导和京城巡察。此外，改郎中令为光禄勋，扩大郎官员额，增置期门、羽林等军。东汉时，京师兵沿袭西汉而略有裁并，将北军八校合为五营，置北军中候监领，末期多由宦官统领。

地方兵置于郡、县，一般由郡、县尉（亦称都尉）协助郡守或县令统率，平时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听中央调遣。征调地方兵，需以皇帝“虎符”为凭。西汉曾一度行分封制，分封的王国与侯国各自都有军队，王国之兵由中尉统领，侯国之兵隶属于郡。东汉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罢郡国都尉，后又下诏罢地方兵。从此，遇有战争，常派京师兵出征，或根据需要临时从州郡招募或征发。

边兵主要负责边郡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下辖都尉和部都尉。为充实边防，汉曾大量移民实边，并行屯田，武帝时始行军屯，屯田卒最多时达数十万，是边兵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时，边兵制度遭到破坏，又以设置营、坞的办法，屯兵备御。

军队有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轻车（车兵）等兵种。大抵平原诸郡多编练骑士、轻车，山地诸郡多编练材官，沿江、海诸郡多编练楼船。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马俑，正是步、骑、车等兵种混合编队庞大阵势的生动展现。至汉朝，车兵逐渐被淘汰。汉朝军队的编制，据《后汉书·百官》记载，“大将军营五部”，部由校尉统领，“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长一人”。但据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和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部分左、右部或前、后部，曲分左、右曲或前、后曲，部、曲之下还有官（分左、右官）、队（分前、后队）、什伍等。上述文献与文物，对汉朝军队中、下级组织的不同记载，很可能是不同地区或军队存在着不尽相同的编制。

兵役制度秦朝沿袭战国时的郡县征兵制。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记的情况看，男子17岁“傅籍”，以后根据战争需要，随时可征集入伍，到60岁才能免役。汉朝的兵役制度，曾有几次变更。据《汉书》记载，男子20岁傅籍，此后每年服劳役一月，称“更卒”。23岁以后开始服兵役，役期一般为2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称为“正卒”，另一年到边郡戍守或到京师守卫，称为“戍卒”或“卫士”。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2年兵役统称为“正卒”。如遇战争需要，还须随时应征入伍，至56岁才能免役。秦、汉还常谪发已科罪犯或徒隶等为兵，称为“谪戍”。西汉除实行征兵制外，还实行募兵制，武帝所置的八校，主要是招募而来。东汉罢郡国兵后，征兵制渐衰，于是也依赖招募。末年，州郡官通过募兵，培植自己的势力，从而酿成群雄割据的局面。

军事训练制度秦朝的军训制度较为严格。秦律规定，射手发弩不中，御手不会驾车，骑士和马匹课试最劣者均要受罚，有关督训官吏及负责选募者也要受罚。西汉军队除演练射御、骑驰、战阵之外，每年秋季都进行教阅，又称“都试”，并按成绩优劣进行奖惩。边郡则常有太守“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汉旧仪》），这种训练带有实战演习的性质。

军需供给军队的武器、铠甲、粮食、马匹，均由国家统一提供。国家设有专门的武库。汉朝设考工令负责兵器的制作，设武库令负责兵器的贮备、管理。有的郡国也设有工官、铁官，负责制作器械，并将它们输入京师。长安城中的武库是国家最大的贮藏兵器的中心。秦、汉时，铠甲已经制式化，均用金属制成，式样因兵种及职位不同而有所区别。秦朝在京城设有太仓，在荥阳建有敖仓，贮备了大批粮食，战时有专官负责补给。汉朝还靠屯田解决军粮的补给。秦、汉时大量使用骑兵，马政成为国之大政。秦朝制订了《厩苑律》等，对马匹的放牧、调|教、管理均有规定。汉朝在奖励民间养马的同时，在北边、西边均置苑养马。景帝时有苑36所，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武帝时官马达到40余万匹，为骑兵的发展和对匈奴作战创造了条件。

秦、汉时期，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善，汉朝大量屯田，为巩固边防和保障军队供给提供了条件，这些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教九流之农家

农家，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战国时，农家代表人物有许行。许行，楚国人，无著作留传，生平事迹可见于《孟子》一书。生卒年不可考，约与孟子同时代。当时随行学生几十人，颇有影响，儒家门徒陈相、陈辛兄弟二人弃儒学农，投入许行门下。

《孟子·滕文公上》载：“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陈相有一天去拜访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贤人治国应该和老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道亲自做饭。’），鼓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是许行两点主张之一。还有便是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这一主张的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倡人人平等劳动、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改革思想。”

农家著作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七篇，《尹都尉》十七篇，《赵氏》十七篇等等，均已佚。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散见在诸子的著述中，虽星星点点但仍然值得重视。

唐代贵族阶级，多养奴隶。庄园中之田地，当然使之耕种，然以地面辽阔，田多至千顷，自家奴隶，不敷应用，不能不利用佃户，耕种田地，收其租税，以供挥霍。此种佃户，称为客户，或庄客……士豪大族，收纳逃户（既客户），留居庄上。结果致“客户”二字，可作佃农解，庄园之大者，收容客户，多至数百人，一家数口，集居一隅，于是庄园之中，发生客户所居之村落，后世称农村为“庄”，称农家为“庄户”，其义殆起於此。（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

三教九流之杂家

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杂家，列于诸子中，是很鲜明的一派，因为它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其列为九流之一。后有赵蕤著《反经》综述杂家。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为一的杂家，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杂家著作有《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五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等等。其中以《吕氏春秋》、《淮南王》（但也有人认为《淮南王》一书以道家为主，兼才众家。应属道家著作才是，《淮南王》在古代也曾被划入道藏）为代表著作。杂家著作现在只留下《吕氏春秋》、《淮南王》、《尸子》（原书已佚，今仅有后人辑本）三书。

杂家的代表性人物是吕不韦，吕不韦（约前290—前235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他任秦相期间，招揽门客三千余人，并亲自参与其间，历时近十年，编成《吕氏春秋》，足可为杂家代表性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先生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

胡适这一说法并非无稽之谈，而是有着根据的。他在论证中提到：司马谈认为“道家者流……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太史公自序》）一百多年后，《汉书》这样下杂家的界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汉书》分类时，把古代思想式里的老子、庄子、天骈、列子等等列为“道家”，把道家的范围缩小了，故《吕氏春秋》和《淮南王书》都收不进去……

三教九流之名家

概述

名家是先秦以思维的形式、规律和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战国时称“刑名家”或“辩者”，西汉始称“名家”。

名家主要活跃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一善于辩论，善于语言分析而著称于世。作为一个思想流派而言的“名家”，它的思想与现代的汉语所说的“名家”是不同的。这个“名”不是有名的名、出名的意思，而主要是指事物的名称、概念。由于种种原因，名家这个学派后来几乎没有了继承人，一般人在谈到先秦诸子的时候，甚至还有可能忽略它。首先正式提出“名家”这个说法的，是汉代的学者。司马淡在《论六家要指》中，把先秦诸子学分成了六个学派，其中就有“名家”在内。

学说主张

该派萌芽于春秋末期，郑国大夫邓析为先驱。作为一个学派，名家并没有共同的主张，仅限于研究对象的相同，而各说差异很大。主要有“合同异”和“离坚白”两派。

所谓“合同异”，即认为万物之“同”与“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该派以宋国人惠施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历物十事”，即“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等十个命题。

所谓“离坚白”，即认为一块石头，用眼只能感觉其“白”而不觉其“坚”，用手只能感觉其“坚”而不觉其“白”。因此“坚”和“白”是分离的、彼此孤立的。该派以赵国人公孙龙为代表，“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命题由其提出。

合同异强调事物的统一性，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战国末期，后期墨家对二者的片面性有所纠正，提出了“坚白相盈”的观点，荀子亦强调“制名以指实”。

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

惠施的“遍为万物说”

惠施，宋人，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公元前三三四年至前三二二年间（魏惠王后元元年到十三年）做魏的相国，主张联合齐、楚，尊齐为王，以减轻齐对魏的压力，曾随同魏惠王到齐的徐州，朝见齐威王。他为魏国制订过法律。到公元前三二二年，魏国被迫改用张仪为相国，把惠施驱逐到楚国，楚国又把他送到宋国。到公元前三一九年，由于各国的支持，魏国改用公孙衍为相国，张仪离去，惠施重回魏国。

惠施也和墨家一样，曾努力钻研宇宙间万物构成的原因。据说，南方有个奇人叫黄缭的，曾询问天地不塌不陷落以及风雨雷霆发生的原因，惠施不假思索，立刻应对，“遍为万物说”（《庄子·天下篇》）。庄子曾说惠施“以坚白鸣”（《庄子·德充符篇》），批评惠施“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庄子·齐物篇》）。可知惠施的论题，主要的还是有关宇宙万物的学说。他的著作已经失传，只有《庄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个命题。

●含有辩证因素的观察和分析

惠施的十个命题，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分析，其中有些含有辩证的因素。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大一”是说整个空间大到无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说物质最小的单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内部。这和后期墨家一样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物质粒子所构成。万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质粒子构成，同样基于“小一”，所以说“万物毕同”；但是由“小一”构成的万物形态千变万化，在“大一”中所处的位置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以说“万物毕异”。在万物千变万化的形态中，有“毕同”和“毕异”的“大同异”，也还有事物之间一般的同异，就是“小同异”。他把事物的异同看作相对的，但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里包含有辩证的因素。

惠施有些命题是和后期墨家争论的。后期墨家运用数学和物理学的常识，对物体的外表形式及其测算方式作了分析，下了定义。《墨子·经上》曾说：“厚，有所大。”认为有“厚”才能有体积，才能有物体的“大”。而惠施反驳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认为物质粒子（“小一”）不累积成厚度，就没有体积；但是物质粒子所构成平面的面积，是可以无限大的。后期墨家曾经严格区分空间的“有穷”和“无穷”，《墨子·经说下》说：“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认为个别区域前不容一线之地，这是“有穷”；与此相反，空间无边无际，这是“无穷”。而惠施反驳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就是说南方尽管是无穷的，但是最后还是有终极的地方。后期墨家认为“中”（中心点）到相对的两边的终点是“同长”的。《墨子·经上》说：“中，同长也。”而惠施反驳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当时最北的诸侯国）之北，越（当时最南的诸侯国）之南是也。”因为空间无边无际，无限大，到处都可以成为中心。后期墨家认为同样高度叫做“平”，《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而惠施反驳说：“天与地卑（‘卑’是接近的意思），山与泽平。”因为测量的人站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高低就不一样。站在远处看，天和地几乎是接近的；站在山顶上的湖泊边沿看，山和泽是平的。

惠施把一切事物看作处于变动之中，例如说：“日方中方睨（‘睨’是侧斜的意思），物方生方死。”太阳刚升到正中，同时就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生下来，同时又走向死亡了。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但是他无条件地承认“亦彼亦此”，只讲转化而不讲转化的条件，这样就否定了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不免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

公孙龙（公元前320－250）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公孙龙，相传字子秉，赵国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20年至前250年间。他的生平事迹已经无从详知。他可能较长时间作平原君的门客。《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约于公元前248年至前279年间，公孙龙曾从赵国带领弟子到燕国，《吕氏春秋·应言》载，是为了说燕昭王以“偃兵”。燕王虽然表示同意，公孙龙却当面对燕王说，当初大王招纳欲破齐、能破齐的“天下之士”到燕国来，后来终于破齐。目前“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所以我认为大王不会偃兵，燕昭王无言应答。公孙龙又曾游魏，与公子牟论学。在赵国，《吕氏春秋·审应览》载，公孙龙曾与赵惠文王论偃兵。赵王问公孙龙说：“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回答说：“赵国的蔺、离石两地被秦侵占，王就穿上丧国的服装，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以示庆祝。这怎能会偃兵？”《吕氏春秋·淫辞》说：秦国跟赵国订立盟约：“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过了不久。秦兴兵攻魏，赵欲救魏。秦王使人责备赵惠文王不遵守盟约。赵王将这件事告诉平原君。公孙龙给平原君出主意说，赵可以派遣使者去责备秦王说，秦不帮助赵国救魏，也是违背盟约。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秦兵攻赵，平原君使人向魏国求救。涪陵君率兵救赵，邯郸得以保存。赵国的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求增加封地。公孙龙听说这件事，劝阻平原君说：“君无覆军杀将之功，而封以东武城。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为相国者以亲故。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一解国患，欲求益地，是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也。为君计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接受了公孙龙的意见，没有接受封地。公孙龙善于辩论。《公孙龙子·迹府》说，公孙龙与孔穿在平原君家相会，谈辩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晚年，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公孙龙由是遂诎，后不知所终。公孙龙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孙龙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名家有《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迹府》，是后人汇集公孙龙的生平言行写成的传略。其余五篇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其中以《白马论》最著名。

代表著作

名家代表著作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等，今只存《公孙龙子》。今传本《邓析子》、《尹文子》皆为后人伪作。

地位与影响

名家之地位与对后世的影响均不及儒、墨、道、法诸家重要，但它在战国中期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学派，标志着中国古代逻辑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三教九流之兵家

中国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诸子百家之一。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兵家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时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时孙膑、吴起、尉缭、公孙鞅、赵奢、白起，汉初张良、韩信等。今有兵家著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等。兵家著作中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不断暴发战争，从事军事的智谋有识之士，总结军事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制胜的规律，这一类学者，古称之为兵家。凡论述军事的兵家著作，称为兵书。《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汉以前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兵家》谓：“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凡。大约兵阴阳家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凡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汉初有张良、韩信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将苑》、《百战奇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

《黄帝阴符经》，简称《阴符经》，关于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有争议，今人陈撄宁认为是战国时代作品，王明认为，作者是北朝一个久经世的隐者。书中继承发扬老庄哲学思想，阐发了天人相盗的盗机论以及道教神仙长生学说。“阴符”的含义为暗合天道，天人合一。书中含有比较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不仅在道教思想史，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都有一定地位。历代注本繁多，见解不一。著名者有唐道士李筌、张果的《阴符经注》，宋朱熹的《阴符经考异》。後世道教定其为必诵经书，为《玄门功课经》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本文类。

《六韬》，旧本题周，吕望撰。《庄子·徐无鬼篇》，称《金版六弢》。《经典释文》曰：“司马彪、崔撰云：《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则战国之初，原有是名。然即以为《太公六韬》，未知所据。《汉书·艺文志》兵家不着录，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闲，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则《六弢》别为一书。颜师古注，以今之《六韬》当之，毋亦因陆德明之说，而牵合附会欤？《三国志·先主传》注，始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隋志》始载《太公六韬》五卷，注曰：“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唐宋诸《志》皆因之。今考其文，大抵词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闲如避正殿，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又《龙韬》中有《阴符》篇云：“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之符长九寸，至失利之符长三寸而止。”盖伪撰者不知阴符之义，误以为符节之符，遂粉饰以为此言，尤为鄙陋，殊未必汉时旧本。故周氏《涉笔》谓：“其书并缘吴起，渔猎其词，而缀辑以近代军政之浮谈，浅驳无可施用。”胡应麟《笔丛》亦谓：“其《文伐》、《阴书》等篇为孙、吴、尉缭所不屑道。”然晁公武《读书志》称：“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颁武学，号曰‘七书’。”则其来已久，谈兵之家，恒相称述。今故仍录存之，而备论其踳驳如右。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武经七书》之一。旧题黄石公撰，传与汉初张良得以问世（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黄石公传与张良的书为《太公兵法》，而非《三略》）。据当今学者考证，《三略》成书于西汉末年，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三略》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兵书，以论述政治战略为主，兼及军事战略。该书问世以来，受到历代政治家、兵家和学者的重视。南宋晁公武称其：“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该书还先后传入日本和朝鲜，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卷，共3800余字。现存之最早的刊本为南宋孝宗、光宗年间所刻《武经七书》本，本电子版以《续古逸丛书》影宋《五经七书》为底本，对底本上明显的错、衍、脱、误之处，则参照《五经七书讲义》、《五经七书汇解》、《五经七书直解》等进行校改。文中假借字和古体字一般随文用现代字替代，未替代的在注释中注明。

三教九流之纵横家

纵横既合纵连横。

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谷子。《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最后苏秦失败了，张仪胜利了。

纵横家的产生

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多为策辩之士，可称为中国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当时割据分争，王权不能稳固统一，需要在国力富足的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危逼、利诱或辅之以兵之法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的智谋、思想、手段、策略基本上是当时处理国与国之间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阶段，其在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智慧是后世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超越的。纵横家人物多出身贫贱，在最艰苦的投机倒把下是一种人类智慧的超常解放、创造和发挥，他们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可以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也可以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苏秦佩六国相印，连六国逼秦废弃帝位；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六百里；唐雎机智勇敢，直斥秦王存孟尝封地；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不仅完璧归赵，而且未曾使赵受辱。纵横之士智能双全，有不乏仁义之辈，其人其事若鉴于当代，亦必可使受益者非唯浅耳。

纵横家代表人物

其祖乃鬼谷子，春秋时人，籍贯不详，以隐于鬼谷而得名。曾授苏、张、孙、庞四大弟子，皆战国时风云人物。其后习鬼谷纵横术者甚多，著名者十余人，如苏秦、张仪、甘茂、司马错、乐毅、范雎、蔡泽、邹忌、毛遂、丽食其、蒯通等，事皆详于《战国策》。

纵横家主要著作

今仅存《鬼谷子》十二篇、《战国策》三十三篇（非其门徒著，主要是纵横谋士之言行，也可以为纵横家实战演习）、《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鬼谷子后附《本经阴符》七篇乃修身养性之法，本经意为基本纲领，阴符为隐秘的符言，非常神秘。唯读者可有悟但不能道出精髓，所谓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是也。《鬼谷子》一书理论非常详细具体，也非常微妙，不是轻易可以说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这本书重在用，若学而不用，长久必有害。必边学边用边体味方可。《战国策》一书是游说辞总集，几乎所有纵横家谋士的言行都在此书。有三大特点：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

鬼谷子

王诩［中国］

［出自《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

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蹦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

纵横家理论

主要为纵横，或合众弱以攻一强，此为纵；或事一强以攻诸弱，此为横。前者主要以连为主，故可知如何能用外交手段联合团结，是为阳谋多阴谋少；后者主要以破为主，故可知如何利用矛盾和利益制造裂痕，是为阴谋多而阳谋少。此为战略思想，是行辩术成大事的基础。若此不查则必游说而不成。对纵横谋士的要求：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

具体思想

首先要对现实有最明确的认识，确定连横的对象，然后知其诸侯为人而定说辞，及游说之法，或抑或扬，或抑扬相合，或先抑后扬，或先扬后抑，诸法只要对症必事事有其妙。其次在游说过程中，当先观其反应，见机行事，察其对己之关系，是同是非，若同则继续，若非则当补遗误，而后以飞箝之术或以利诱，或以害说，探其实情，此为游说最主要方法之一，而后再以揣摩之术深察其内心，看其同异，而后快速正确以权谋之术决断。

纵横家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

一战后，德国著名学者斯格宾格勒在《思想的没落》一书中高度赞扬中国的纵横家，认为具有实际的借鉴作用。七十年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就深受《思想的没落》一书的影响。甚至有人称基辛格是现代的苏秦、张仪。当今世界形势颇似春秋战国，虽不能出现以纵横术主宰世界历史发展，但也可为辅，影响世界格局。用之无害，不用可惜。日本学者、企业家大桥武夫把《鬼谷子》用到经营活动中，写出了一部鬼谷子应用实例，取名《“兵法”与“鬼谷子”》，可见《鬼谷子》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而且已从单纯的外交领域走入更广泛的社会各领域。

三教九流之法家

法家背景介绍

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礼”针对贵族，“刑”针对普通百姓。在西周奴隶制社会礼里，各种社会关系主要依靠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来维持。天子、诸侯都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尖，与普通百姓没有直接关系，而与百姓打交道的人，则是一些下级诸侯和小贵族。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称为“礼”，而贵族依靠“刑”迫使庶民服从。到了东周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这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中可以得到印证。各国领导人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的国家，强大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强化国家的统治，就需要中央集权。面对这样的形势，儒家、道家、墨家等各派都力图解决君王的各种问题，可是都过于理想化，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爱听的不是怎样谋求民众的安居乐业，而是如何解决当前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就这样，一班“方术之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有一些人为他们鼓吹的统治方略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有一种对法家的误解，认为他们主张法学，其实，法家主张组织领导极权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法家发展历史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主张在政治与治国方术之中，“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政治权术。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法律与规章制度。韩非子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君王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荀子

法家的历史哲学

可以说，法家的历史哲学观相对于其他哲学流派完全是一种全新、革命的观点。儒家、墨家、道家三家虽然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种共同点：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自古代的“黄金时代”以来，历史在逐渐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回到古代。这就是三家的“历史退化观”。三家的这种观念，来源于中国依循过去经验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人大多是农民，农民通常被耕种的土地所束缚，很少外出旅行。农民种地，按时令变化耕耘种地，只需凭借过去经验，遇到新事，就想过去有什么经验可以依循。孔子喜欢援引古代权威周文王和周公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对后世韩愈等许多哲学家有较大的影响。墨子与儒家争辩，援引比周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传说中比夏禹更古老的圣王。道家为能胜过儒家和墨家，请出伏曦、神农等三皇五帝比尧舜更早几百年。法家是先秦各哲学流派中最后出现的一派，他们认为，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其不得不变化的原因，因此只能现实地对待当今世界。古代地人民比较淳朴，只是当时物质条件的低下所造成的，古代人民的品德未必普遍高于当代人民。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曾对守株待兔的故事做了评价：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商鞅也提过：“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主张“法治”的一个学派。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荀子（荀卿）是其先驱者，他的弟子韩非子（韩非）则是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作为儒学大师的荀子在政治主张上对孟子的学说又有所发展。在尊王道、举贤能的基础上，荀子主张兼称霸力，法后王；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强调人的能动性，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韩非子与老师的政治思想也不尽相同，他尖锐攻击儒墨之道，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形成了较完整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从文风来看，荀子的散文词汇丰富，句法规整，层次清晰，论点鲜明；而韩非的散文则善用寓言、比喻，锋芒锐利，议论透辟。师徒二人的散文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对汉初许多政论家的政论文有着直接的影响。

法家的治国之道

1、制定法律：“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而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可以奖赏顺服王法的人。通过赏罚来督促百姓的理论依据是人性趋利避害。同时韩非子还补充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圣人治国，不是要人人为善，而使人人不作恶，国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国，应着眼于大多数，而少数人无关宏旨。所以着力于执法，非立德。据此推论，君王只需掌握法律和威势，不需要特殊德才能和品德，以法治民，非以德感化民众，这是徒劳的。韩非子

2、循名而责实：这是法家对“正名”的解释。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而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其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君王只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导。君王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关键是君王如何选择合适人去担任某项职务。“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这样，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

3、因此，总的说来，法家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教育将大众改造成新人。而是通过从实际出发，制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权术与威势，统治臣民。那为何韩非子对“立德”的文化教育如此不屑呢？其根源在于韩非子深信人性恶。因为他是荀子的学生。

法家作用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并非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是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建立了名为法制实为人治的封建规章体系。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人治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思想

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和韩非。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这里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贫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评价法家思想“礼下小人，刑上大夫，刑礼不偏，谓之法家，谓之圣道”。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三教九流之阴阳家

阴阳家的历史由来

“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便是以“阴阳消息，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阴阳家”为六大学派之首。

“诸子百家”之一：刘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名家著作有一百多家，将其列为“九流十家”之一。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使“诸子百家”（先秦至汉代出现的学术流派）著作上升到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最为著名的学派不过有几十家，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

阴阳

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中国贤哲拈出“阴阳”二字，来表示万物两两对应、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即《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便是讲“阴阳”变化的数理和哲理。

其基本思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学说是在气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明，水火，温凉等运动变化中一分二的结果，这样就抽象出来“阴”和“阳”两个相对的概念。阴阳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事物，所以“阴阳者，有名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

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可用“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八字括之。

阴阳家出于方士。《汉书·艺术志》根据刘歆《七略·术数略》，把方士的术数分为六种。

第一种是天文：“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

第二种是历谱：“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

第三种是五行：“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

第四种是蓍龟。这是中国古代占卜用的两种主要方法。后一种方法是，管占卜的巫史，在刮磨得很光滑的龟甲或兽骨上，钻凿一个圆形的凹缺，然后用火烧灼。围绕着钻凿的地方，现出裂纹。根据这些裂纹。据说可以知道所问的事情的吉凶。这种方法叫“卜”。前一种方法是，巫史用蓍草的茎按一定的程序操作，得出一定的数的组合，再查《易经》来解释，断定吉凶。这种方法叫“筮”。《易经》的卦辞、爻辞本来就是为筮用的。

第五种是杂占。

第六种是形法。包括看相术以及后来叫做“风水”的方术。风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因此。人的住宅和葬地必须安排得与自然力即风水

五行

《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人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它也是关于宇宙社会属性及其变化规律的范畴系统。五行的“行”字，有“运行”之意，故五行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便是变动运转的观念，也就是“相生”与“相克”。

五行学说并非言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指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它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间架，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按其属性进行归纳。凡即具有生发，柔和特性者统属于木；具有阳热，上炎特性者统属于火；具有长养，发育特性者统属于土；具有清静，收杀特性者统属于金；具有寒冷，滋润，就下，闭藏特性者统属于水。将人体的一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事物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说明人体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附表一张，可见文末。

我国的伟大中医就是含有五行说，形成一个中医体系。

五行相生含义：

木生火，是因为木性温暖，火隐伏其中，钻木而生火，所以木生火。

火生土，是因为火灼热，所以能够焚烧木，木被焚烧后就变成灰烬，灰即土，所以火生土。

土生金，因为金需要隐藏在石里，依附着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有山必生石，所以土生金。

金生水，因为少阴之气（金气）温润流泽，金靠水生，销锻金也可变为水，所以金生水。

水生木，因为水温润而使树木生长出来，所以水生木。

五行相克含义：是因为天地之性

众胜寡，故水胜火。精胜坚，故火胜金。刚胜柔，故金胜木。

专胜散，故木胜土。实胜虚，故土胜水。

五行生克制化宜忌：

金：金旺得火，方成器皿。

金能生水，水多金沉。强金得水，方挫其锋。

金能克木，木多金缺。木弱逢金，必为砍折。

金赖土生，土多金埋。土能生金，金多土变。

火：火旺得水，方成相济。

火能生土，土多火晦。强火得土，方止其焰。

火能克金，金多火熄。金弱遇火，必见销熔。

火赖木生，木多火炽。木能生火，火多木焚。

水：水旺得土，方成池沼。

水能生木，木多水缩；强水得木，方泄其势。

水能克火，火多水干；火弱遇水，必不熄灭。

水赖金生，金多水浊；金能生水，水多金沉。

土：土旺得水，方能疏通。

土能生金，金多土变；强土得金，方制其壅。

土能克水，水多土流；水弱逢土，必为淤塞。

土赖火生，火多土焦；火能生土，土多火晦。

木：木旺得金，方成栋梁。

木能生火，火多木焚；强木得火，方化其顽。

木能克土，土多木折；土弱逢木，必为倾陷。

木赖水生，水多木漂；水能生木，木多水缩。

阴阳家的思想

其思想主要源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和儒家所推崇的“六经”。

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胡适曾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大为赞叹阴阳家的这一地理观念）；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下面还会谈到）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在政治伦理上，亦“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五德终始

又称“五德转移”。阴阳家代表邹衍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宇宙演变和历史兴衰，创为“五德终始”之说，影响甚大。后来的挂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梁任公在其《饮冰室文集·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谈到阴阳学说之害时曾提到：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可见阴阳家其要）等，都是以阴阳五行为思想基干。

“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但却陷入了历史循环论。

阴阳家的没落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武帝罢百家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在了。

阴阳家代表人物

战国时，有公梼生、公孙发、南公等人，但以邹衍最为著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附有邹衍小传）。

阴阳家著作

《汉书·艺文志》载：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公梼生终始》十四篇。《公孙发》二十二篇。《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乘丘子》五篇。六国时。《杜文公》五篇。《黄帝泰素》二十篇……等等，但现存少量残文外，均已亡佚。

（以下竖排看）

┏━━━━━━━━━━━━━━━━━━━━━━━━━━━━━━━━━━━━━┓

┃五│时│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五│形│情│五│变┃

┃音│间│味│色│化│气│方│季│行│脏│腑│官│体│志│声│动┃

┠────────────────────────────────────────────────────┨

┃角│平旦│酸│青│生│风│东│春│木│肝│胆│目│筋│怒│呼│握┃

┃徵│日中│苦│赤│长│暑│南│夏│火│心│小肠│舌│脉│喜│笑│忧┃

┃宫│日西│甘│黄│化│湿│中│长夏│土│脾│胃│口│肉│思│歌│哕┃

┃商│日入│辛│白│收│燥│西│秋│金│肺│大肠│鼻│皮毛│悲│哭│咳┃

┃羽│夜半│咸│黑│藏│寒│北│冬│水│肾│膀胱│耳│骨│恐│呻│栗┃

┗━━━━━━━━━━━━━━━━━━━━━━━━━━━━━━━━━━━━━┛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现在有本专门说阴阳家的书叫《阴阳家语录》全彩图本。

三教九流之墨家

一、开创者：墨翟，中国战国时期着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和自然科学家。

二、墨家理论介绍

（1）背景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例如巨子腹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情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儒家并称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

后期墨家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类”、“私”等3类概念，对判断、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墨子》一书是墨子讲学时由弟子们记录后整理而成的。文字质朴无华，缺乏文学性，但逻辑性强，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进行说理，使说理文章有了很大发展，对后代议论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创立者为着名思想家墨子（墨翟［音笛dí］）。墨翟主张“兼爱”、“非攻”、“尚贤”，与儒家观点尖锐对立。墨翟

（2）墨家对儒家的批判

1、儒家不相信天帝鬼神，结果“天鬼不悦”。

2、儒家坚持厚葬，特别是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丧，浪费了民众的财富和精力。

3、儒家“盛为声乐以愚民”，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

4、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

分析：第1、2、3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和墨家的不同社会背景。孔子代表一些有学识、有思想的上层或中层阶级，而墨子反映的是处于社会下层民众的观点。第4点是属于墨家的误解，儒家所说的命，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某种力量。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方面是人只要努力就能控制的。儒家强调先尽力而为，最后才接受人力所无法改变的部分。这才是“知命”。

（3）墨子哲学的基本思想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点：

兼爱

完全的博爱（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非攻

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

尚贤

不分贵贱唯才是举。

尚同

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有一说法为“上同”，认为天子是百官之首，而百姓听令百官，与上而同，此乃“上同”之意。）

天志

掌握自然规律。（有一说法为天子代天行政，并借由上同的观念推论出人民以天的意志而行事。）

明鬼

尊重前人智慧和经验。（有一说法认为墨家说鬼所为并非迷信，而是希望以神鬼之说使人民警惕，不行邪恶。）

非命

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

非乐

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

节用

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生活。

节葬

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儒家的厚葬耗钱财，守丧则需三年，三年过后人虚弱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响国家生产力，乃浪费之事。）

此外还有逻辑学等；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是当代诸子所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称“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

（4）一个貌似矛盾的问题

儒家强调祭祀的重要性，却不相信有鬼神？

回答：丧葬祭祀在古代受到重视，起初源于对鬼神的信仰，而儒家重视丧葬礼仪，不是由于信仰鬼神，而是由于重视去世的祖先。

墨家信仰鬼神，却反对丧葬祭祀的繁重礼仪？

回答：墨子论证鬼神的存在，是为他的兼爱理论作张本，而并不是对超自然有什么兴趣。他关于“天志”和“明鬼”的理论只是为了教人相信，实行兼爱，将得上天奖赏；反之，将受上天惩罚。这是墨子倡导的宗教规范。

（5）墨子的国家起源理论

国家兴起之前，社会处在一个“自然状态”之中，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非常的混乱。国家之所以产生是为了制止人们由各行其是而产生的混乱。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君顺应天意而产生，按照神的意志而设立，“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对最高领导，要事事同意，不要跟随下面的人。因而，墨子的国家性质必然是倾向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力是绝对化的。当然，墨子心中的是非标准，“是”就是“交相兼”，“非”就是“交相别”。

（6）墨家着作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在东汉时的墨家着作尚存有八十六篇：

·《墨子》七十一篇－－墨翟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随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我子》一篇

·《田俅子》三篇－－先韩子

·《尹佚》二篇－－一名在成、康时期的周朝官员在所着

墨家着作在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代所传的《墨子》只剩下五十三篇，这些篇幅是因为被道家着作《道藏》所收录，才得以留传下来。

（7）墨家后期的基本思想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发生了分化。有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活动与战国中后期。在自然观方面，对物质，移动和时空关系作了唯物主义解释，摒弃了墨子的天鬼观念，并把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上，发扬了墨子重视实践的特点，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克服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义，利也”的著名论断，突出了利，把它作为标准和基础解释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范畴。

后期的墨家在逻辑论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形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主要反映在小取的篇中。后期墨家对概念，判断和推理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墨子名言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译文】兴天下的利益，除天下的祸害。

兼爱。

【译文】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

非攻。

【译文】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类和平。

尚贤

【译文】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

尚同。

【译文】政令、思想、言语、行动等要与圣王的意志相同一。

节用。

【译文】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

节葬。

【译文】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

非乐。

【译文】反对奢靡的音乐活动，提倡节约人财物力。

非命。

【译文】反对命运之说，主张强力从事。

天志。

【译文】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兴利除害。

明鬼。

【译文】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扬善惩恶。

兼相爱，交相利。

【译文】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

三教九流之儒家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的起源和产生背景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近代学者章太炎赞同这一观点。然而，胡适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赞同《淮南子~要略》的诸子出于“应世之急”的说法，由此提出了儒家是由殷商遗民中的术士转化而来的观点。）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应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

儒家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创立者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后来由思想家、文学家孟子加以发展。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在政治上主张恢复西周的礼制，在教育上创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注重因材施教，讲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主张君王应行“仁政”，这样才能使天下归心。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受到许多统治者的尊重，但在当时动荡的社会形势下，诸侯之间各为已利而崇尚武力，儒家的德政很难得以施行。汉以后，儒家思想被尊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孟子

儒家创始人

孔子（前551－前479）姓子，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俄语：Конфуций.兄弟中排行第二，春秋后期鲁国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是五行造身，两仪成性。其余圣人得金气多者则刚明果断，得木气多者则朴素质直，得火气多者则发扬奋迅，得水气多者则明彻圆融，得土气多者则镇静浑厚，得阳气多者则光明轩豁，得阴气多者则沉默精细。气质既有所限，虽造其极，终是一偏底圣人。此七子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节目耳。

孔颜穷居，不害其为仁覆天下，何则？仁覆天下之具在我，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尝一日忘也。……

孔子年轻时做过鲁国高官，治国极好，贪官纷纷逃往他国，他国领袖也变得很敬畏鲁国。

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史记·孔子世家》载：“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主要派别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守仁、王阳明、陆明鉴。

战国时期儒家内部分化形成的八个学派。八派之说，始见于《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式之儒。”从《论语》看，孔子思想具有博大而多面性的特点，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的理解难免各执一端，而儒家和墨家同是当世之显学，所以，韩非认为：“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据《荀子·非十二子》记载，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儒家一方面同其他学派激烈论争，另一方面自己内部各派争论也十分尖锐，“孙氏之儒”的荀子，甚至批评子思和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儒家八派正是儒家内、外论争发展的结果。

▲思孟学派

指以子思与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孟子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二人确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思想上如何一脉相承从而共同形成为一个学派，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根据《荀子·非十二子》的说法，“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认为思孟学派的思想核心为五行说。有的根据宋儒的说法，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其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等观点，为孟子所继承，发展为一种以道德修养为中心的心性之学。此外，有些学者则根据史料考辨，认为荀子所说的五行难以确指，《中庸》与《孟子》书中并无五行思想，加上《中庸》是否为子思所作，疑难多而论据少，从而断言先秦不存在有所谓思孟学派。

儒家的特征

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

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1234

★儒家地位形成的条件以及和各家的关系

今天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她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行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各家评儒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相传孔子号儒童菩萨。或曰：“吾夫子万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又僧号比丘。丘，夫子讳也。比者，并也。僧，佛弟子，而与夫子并。彼且弟子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是不然。童者，纯一无伪之称也。文殊为七佛师，而曰文殊师利童子；善财一生得无上菩提，而曰善财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贤圣，有“童真住”，皆叹德之极，非幼小之谓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语也。梵语比丘，此云乞士，亦云破恶，亦云怖魔。比非比并之谓，丘非丘陵之谓，盖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语南无，此云归命，南不取南北之南，无不取有无之无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国，必演扬佛法以度众生；使释迦而现鲁邦，必阐明儒道以教万世。盖易地则皆然。大圣人所作为，凡情固不识也。为儒者不可毁佛，为佛者独可毁儒乎哉？（莲池大师，未出家时被公认为儒家泰斗）

当代一些非儒学者根据民间口头评论将儒释道三家对中国发展贡献做出如下评论：“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是儒家。”

儒学的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对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

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广西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对欧洲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儒家学说推动了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休谟、魁奈、霍尔巴赫、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先驱吸取孔孟学说，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1］。

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儒家思想鉴借

如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等等等等。

儒学词汇的相关解释

（1）正名

含义：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他们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起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名字包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为了使事物做到与他们名字的含义，即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就应当努力完成责任与义务。一个国君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想国君应有的品质，“为君之道”。若一个君王按照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仅有君的“名”（名分），也有君的“实”（实质），成为名实一致。

（2）义

含义：义者宜也。是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人遵行某些道德，是为了不属于道德的其他考虑，即便他所做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依然是不义。儒家强调“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3）仁

含义：“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一个人在社会里行事为人，有他应该遵行的义务和应该做的事情。而这些义务的本质便是“爱人”，即“仁”。一个人必须要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其社会责任和义务。具体有如下几点：

1、一种推广程序：一个人一定要与父母兄弟有亲情，在亲情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辐射到他人身上。

2、一种政治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向外辐射。

3、一种心理原则：将人的感情心理消融在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中，建立了一种现实的伦理，心理的模式。

4、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对个体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与要求，把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的本质和仁的重要标准。

5、具有主观能动性、实践性和独立性。

（4）礼

含义：原指古人祭祀的仪式，表现了对上天和祖宗的尊敬，也体现了人间的等级和尊卑。孔子将“礼”从宗教范畴推广到人间成为人文世界的行为规范。他不仅是等级社会的外在形式，而且与人的内在理性———仁结合在一起，使“礼”的实践成为人的内发行为，达到自我控制的地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5）忠恕之道

含义：仁的实践包含为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尽己为人谓之忠。其另一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谓之恕。忠恕之道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即“仁之方”。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衡量别人和自己。

（6）知命

含义：儒家从“义”的理论推导出“为而无所求”的理论。每个人做事情，并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遵行了自己的义务，在道德上已经完成，而不在于达到外在的什么结果。“命”乃“天命”或“天意”，我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成功，都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这就是“知命”的人生态度。“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样，就能保持快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儒家大事之汉武帝独尊儒术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鉴于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汉代的入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它是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思想体系，有利于君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术，作为独尊儒术的基础学说。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对此问题，一些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如历史学家黄现璠说到：“……儒学独尊之原因，在客观条件上是由于汉至武帝，六十余年间，社会经济已呈繁荣；帝王集权亦经树立；学术思想自然趋于统一。盖诸家学说皆与帝王集权冲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于帝王集权。儒家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正合帝王专制之治。加之，儒家学说范围极广，言训诂注疏校勘典章制，甚至阴阳五行等，皆可附从，故得信仰者众。为此，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遂取得独尊地位。于是，五经博士（见前引《儒林传·序》）弟子以及用儒生，行夏时即于此时开始。博士儒学参与实际政治，已非文景时具官待闲。当时儒家之政治哲学是大一统、尊王及绝对王权三大理论。三大理论之根据皆以春秋‘春王正月’为出发点。关于大一统之思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有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七卷第二十三，述之尤详：“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门徒亦抱‘是古非今’之态度。汉儒变而改制，直欲改秦制，而法周道，顾其所谓改制，系托古行己意，与周制不同。即如大一统之政治哲学，便是显著之例。所谓大一统，依董仲舒解释‘一统乎天子’，即帝王集权之义。帝王集权的内涵，第一，须抑制诸侯，依《春秋公羊传》：1．诸侯不得专封，诸侯不得专地，3．诸侯不得专讨。实则周代诸侯，专封、专地、专讨，比比皆是。第二，须抑制大夫，1．大夫不得世袭，2．大夫不得专执，大夫不得专废置君。然观周代大夫，正与此相反。尊王之说，为汉儒尊崇天子积极表示。亦与周代‘天下宗周’不同，周代天子与诸侯，不过国与国之关系，天子特为名分上之共主。而汉儒依托春秋，特立‘王者无外’之最高原则。其实春秋是‘王者有外’，《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孔子且有‘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之言，又何尝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主张。如成公八年，钟离之会，外吴而不外楚，郧之战，予楚而不予晋，即其例也。绝对王权之说，即天子只对天负责，不对民负责。例如灾异之变，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十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虽则帝王对天负责，然引起灾异之变之责任，乃为宰相，不是帝王，故黜罚之罪，亦为宰相，无及帝王，此无异于十七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时代盛行之王权神授说。所谓王权神授，即帝王对于国家人民具有绝对权力。此类学说，与周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思想完全相反。

总之，汉儒之政治哲学，即三大理论：大一统、尊王与绝对王权，完全为汉帝而立。汉儒拥护帝王集权，别出心裁，古未之有。

汉代儒者，在思想上，既口含天意，随便造谣；在政治上，亦欲打倒一切，唯我独尊。就“打倒一切”而言：第一，欲打倒法名之学，而行德教治国。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可知孔子之教显然是：以刑法治国，毕竟不如德教治国尽美尽善。汉儒家之主张，未尝不是。第二，直欲以礼代律，以春秋断事。《盐铁论》卷十《刑德》对以春秋断狱，批评如下：“《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诛心之论，即春秋之义也。春秋所谓心，全依宗法及身份等级之伦理观而言，非依平等合理之法律而定。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官不能治，社会何由安宁。汉代以春秋治狱，颇不乏人。《汉书·食货志下》：“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汉书·五行志上》：“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汉书·兄宽传》：“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最著者为董仲舒，《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即为其例。然则武帝尊儒学，用儒生，果出于至诚，合于儒学精义乎，是又不然。彼好神仙，信巫蛊，已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合，其用张汤、杜周等为法家，直欲以刑法治国，非以德教治国，大背儒学宗旨。故宣帝即位，尝谓其子元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卷九《元帝纪》）本人行动非儒，其政治施策，亦非儒。所谓尊儒，乃尊其所尊，非人所谓尊也。所以，余谓秦皇焚诗书，系禁私学，专任吏治；汉武帝黜百家，亦禁私学，杂行霸与王道，两者虽有激烈和平之异，但目的皆为思想统一、帝王集权。为功为罪，互相伯仲。世人不察，每誉汉而毁秦，谬矣。（摘录黄现璠撰《汉代学术思想之三变》，载《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三十七期，1941年10月8日）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

秦二十等爵

爵位制度，设置自秦国商鞅变法，以赏军功，共分二十级：一级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彻侯以一县为食邑，并得以自置吏于封地；关内侯有食邑、封户，只能衣租食税而已；大庶长以下十八等，皆有岁俸。临战，斩敌首一级（颗），即赐爵一级。秦朝、汉朝沿用此制。

授予标准，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敌军的军官）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公士）、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证据是敌人的人头。就是说在战后，把敌人的人头砍下来，带回军营。作用证据。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甲士’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释放。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杀敌人五个‘甲士’可拥有五户人的仆人。打一次胜仗，小官升一级。大官升三级。

惩处，主要是贬职，夺禄，降职。表现不好的，还有失职行为的官吏。国家降低其爵位。消减部分（所有）俸禄。降低职务。

待遇，在军中，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军功爵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当爵位到达五大夫可衣食300户的租税，如果军功杰出可衣食600户的。可以养士（自己的家臣与武士）。俸禄是以实物的形式向各级官吏发放的，主要是粟米。可兑换布匹。还有的时候，国君会发给一些官吏钱币，黄金，但数量少，不属于正常俸禄。秦国以年为单位发放俸禄，叫岁俸。粟米的记量单位是‘石’。秦1石=30.75公斤

爵位岁俸［石］

1公士50

2上造100

3簪袅150

4不更200

5大夫250

6官大夫300

7公大夫350

8公乘400

9五大夫450

10左庶长500

11右庶长550

12左更600

13中更650

14右更700

15少上造750

16大上造800

17驷车850

18大庶长900

19关内侯950

20彻候1000

汉朝时的沿革

西汉，沿用秦二十等爵，另增设王爵。初，王爵有功臣得之者，高祖时诛伐殆尽。此后，王爵仅皇族可得。早期的诸侯王国大者列郡数十，小的也有数郡，皆由诸侯王自治其国，汉廷仅为之置太傅而已，其余丞相、内史、中尉、御史大夫之类皆王自置。经过七国之乱和汉武帝下推恩令、汉成帝绥和元年改制，诸王仅得食本国租税，不得预国政。尽废内史、御史大夫、郎中令、廷尉、宗正、太仆等与汉朝设置相同的官称，改丞相为相，治事如郡太守，令中尉治事如郡都尉。自此，王国与列郡无异。东汉王国制度与西汉后期一致，国与郡等，唯改太守为相、都尉为中尉，另置傅领王府事。

西汉初大封功臣，受封列侯（避汉武帝刘彻讳，改彻侯为列侯）者一百四十三。列侯封地称国。侯国大者数万户、小者五百户。侯国置国相如县令，受命于所在郡守。列侯自置家丞、庶子、门大夫、洗马、行人等官治府事。列侯居京师则主爵中尉领之，就国则郡太守时时巡察之。东汉侯制与西汉无别，唯侯国较小，大者不过四县、小者有仅食一亭者，东汉末年，曹操在列侯、关内侯下置名号侯十八级，关中侯十七级，关外侯十六级，五大夫侯十五级，以当时蜀、吴两国所辖邑名封之，受爵者无从收取租税，开后世虚封先河。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公元前186年《田律》和《户律》

受田数额为：关内侯95顷（每顷100亩），大庶长90顷，驷车庶长88顷，大上造86顷，少上造84顷，右更82顷，中更80顷，左更78顷，右庶长76顷，左庶长74顷，五大夫25顷，公乘20顷，公大夫9顷，官大夫7顷，大夫5顷，不更4顷，簪袅3顷，上造2顷，公士1顷半（150亩），公卒、士伍、庶人都是1顷，作为罪犯贱民的司寇、隐官都是50亩。

宅地的标准是以30步见方的土地为一“宅”，彻侯可以得到105宅，关内侯95宅，大庶长90宅，驷车庶长88宅，大上造86宅，少上造84宅，右更82宅，中更80宅，左更78宅，右庶长76宅，左庶长74宅，五大夫25宅，公乘20宅，公大夫9宅，官大夫7宅，大夫5宅，不更4宅，簪袅3宅，上造2宅，公士1宅半，作为平民的公卒、士伍、庶人每户1宅，司寇、隐官半宅。

汉武帝时，为筹措战费，令卖二十等爵（关内侯以下），致使二十等爵为人所轻。于是为将士立功者另设武功爵十一等（一级造士，二级闲舆卫，三级良士，四级元戎士，五级官首，六级秉铎，七级千夫，八级乐卿，九级执戎，十级政戾庶长，十一级军卫），后亦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