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元旦，人们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

2月，刚刚过了春节，百万民工“进城潮”又弄得各地政府手忙脚乱。由于“价格闯关”的失败，政府不得不迅速开始治理整顿，很多建设项目下马，约有500万农民建筑工返乡，而此时在乡村，整顿也使得大量乡镇企业倒闭萧条，民工们只好再次涌回城市里找工作。春节后，从河南、四川、湖北等人口大省出发的数百万民工就把全国的铁路、车站挤得客流爆满，各大中城市的就业和治安面临巨大压力。3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民工盲目进城”。

形势严峻，私营企业成为政府治理整顿的第一个对象。

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从5月开始重点普查私营企业的税收，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个体户偷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占到企业总数的80%”。一场全国性的偷漏税打击行动开始了。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 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这个数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整治的第二步是清理整顿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它们被认为是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造成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新兴的家电业成为整治的重点，其中增长最快的冰箱业则是重中之重。在过去的三年多里，尽管各部门对非定点企业大加压制清理，按规定它们不得进口一台压缩机、得不到一吨钢材，甚至不能得到检测报告、不得在媒体上做广告，但是，这些企业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搞到了国产或进口的原材料。非定点的冰箱厂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建越多。

在民营企业发展最快的浙江省杭州市，居然有66家大大小小的冰箱工厂，其中一些非定点企业已经达到年产10万台的规模，比很多定点企业都要庞大而先进。相映成趣的是，一些国营企业在得到定点资质四年后，都没有装配出一条生产线，连厂房也没有结顶。

198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乡镇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12年改革所积累出来的变革形象及成长锐气遭到了空前的挫折。

便是在这样的情景下，物价闯关失利加之随后而来的社会动荡和经济低迷，让中国的决策者对未来的改革模式有了新的思考，激进的思路渐渐退潮，一种渐变式的改革理念成为新的主流。1989年，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此后，“稳定”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名词，《人民日报》在第二年元旦社论中写道：“只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出乎一些西方学者预料的是，中国并没有崩盘。以1990年召开的亚运会为起点，宏观经济从过热转入平稳，重新启动开放再次成为发展的主题。1990年2月，专程南下到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提出要开发浦东，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开发政策的确立，让上海再度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龙头，其长远效应十分巨大。从1990年到2004年，浦东的GDP从区区60亿元增加到1 790亿元，浦东以上海1/8的人口、1/10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上海1/4的GDP和工业总产值、1/2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和1/3的利用外资总额，等于在15年里再造了一个上海。这里成为中国金融的核心区，以及跨国公司总部最密集的区域。按1990年的中央规划，浦东的优惠政策将享受15年：到2005年，就在这个期限到来之时，国务院又批准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将其试点效应继续延伸和扩展。

如果说，浦东开发是上海起飞的战略一翼，那么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则无疑是另外一翼。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一片忙乱中开业，朱铬基致开业辞。交易所负责人敲完锣后竟兴奋得当场晕倒，毕竟中国人已经有40年没搞过资本游戏了，所有人都手忙脚乱。有意思的是，12月1日，就在上海即将开市之前，不甘落后的深圳已抢先“试开市”。

由于仓促抢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没法跟拥有电脑交易系统的沪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8 000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

然而，就在人们重塑信心、趋于平静、逐渐走出经济低迷的时候，由于对经济的波动仍心有余悸，加上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局持续“恶化”，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却愈演愈烈，一时间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姓社姓资”又成为争论的焦点。受此影响，各级政府官员摸不透未来的方向，开始徘徊不前。

历史的使命再一次落到了已经宣布“完全退出政坛”的邓小平身上。1991年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的一次讲话，先后发表了三篇署名为“皇甫平”的评论，文中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评论一出便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它并未标注出思想的来源，引起一些人土的指责和围攻。某杂志在4月20日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另一本杂志推出《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事情终于在1992年春天发生了变化。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他一口气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观点，为后来的中国指明了方向：“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上去，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他已经没有耐心继续在“理论”的层面上对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进行讨论了。

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每年3月份“两会”先后召开全体会议一次，每五年称为一届，每年会议称X届X次会议。

3月26日，一篇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刊发，第二天，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转发。以往此类重大报道均由《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统一首发，这篇通讯的非同寻常实在耐人寻味。而通讯的发表之日，正值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它所诱发的轰动和新闻效应可以想见，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此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同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入党章。在十四大的闭幕式上，邓小平面带微笑地向与会代表们招手，这是这位老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党的代表会议上。

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是，邓小平南巡后的热浪首先从股市爆发。这一年的8月7日，按照深交所发布的公告，将发售新股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发售工作将在两天后开始。公告一出，雪片般的身份证立刻淹没当地邮局，两天内约有150万人拥向只有60万常住人口的深圳，可谁知原定销售两天的抽签表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发售完毕。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苦候两天两夜却两手空空。怒火迅速地在深圳遍地蔓延，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并拉来了高压水龙。一个意外的结果是，这起猝然爆发的事件让公众及政府看到了资本市场的潜在能量，从而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诞生和股市的火爆。

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惊涛骇浪的1992年无疑是一个分水岭。中国在加快改革和开放上的姿态让西方人长松了一口气，自1989年以来弥漫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不信任的迷雾逐渐散去，跨国公司再次加快了进军中国的步伐。

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在考察中国历史时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所考察的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崩溃和重构、革命和进化、征服和发展的循环交替。”

那么，回首1989到1992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无疑走过了一个异常敏感而又不乏惊险的“循环交替”中的一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疯长的孩子，当孩子发育的骨骼一次次快速突破旧体制、旧思维的束缚时，却又不经意为下一次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如此循环往复，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不断去寻找更合理的生存空间，于是中国的经济也在一次次裂变中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