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　玛——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护士

拜斯登——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军械师

查尔斯·邦德——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

罗伯特·科顿——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

洛文斯基——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机械师

赫尔曼·斯坦利——时为驼峰航线飞行员向导

黄　澄——时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昆明办事处职员

龙启明——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二十二轰炸机中队飞行员

程敦荣——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战斗机飞行员

金逸群——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一中队飞行员

毕超峰——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指挥部参谋长

王延洲——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三大队战斗机飞行员

“我如小燕”

“君便似飞鹰”

“轻度关山千万里”

“一朝际会风云”

“至高无上是飞行”

“殷情期盼莫负好青春”

这是抗日时期为中国空军海选军歌时一首落选的歌曲，后经“金嗓子”周璇的演绎，才广为流传。歌词如此儿女情长，确实不像军歌，但若真的选上，想必会成就一番佳话。在战争中加入一些浪漫元素，是人们对战争仅存的一丝幻想。

飞虎队也许是二战期间最具浪漫色彩的一支队伍，一群20来岁的半大小子，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在一个被军队变相开除的老头子的带领下，来到战火纷飞的陌生国度，肩负着锄强扶弱维护正义的使命，驾驶着老旧战机，以少胜多，打败了当时称霸太平洋的日本空军，赢得了异国人民的尊重，也有人也迎来了爱情。如此好莱坞式的故事，难怪很多人想把它搬上荧屏。

为了增强这种浪漫气氛，坊间更多了些故事与传闻。比如说美国军方不承认这批志愿者的服役经历，是因为嫉妒这批杂牌军取得的战绩。说到杂牌军，确实如此，他们当中很多人是陈纳德连哄带骗来的。有人想成就一番事业，有人想多赚点钱，保不齐还有人只是想体验下异国情调。这样一批人来到中国，说白了就有点打工的意思，军纪也就很难好起来。陈纳德为此还特意雇佣了一批监军督察，专门来管理这些美国人。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美国人做事很认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这是当时很多与美国人接触过的老人会提到的，他们固然对美国人的傲慢有很多不满，但是提到工作，那一定会夸上两句。

美国人把对待工作的态度也用到了造飞机上，P-40打不过日本飞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太沉。空中没有什么道路限制，谁更轻巧些就一定更占便宜。日本零式战机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被造出来的，为了达到轻的目的，把座舱护甲和油箱护甲都省了。也就是说日本飞机一旦被击中，驾驶员很容易被直接打死要不就是被油箱炸死，这种只求杀敌不求自保的设计思路，也许只有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想得出来。美国人是不干的，这不光是对工作的态度问题，人家掉几架飞机没什么，家大业大可以再造，这人死不能复生啊，尤其是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不是想有就有的。如片中所说，战争后期，由于零式战机太不经打，又缺少优秀的飞行员来发挥它们灵活的优势，最终沦为自杀式飞机。而它的沉浮更像日本从强盛到战败的一个缩影。

再说说爱玛。她和佩塔奇的故事无疑是浪漫的，也使得这个结局更加悲伤。有一点片中没提，其实他们本可以回国，由于陈纳德是他们的媒人，而刚刚组建的第十四航空队，还缺乏必要的训练，这对小夫妻为了帮陈纳德一把，留下来超期服役两个星期，最终却劳燕分飞。老人家回国后致力于妇女权益事业，20世纪60年代和现任老公汉克斯相识。汉克斯是一位驼峰航线飞行员，他在中国的故事也很传奇。当年一架型号为C-53的运输机坠落在驼峰，恰好身后还有一架友机，使得这架C- 53成为当年驼峰航线上唯一一架知道坠落地点的坠机，坠机驾驶员的母亲得知此事，拜托汉克斯和其他两位队友帮助寻找遗骸。在回国前夕，三人跋山涉水却因为体力不支，在距坠机地点一公里时折返了。回国后的汉克斯并没有放弃，而是五十年如一日地锻炼身体，最终在80岁高龄时，重返驼峰找到了坠机，告诉人们什么叫做承诺。

1932年2月22日，苏州胜利小学，12岁的金逸群抬头望见了日军的3架轰炸机。“它们在学校上空转，飞机翅膀下面有日本那个红太阳。3架飞机，6个红太阳在天上转。”金逸群回忆说。

此前不到一个月，“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派出飞机对上海进行轰炸。

“日本飞机把人炸得太惨了。我看了以后，心里真的很气——自己国家的领空怎么被日本人给占了？”

金逸群记得，空中的3架日军轰炸机已经做出俯冲动作将要投弹时，“有一架飞机低空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冲上去了，打日本飞机。”这架横空而出的神秘战机，和日军的3架飞机缠斗在一起，顿时打乱了敌人的空袭计划。3架负责护航的日军战斗机，从高空向神秘战机俯冲而来。面对6架敌机，神秘战机非但没有逃走，反而咬住日军的轰炸机不放，近距离向一架轰炸机猛烈开火。

因为寡不敌众，神秘战机被击落了。

后来，当人们找到坠毁的神秘战机时却意外发现，牺牲在驾驶舱内的是一位洋小伙。

洋小伙来自美国，名叫罗伯特·肖特，时年27岁，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飞行员，时任美国波音公司销售代表，来华推销战机，目睹日军轰炸上海的恶行，义愤填膺地在日记中写道：“希望像西部牛仔一样驾机与日军决斗，主持正义。”他以志愿者的身份驾驶样机加入中国空军。

罗伯特·肖特成为中国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美国飞行员。国民政府为表彰他援华作战的义举，特追授其空军上尉衔。在上海各界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民众代表、学者吴经熊致悼词说：“肖特所流热血可作中、美两国民族之胶漆。”

看了肖特空战过程的金逸群立志长大后成为飞行员。1941年，金逸群考入中央航空学校，1943年和一批同学赴美学习飞行技术，归国后成为隶属于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抗战时期由中国与美国人员联合编组的一支空军部队，由2个驱逐（战机）大队和1个轰炸大队编成，简称中美混合团，1943年10月在桂林成立。）一中队飞行员。

1942年10月，一部名为《飞虎娇娃》的黑白电影出现在美国银幕上，影片里一批美国飞行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日本人进行空战。影片主演约翰·韦恩以西部片著称，影片里的飞行员也像西部片中拓荒淘金的牛仔，他们为了钱来打仗，穿着西服开战斗机，为了队中的漂亮护士争风吃醋甚至大打出手。而现实中，真的有这样一支队伍来到中国，他们被称为“飞虎队”，他们是抗战时中国上空的美国牛仔。

1941年7月10日，一艘载着近260名美国年轻人的轮船从旧金山起航，前往中国。如果只看这些年轻人的表情，谁也猜不到他们要横跨太平洋去打仗。

船上有一个25岁的姑娘，名叫爱玛。多年后，她回忆起那次远洋旅途：“我们在船上跳舞，玩得很开心。我给他们照相，他们太年轻了。我想，他们怎么能去打仗？他们只是些孩子。”

这些花花公子式的美国青年，将要和他们的前辈肖特一样，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帮助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打素不相识的日本人。他们的这支队伍叫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 ）。

这支队伍的创始人是1937年初以上尉衔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兵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身材壮实，深褐色而粗犷的脸孔”（程敦荣：《在美国空军中作战的片断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五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44页。），飞行技术精湛、好胜心强的西部老牛时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昆明办事处职员的黄澄说：“陈纳德，这个名字根本是错的，因为电报一来，中国人一看，Chennault，就照英语的拼法翻译成陈纳德，其实不是，他是一个法裔，按法语的拼法不应该译为陈纳德。”

1937年春天，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领导中国空军的宋美龄物色外国顾问，陈纳德受邀。当年7月初，陈纳德抵达上海，宋美龄接见了他。

陈纳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是蒋介石先生的妻子，比我想象的要年轻二十岁。她讲英语时，像富有的美国南方人那样，慢慢地拉着长调。这次会面使我终身难忘。这一天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她永远是我的女王。”从那时起，我们一同度过了漫长而艰苦的抗战岁月。（［美］陈纳德著：《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宋美龄请陈纳德协助中国发展空军。

考察了当时中国空军的状况后，陈纳德发电报告诉宋美龄：名义上中国当时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真正合格的航空人员不过600人。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并协助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对抗日本空军。

1940年，陈纳德受蒋介石之托回到美国寻求援助。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中国提供100架P-40战斗机（1938年10月试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是美国唯一量产而且可以大量外销的新型战斗机。），同时准许退役或后备役的美军到中国作为志愿人员对日作战——因为此时日美尚未开战。

陈纳德在美国招募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一些陆军航空队、海军陆战队的后备役、退役人员应募。应募军械师的拜斯登回忆：“1941年春天，我的哥们儿跟我说，中国空军想要一些美国人过去。我不是飞行员，我当时作为一名军士一个月赚70美元，而中国人给我的工资是300美元一个月，比我已经习惯的多得多了，所以我决定试一试，于是和他们签了一年的合约。”

爱玛应募成为两名随队护士之一。和绝大多数同伴不一样，她到过中国，熟悉中国。

1935年，19岁的爱玛作为交换生来到了广州的岭南大学。“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很棒的经历。那里的教授非常好，那里的男士是真正的绅士，他们把我当做淑女来对待。在美国，男人们可不像中国男人一样。我对中国男人待我的方式印象很深，而我也习惯了被他们当成一个淑女。”爱玛回忆说。

创办于1888年的岭南大学是中国最早容许男女同室上课的高等学府，在这里留下美好回忆的爱玛，一年后回到美国，仍对中国的一切念念不忘。“我发现在中国的经历非常值得，并且我喜欢在那里的每一分钟。”

爱玛希望再到中国去。“我父亲是医生。虽然我从来不想当医生，但是，我知道再回到中国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医疗人员的身份去。不过成为医生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就去耶鲁大学学护理。耶鲁有美国最好的护理教育。”

结束耶鲁3年学业后，爱玛在社区医疗中心工作。生活虽然安稳，她却时时在诊疗台前怀念当初在中国的淑女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表情严肃的男人站在她面前，问她愿不愿意去中国。

“他们招募医疗人员，去了耶鲁。那时候，美国、欧洲的航空队里都没有女的。耶鲁的老师对他们说，有个女生一直想回中国。所以他们就找到了我，我当然就参加了。”爱玛说。

就这样，爱玛终于可以回到梦寐以求的中国，回到那些绅士们中间。不过，她没想到，就在漫长的远洋旅途中，她被船上的一位牛仔——年轻的飞行员约翰·佩塔奇俘获了芳心。

“船上有一个游泳池，我穿上泳衣去游泳，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见到了我……我们在那艘船上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跳舞，在甲板上聊天，他给了我他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就这样相爱了。”

爱玛和佩塔奇随大伙儿踏上中国土地时，陈纳德看着这109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后勤人员，在日记中写道：“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我第一次有了我们需要用来打败他们的一切东西。”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为上校衔大队长。志愿大队拥有99架P-40A、P-40B型战斗机，共3个中队。当年9月1日，志愿大队部设到云南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这些美国人名义上为该厂雇员。

此时，出现在美国牛仔们面前的，是一个被战火蹂躏的国度，天空中几乎已经见不到中国人的飞机，日军对中国城市的轰炸频繁又嚣张。

黄澄回忆说：“日本人的飞机根本没有什么阻拦，在昆明，所有的炸弹都投下来，炸得简直是太可怜了。我翻译过一本书，是一个美国人当时到昆明的印象，他说：‘我初到昆明，很震惊地看见街上的中国人把那些尸体一个一个堆起来，整整齐齐，一堆一堆的。’”

中国人盼望陈纳德和他的手下狠狠教训日本人。不过，这些美国牛仔看上去放浪不羁，不大靠谱。“招募的这些志愿者，差不多都是些非正规或者说被正规部队开除的人，所以他们的纪律很不好，酗酒、乱来，见着女人就追。”黄澄说。

说到纪律，其实老牛仔陈纳德也好不到哪儿去，在美国，正是因为他特立独行、顶撞上司，才被迫提前退役。

为了安抚这些美国牛仔，1942年2月28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昆明的志愿队驻地专门为队员们举办晚会。

黄澄回忆：“陈纳德很小心，事先告诉队员们当天禁止喝酒，但是那些老美不管，他们裤袋里面藏着酒，酒气熏天地听蒋介石讲话。有个老流氓听腻了，就大叫起来了，叫出一些没有女人就不打仗之类下流的话，这就不好翻译了。陈纳德当时难为情得不得了，赶紧把他的宪兵叫来，把那个士兵拖出去，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宋美龄讲话时有的放矢地说：“没有纪律，我们将一事无成。我和你们尊贵的指挥官一样，也将对你们絮絮不休地谈论纪律，我指的是我们在内心的自觉的纪律。然而，我并不是要求你们装成泥塑木雕的小圣贤。我自认也有人情味，不喜欢刻板的人，但我的确希望你们这些孩子记住一件事，全国都在关心着你们，我要求你们的行为举止配得上由你们建立起来的那些伟大的传统。我要求你们给我的人民留下一个印象，一个美国人的真实形象的印象……”

宋美龄深知，和这些美国牛仔打交道，动之以情是一方面，不来点实际的不行。

黄澄记得，“宋美龄称他们为天使，她讲得很幽默，很有趣。她许诺，击落一架日本飞机，奖励500美金。那个时候500美金不得了，大伙儿高兴极了。后来他们士气高涨，不能不说是有奖金做后盾。”

“你可以以任何方式解读飞虎队。”1944年成为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二十二轰炸机中队飞行员的龙启明说，“有人说陈纳德只是一个在美军中不得志的军人，他手底下的兵也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多人是抱着发财的梦想来的，每打下一架飞机有500美金的奖励。我记得我在报考的时候，也考虑过空军的工资比较高，这都是实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畏惧过。”（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著：《抗战十五年——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332页。）

而在1943年进入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的程敦荣看来，当年并肩作战的美国战友当然不是乌合之众：“飞虎队的飞行员要求至少有两年的战斗机飞行经验，个人技术是很好的，配合很好，很像美国的职业明星球队。陈纳德也像一个有威望和能力的教练，他的战术是机动灵活，以少胜多。当年的参加者的确不乏佼佼者，而且也具有美国青年的那种活泼朝气，有正义感和富于冒险精神。尽管也有少数人是为着较优厚待遇和资金而来，但大多数是同情中国抗日战争，并意识到美、日之间终不免一战而热情地参加的。”（程敦荣：《在美国空军中作战的片断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五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43页。）

志愿大队在缅甸东吁（又译同古）进行了战斗训练，陈纳德亲自讲授日本空军的战术。

“作战之前，他们一遍遍地练习驾驶战机，”爱玛说，“当时他（佩塔奇）正在练习飞行，发现了我，就故意飞得靠近我。其他的小伙子过来捣乱。女孩都是喜欢被别人注意的，他就在他的飞机上做个标志，让我能够辨认出哪架飞机是他的。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爱玛回忆：“我们结婚的前一天晚上，陈纳德邀请我俩去他公寓吃晚餐。他是个非常棒的婚礼筹办人。我和陈纳德玩游戏，他推了我一把，当时我转得太狠了，一只眼睛碰到了桌角，第二天我带着黑眼圈结的婚。”

1941年12月7日，陈纳德率第一、第二中队到昆明（第三中队驻缅甸首都仰光）。当天，以零式战斗机护航的日军轰炸机群偷袭了珍珠港。

1940年9月13日，新研制出来的零式战斗机在中国的首战——重庆附近的璧山空战中，以仅被击伤1架的代价，击落、击伤中国战机24架，驾驶着苏联制造、已经落后的伊-15、伊-16型战斗机的中国飞行员战死10人，负伤8人。

零式战机航程远、速度快、异常灵活。后来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指挥部参谋长毕超峰认为：“这种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一种。”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三大队战斗机飞行员王延洲说：“零式战斗机的转弯半径小，空战当中，你水平格斗兜圈兜不过它呀，你转弯，弄不好就被咬屁股了，战斗机被咬了屁股就很危险。”

陈纳德面临很大压力。相较于零式战斗机，志愿队的P-40被认为是“哪一方面都不出色”的战机。当然，它也有特点：结实、火力强。拜斯登说：“P-40配有同步机关枪，在螺旋桨旋转之间将子弹射出。这是当时空军最老的机型，好在用于新型飞机的枪配在了机翼上。”

陈纳德在对比分析了P-40和零式战斗机各自的优缺点之后，制定出四机编队的战术：“在遭遇到这种飞机时，我们不能还用三机成队的队形，单机格斗也要吃亏，只能作圆圈转弯飞行，前后交错，互相掩护，充分利用本机转弯灵活的长处，伺机采取急转弯迎头攻击来反击……”（程敦荣：《在美国空军中作战的片断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五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页。）

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的查尔斯·邦德回忆：“他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说，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尝试面对面战斗，不要尝试和敌人兜圈，因为他们的飞机比你的先进，不要跟他们缠斗，可以假装逃跑，忽上忽下，然后突然出击。”

陈纳德的战术基于P-40战机坚固的机身与良好的俯冲性能，当遇到灵活的日军飞机时，飞虎队队员驾驶P-40快速爬升到高空，向敌机俯冲攻击，之后立刻飞走，深受其害的日军称其为“一击脱离”，简单说就是打了就跑。王延洲说：“只打一个回合，打了就跑，不恋战，恋战就要吃亏。”

当然，“你的愤怒是你更强有力的武器，要充分利用。”查尔斯·邦德说。

牛仔们后来在实战中还想出了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招数，比如在空中把飞机的油门关掉。“油门关了以后，转弯半径就小了，反而转到零式飞机屁股后头去，把它击落了。”王延洲说。

在战前训练中，陈纳德向队员九_九_藏_书_网们讲授自己制定的战术，他说：“不想死在日本人手里，就得听我的。”

被队员们称为“老头子”的陈纳德是个狠角色。黄澄提到一件趣事：1943年开罗会议，陈纳德作为蒋介石的顾问列席。“他站在罗斯福的后面，丘吉尔看看他，问罗斯福：‘站在你身后的是谁啊？’罗斯福说：‘这是我们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丘吉尔说：‘谢天谢地，他在我们这一边。’可见他是一个威武得很的人。”

在陈纳德监督下进行的战前训练，虽然短暂，却很有成效。

时为志愿队飞行员的罗伯特·科顿回忆：“我们熟练地掌握了P-40的操作，它很结实，动力强大，装弹量也很多。”

时为志愿队地勤人员的洛文斯基回忆：“我们与飞行员在一起，每天都有飞行任务，也会发生事故，因为我们的飞行员有些以前是海军飞行员，曾经常驾驶P-40B战机飞越舰船，所以，当他们来到陆地时要有个适应过程。”

训练结束了，牛仔们就要升空迎战。他们的飞行服后面缝上了识别标志，上面有一面中华民国国旗，还有一行字：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几个队员问陈纳德：“能不能把鲨鱼头画在飞机机头上？”他们在缅甸受训时曾在杂志上看到，一架在北非作战的P- 40机身上涂画了鲨鱼的嘴和牙齿。他们觉得这图案新鲜又刺激，也想在自己的飞机上画上鲨鱼头。陈纳德答应了。几天之内，地勤人员为志愿大队的每架飞机都画上了鲨鱼头。图案设计者巧妙地利用P- 40机头发动机散热器的侧面，描绘出一个硕大的、张开的鲨鱼嘴，嘴巴以上是神气活现的鱼眼。队员们说，让鲨鱼吓唬日本人吧。

1941年12月20日，日军轰炸机飞临昆明。陈纳德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情：

我等待了四年之久的关键时刻终于到来了——美国飞行员在中国地面报警网的协助下，用美国的战斗机，即将开始与横扫整个太平洋的日本空中力量进行较量。我感到P-40型飞机的座舱正载着中国的命运，飞行在云南的上空。我真希望我能年轻十岁，还能坐在飞机的座舱里，而不是待在这个掩体里。（［美］陈纳德著：《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陈纳德命令手下一个中队的战机起飞迎敌。战斗情况，当年的昆明防空司令部记载如下：“十二月二十日九时十八分，敌轻型轰炸机十架，由越境侵入；十时十分到达呈贡。当与我驱逐机队遭遇，我机队当即迎头痛击，敌机仓惶逃窜，我机跟踪追击，于十时三十五分，敌机逃至罗平县属之三江口，又被我机包围，发生激烈空战。敌机三架被我机击落，另有三架受重伤亦有坠落模样，于十一时二十五分经滇桂边境向越境逸去。我机安全返航。”（《昆明历史资料（抗日战争—军事）》第二卷第244～245页，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9年12月刊印；鱼佩舟主编：《美国飞虎队AVG援华抗战纪实》，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陈纳德在回忆录中记载了飞行员返航后他的见闻：

当这些P-40型飞机俯冲进攻时，大家都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把东吁训练的内容全都忘得一干二净——那完全成了一场混战。所有飞行员都承认，P-40型飞机没有自己打着自己全是出于运气。在接下来的一百三十英里的来回战斗中，飞行员们尝试了惊险的九十度偏转射击和其他疯狂的战术。来自威斯康星沙瓦诺的弗里茨·沃尔夫击落两架轰炸机后，便大骂那些军火制造商，因为他的机关枪卡壳了。可他着陆后检查机枪时，却发现原来是子弹打光了。在P-40型机退出战斗时，有三架日本轰炸机被击落，其余的也都冒着烟，受伤程度不同。埃德·雷克托是志愿队唯一的伤号。他因长距离追赶日机而使飞机燃料耗尽，迫降在昆明东面的一块结冰的水稻田里，受了轻伤。

大部分飞行员在回到机场后都激动得语无伦次了。

“孩子们，”我对激动的飞行员们说，“你们打得不错，但这不是最好。下次把它们全打下来。”（［美］陈纳德著：《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184页。）

昆明防空司令部说：“本省四年以来频遭敌机空袭，迭次遭我空军部队之截击，予以重大打击。唯所获战果，均未若此次美志愿队之巨。……此次捷报传来，莫不额手称庆。”（《昆明历史资料（抗日战争—军事）》第二卷第244～245页，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9年12月刊印；鱼佩舟主编：《美国飞虎队AVG援华抗战纪实》，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志愿队飞机上画的鲨鱼头，多数中国人不认识，觉得稀奇。第二天，昆明的一家报纸上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飞虎队”自此叫响。

黄澄说：“昆明人感谢飞虎队，他们都讲，老美顶好，那些姑娘也冲出门外对队员们说，老美你好。”

陈纳德曾提及1942年时飞虎队受到的广泛关注：

我在1941年离开美国之前，曾托我在路易斯安那的几位朋友，帮我注意报纸上有关我们的报道，并把剪报寄给我。现在我这儿已堆满了来自美国的剪报，我的部下惊喜地发现，他们已作为“飞虎队队员”而名扬世界了。（［美］陈纳德著：《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陈纳德恢复美军现役，并升为准将。这位曾经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上尉，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飞虎将军”。

1942年7月3日，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解散，而以志愿队部分队员为主组建隶属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与派驻中国的第十六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隶属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陈纳德改任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司令。

7月4日，重庆，飞虎队的告别晚宴上，主持人宣读了飞虎队的战绩：“美国志愿队自从成立以来，在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中国战斗历时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美国志愿队4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6名被高射炮射中阵亡，3名被敌人炸弹炸死，3名被俘，10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美国志愿队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机）……”

飞虎队大部分飞行员选择回到美国。

爱玛记得，飞虎队队员赴华前，美国政府承诺“他们回国的时候级别还是一样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拜斯登说：“海军不承认我曾是他们的成员。我们得到服役过的部队的官方认证花了很长时间。”另一件伤心事是，他原本在美国有一个女朋友——“我在中国的时候，她没有告诉我她结婚了。”

在中国出生入死的飞虎队队员，回国后得不到官方的承认，他们成了真正的志愿者。

飞虎队解散后，爱玛没有立即回国。“我们有一年的合约。约满的时候，他们说新兵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决定多待两周来帮助陈纳德。”

佩塔奇为了帮助陈纳德培训新兵，留下来超期服役。怀孕的爱玛陪在丈夫身边，期待两周后一同回国。

还有两天就可以回家时，佩塔奇接到了一次空袭任务。完成任务后，返航的佩塔奇被日军对空火力击中。

“我永远地失去了他。我再也没有用过‘我们’这个词。”爱玛说。

两天后，爱玛带着6个月身孕回到美国，生下了女儿。对于佩塔奇的牺牲，她总认为是爱情拖慢了“飞虎”的脚步。

“这些飞行员是英雄，他们很伟大。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部队里一个愚蠢的女人。我太愚蠢了，去参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使我一直不能释怀。”

直到9年后，在一次聚会中，爱玛遇到了汉克斯，一位退役的驼峰航线（1942年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这条战时中国最后一条陆上交通线后，中美两国被迫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昆明之间开辟了一条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航线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脉等，平均海拔4500～5500米，最高海拔达7000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飞行员。

继“飞虎队”之后，“驼峰”成为战争期间美国人熟悉的又一个与中国有关的词。

曾任驼峰航线飞行员向导的赫尔曼·斯坦利说：“当时飞越驼峰的线路是唯一能将补给运往中国的线路，这航线对和日军作战很重要。我们带军火、汽油、食品、药品，中国所需的任何物资。”

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驼峰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赫尔曼·斯坦利说：“许多飞越驼峰的飞机都坠毁在山上，航线上到处是反射阳光的飞机残骸，所以他们将驼峰航线称为AluminumTrail（铝铺成的路线）。”

爱玛总是和汉克斯开玩笑：“我们飞虎队负责打飞机，而你们却是摔飞机。”

当时执行驼峰航线飞行任务的是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以及租用中航公司一部分飞机的美国陆军空运队。

1943年3月11日，中航公司“第53号机”坠毁在了怒江附近的山脉上，24岁的机长吉米·福克斯下落不明。据爱玛回忆：福克斯的母亲不愿相信自己的独子再也不能回家，请求他的队友帮助找寻其下落。后来加入中航公司的汉克斯志愿报名寻找福克斯。1944年，汉克斯等三人踏上寻找福克斯之路。在无路可寻的原始森林里，汉克斯的两位队友体力不支，首次寻找不得不放弃。

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遣队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战场有力地支援了对日作战。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陈纳德被解职。蒋介石和宋美龄设宴为他送行，并授予他青天白日大蓝绶带（即青天白日勋章，为民国军职勋章，颁授对象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有功军职人员，其等级仅次于国光勋章。此勋章材质为银质，由珐琅质炼成。）。当年8月1日，陈纳德回国。台湾学者齐邦媛在其回忆录《巨流河》中写到她目睹的景象：“陈纳德在重庆的告别仪式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热情感人，两百万人挤满了街道和临街的门窗，他的座车无法穿过人群，人们手推着他的车子到欢送广场，全城伤痕累累的房屋上挂满了各种旗帜，许多绣着飞虎的队徽。”（齐邦媛：《巨流河》，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33页。）

1947年，陈纳德与爱玛的岭南大学校友陈香梅（（Anna Chan Chennault）1925年生于北京，1944年，加入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成为记者。二战后，她一直活跃于美国政坛，并有畅销书问世。）结为夫妻。陈纳德说：“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美］陈纳德著：《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陈香梅序第8页。）

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病逝，终年65岁，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阿灵顿公墓中仅有的中文。

陈纳德手下那些不羁的牛仔也得到了美国人的喜爱，他们的事迹被搬上银幕，成为人们仰慕的英雄。

金逸群说：“我觉得美国人很热情，他们工作非常认真、踏实，维护的飞机真好。”

而当年美国牛仔们的对手，到了战争末期，只能驾驶被改装的零式战机，以武士道精神对美国军舰进行自杀式攻击。

爱玛后来和汉克斯喜结连理。汉克斯打动爱玛的除了他的风趣，更重要的是他的中国经历。“中国影响了我们的一生。”爱玛说。

每天的10公里徒步越野、肌肉训练，汉克斯坚持了50多年。对他来说，保持健康的身体，是为有一天重返驼峰作准备。

汉克斯终于等到当年福克斯的“第53号机”被发现的消息。1997年6月25日，在中国人的帮助下，经过7天的跋涉，重返驼峰的老人完成了等待50多年的寻找。

“他非常努力地工作，帮助中国，而且找到了飞机。”白发苍苍的爱玛感叹道。

1984年，爱玛和佩塔奇的女儿得到了美国政府颁发给佩塔奇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

1996年，所有飞虎队队员都获得了这枚他们等了50多年的勋章。

抗战期间的美国对华援助，前期以借款为主，后期以租借物资为主。1938年12月到1940年，美国共向中国提供各类贷款1.7亿美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又签订了高达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1941年，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获得美国各类租借物资价值8.4亿美元。此外，至战争结束，协助中国作战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以损失468架飞机的代价共击落、摧毁敌机2500多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0多艘军舰，击毙日军官兵6.6万多人。驼峰航线上，美国空军参与空运90万架次，共运进各种物资65万余吨、人员3.3万人，完成了世界航空史上迄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空运，1000余名飞行员牺牲，飞机损失400余架。整个抗战期间，美国援华作战人员共牺牲2264名。

租借法案（Lend-LeaseProgram）是美国国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的一项法案，目的是在美国不卷入战争的同时，为盟国提供战争物资。法案在1941年3月11日生效，授权美国总统“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予美国总统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租借法案改变了原来军事物资需要现金交易的惯例，也改变了原来中立国的意义。美国于1941年12月参战后，继续为盟国提供物资，接受援助的国家包括英国、苏联、中国等38个国家，总值达500亿美元。租借法案对盟军取得胜利有直接影响。

《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中记载：“其实直到美国志愿队解散的前夕，我们才有了一个可以称得上队徽的东西。应华盛顿的中国军需处的请求，好莱坞的沃尔特·迪斯尼协会的罗伊·威廉斯为我们设计了一个队徽：一只插翅的猛虎，正飞越一个象征胜利的字母‘V’。”（［美］陈纳德著：《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为了铭记飞虎队与陈纳德的功劳，1945年，云南省政府宣布：把昆明市区到巫家坝机场的路命名为“陈纳德路”。在云南历史上，以外国人名字命名的公路有两条：一条为“史迪威公路”，另外一条就是“陈纳德路”。此路现名“民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