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是一个画家，又是一个模特儿，我对我的外表太熟悉了，所以我的风格缺乏那种自然的灵感。虽然我竭力想回归到我的最原始的躯壳中去，但是我没有成功；更不必说让我在我的旧我中感到舒心了；在那里，一切太混沌了；东西都搬走了，台灯是黑的，灭了，我的过去散乱地洒落在地板上。

我敢说，我的过去是非常幸福的。在柏林，我拥有一套小巧而可心的公寓，三间半房，向阳的阳台，供应热水，中央空调；丽迪亚，我的三十岁的妻子，还有埃尔西，我们的十七岁的女佣。车库就在旁边，停放着那小巧玲珑、令人愉悦的车——一辆深蓝色的双座车，用定期付款买的。在阳台上，一株鼓鼓的圆顶脑袋的灰白色仙人球在缓慢但勇敢地生长。我总是在同一家店买烟草，而迎接我的总是满脸笑容。在卖鸡蛋和黄油的店铺里迎接我妻子的也是这同样的笑容。星期六晚上，我们若不上咖啡馆，就去电影院。我们属于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精华，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从办公室回到家，我不脱鞋就躺上沙发看晚报。我和妻子的谈话也不仅仅包括一些芝麻小的数字。我的思绪也不总限于我自制的巧克力的冒险旅途。我甚至可以承认，流浪艺术家的趣味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

至于对新俄罗斯的态度，让我现在就说清楚，我不同意我妻子的观点。从她涂着口红的嘴里发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一词具有一种习惯性的细小的仇恨——不，“仇恨”一词在这儿恐怕太强烈了。那是一种小家子气的、基本的、娘儿们的情绪，因为她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就像她腻味雨（特别是星期天）或者臭虫（特别在新房子里），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她就像是感冒一样的小事儿。她想当然地认为事实证明了她的观点；她的观点的正确性太明显了，根本无需讨论。布尔什维克不相信上帝；他们真是调皮到家了，但对于残暴色情狂和流氓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当我说从长远来讲共产主义是一件伟大的和必要的事业；年轻的新俄罗斯正在创造美妙的价值，虽然这些价值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对于一贫如洗的饱受打击的亡命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为同类人中，历史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热狂，这样的禁欲主义，这样的大公无私，这样的信仰——当我每每这样说时，我妻子会认真地说：“我觉得你这样说是在逗我，这样不太好。”但说实在的，我是严肃的，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们无从捉摸的紊乱生活需要根本的改变；共产主义会为肌肉发达、宽肩膀、头脑简单的人们创造一个美丽而平等的世界；对它采取敌视的态度是一种孩子气，一种成见，这时我想起了我妻子做的鬼脸——鼻孔收紧，一边的眉毛往上那么一翘（这是一个准备引诱男子的妖妇带有孩子气的招数），每次她在镜子里瞧自己时，就会做这种鬼脸。

现在，我讨厌镜子这词，可怕的东西！自从我停止刮脸，我就没有这玩意儿了。不管怎么样，只要一提到它就会给我一种糟透了的震撼，打断我的故事（请想象一下在这儿该讲什么呢——镜子的历史）；在镜子里有歪歪扭扭的魔鬼般变形的形象：光溜细小的脖子突然往下伸向一道肉缝，在那儿，和另一条从裤带下挤上来的杏仁糖色的裸肉融合在一起；变形的镜子将人的衣服剥光，或者将他砸扁，瞧！在无数凹凸不平的玻璃的作用下镜子里出现了既像人又像牛，既像癞蛤蟆又像人的玩意儿；要不人就被变形成一个面团，然后被撕裂成两半。

够了——让我们继续说下去——我并不想让你大笑不止！够了，一切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这个猪，你！哦，是的，我将诅咒你，没有人能阻止我诅咒你。在我的房间里不放穿衣镜——那也是我的权利！是的，即使当我偶然撞见一面镜子（哼，我怕什么？）会看见一个蓄胡须的陌生人——我的胡须漂亮极了，而且是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蓄的！我装扮得如此完美，连我自己都看不出来。浓密的头发从每一个毛孔里长出来。在我的体内一定储存有非常丰富的毛发。我躲在从我身上生长出来的天然的林莽中。没什么可怕的。愚蠢的迷信！

瞧，我又要写那个词了。镜子，镜子。嗯，发生什么事了吗？镜子，镜子，镜子。不管你重复多少遍——我什么也不怕。一面镜子。在一面镜子里瞧自己。当我这么说时，我是在指我的妻子。要是老被打断，要讲下去就很困难了。

顺便说一下，她也很迷信。是一个相信触摸一下木头可以祈神的人。在行将做出一个决定前，她便会闭紧嘴唇，匆匆忙忙往四周瞧瞧，寻找光裸的没有刨过的木头，只找到桌子底下，粗短的手指触摸上去（在草莓色手指甲周围有一小圈肉，虽然她涂了指甲油，却从来没干净过；小孩的指甲）——当那祈求幸福的念念有词还在空中飘荡时，她飞快地触摸一下桌肚子。她信梦：梦见你掉了牙，那就意味着你认识的一个人死了；如果牙上还有血，那就意味着死亡的是你的一个亲戚。一地的雏菊预示你将见到你的初恋情人。珍珠代表眼泪。梦见自己穿着白衣服坐在桌子的上座是很糟糕的。泥代表钱；猫意味着叛逆；海洋意味着灵魂的不安。她喜欢详细地、不厌其烦地复述她的梦。啊！我写到她时，都是用的动词过去式。让我将故事像勒裤带似的勒得紧一点儿吧。

她痛恨劳合·乔治（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政治家，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二年间担任首相。）；要不是他，俄罗斯帝国不至于崩溃；她总是说：“我要用我的手掐死那些英国人。”德国人也受到谴责，他们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用密罐车输进了俄国。至于法国人：“你们知道吗，阿德利安（她的一个表哥，在白军中服过役）说，在敖德萨撤退时，他们就像一群下流人。”同时她认为英国人的脸是世界上最美的（仅次于我）；她尊敬德国人，因为他们有音乐才能，性格沉稳；她声称喜欢巴黎，我们曾经在那儿待过几天。这些想法就像圣龛里的圣像一样不可动摇。相反，她的关于俄罗斯人的立场总的来说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一九二○年她还在说：“真正的俄罗斯农民是保皇党人”；现在，她说：“真正的俄罗斯农民已经不复存在了。”

她受过很少的教育，观察力也很差。有一天，我们发现对于她，“神秘”这一词多少与“迷雾”、“错误”和“棍子”（这三个词原文分别是mist，mistake和stick，发音和“神秘”（mystic）相近。）有关，但她根本不知道一个神秘主义者到底是什么人。她所能认出的惟一的树是白桦树：她说，白桦树使她回忆起家乡的森林。

她是个大书虫，但只读垃圾货，什么也记不住，往往跳过长段的描写性的段落。她前往俄语图书馆借她的书；一坐下来就能挑好久；她在桌上的书里乱翻；拿起一本书，翻开页码，斜着溜一眼，就像一只觅食的母鸡；把它放下，拿起另一本，再打开——她做这一切都是在桌面上，而且只用一只手；她发现她把书拿倒了，便将它转个九十度——不再多一点儿，因为这时她已将它放弃，赶着去夺那本图书馆员就要拿给另一个女人的书；做这一切要花上一个多小时，我终究也没有弄明白她是怎么做出那最后的抉择的。也许是那书名吧。

有一次，我从火车的旅途中带回一本糟透了的侦探小说，封面画着一只绛紫色的蜘蛛躲在一个黑网中。她翻阅了一下，发现故事惊险极了——她觉得她已不可能控制自己不赶着溜一眼结尾，但又觉得这样再读前面的故事就会淡而无味了，于是便紧闭上眼睛，将书沿书脊往下撕，撕成两半，将后一半结尾部分藏起来；后来，她将藏匿的地方忘了，在屋里找寻了她自己庋藏的罪犯好久好久，一边找，一边嘴里不断嗫嚅：“真惊险，真惊险呵；我如果找不到它，我知道我会死的——”

她现在找到了。那些说明故事发展因果的书页都被藏在最隐秘的地方；但它们还是被找到了——所有的页码都被找到了，也许除了一页。真的，发生了许多事儿；因果都恰当地解释了。她遭遇到了她最惧怕的东西。在所有的兆头中，那是最凶恶的。一面破碎的镜子。是的，这发生了，以非常不寻常的方式发生了。这可怜的业已死亡的女人。

咚—嘀—咚。再来一遍——咚！不，我没疯。我只是快乐地发出一些细小的响声而已。这种快乐是在四月愚人节骗了人之后感到的快乐。我让别人真正成了个蠢蛋。那人是谁？有教养的读者，在镜子里瞧一瞧你自己，既然你那么喜欢镜子。

现在，陡然间，我感到悲哀——这次，是真悲哀了。我刚才以少有的生动看见了阳台上的仙人球，那些蓝色的房间，我们的寓所建在一片新潮的住宅区里，那盒子似的现代住宅让人产生空间错觉，又不同凡俗。在那儿，在我的干净而整洁的世界中，丽迪亚造成的混乱，她的香水所发散出来的那种甜甜的庸俗的味儿。但她的缺陷，她的无辜的沉闷，她还保持学校宿舍里的在床上窃窃傻笑的习惯，都没真正地让我烦恼。不管她在公众场合怎么唠叨废话，不管她穿得怎么俗气，我们从来没争吵过，我从来也不抱怨她。她决不善于分辨色调，可怜的人儿。只要主色调完全符合她的趣味，她就会觉得合适，她会戴一顶草绿色的皮帽配一件橄榄绿或者深绿色的衣服。她喜欢一切“相互呼应”的东西。譬如，如果肩带是黑的，她必定要在喉咙前来上一条小巧的黑色缘饰或者一条小巧的黑色褶边。在我们结婚的最初几年里，她总是穿瑞士绣花的亚麻布衬衣。她穿上一条飘逸的长裙居然能再配一双厚重的秋靴；不，她绝对没有哪怕一丁点儿的对和谐的神秘性的认知，而这与她糟糕的邋遢有关。她的懒散在她走路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她嗜好左脚的后高跟先着地。

瞧一眼她的抽屉就会让我发抖，抽屉里横七竖八放着乱七八糟的破布，缎带，丝绸片儿，她的护照，一枝枯萎的郁金香，几片虫蛀的毛皮，各种各样不合时宜的玩意儿（譬如姑娘们早年穿的绑腿式长统靴）和类似的垃圾。在我整洁有序的美好世界中经常会出现一条小小的但异常肮脏的花边手帕或者一只长统袜，长统袜还是破的。长统袜穿在她的鼓鼓的小腿肚上似乎要燃烧似的。

她一点儿也不懂管理家务事儿。她接待客人让人觉得可怕。在一小盘菜里往往会发现牛奶巧克力散片，就像在穷乡僻壤的家庭里似的。我每每自问我到底爱她什么？也许是爱她的长睫毛眼睛下让人感到温暖的淡褐色眸子，也许是爱她任意梳理的褐色秀发的自然卷曲，也许是爱她丰腴肩膀的曳摆。也许事实是我爱她因为她爱我。对于她，我是一个理想的男人：有头脑，有勇气。没有人穿得比我好。我记得，有一次我穿上一件新的无尾晚礼服，一条肥大的裤子，她不禁拍起手来，深深埋在沙发里，喃喃道：“哦，赫尔曼……”这是与圣洁的痛苦差不多的一种狂喜。

我也许怀着由于进一步美化她所爱的男人而产生的一种暧昧的感情，和她妥协，使她的人生和幸福发生了一个可喜的变化，我利用了她对我的信任，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十年间，我跟她说了无数关于我自己、我的过去、我的冒险的经历的谎话，以至于我自己都不可能把它们统统记住，每每需要求助于参考材料。但她总是遗忘一切。她把伞轮着个儿落在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家里；她的口红会出现在简直不可思议的地方，譬如她表哥的衬衣口袋里；她从晨报上读到的东西会在晚上这么对我说：“让我想想，我在什么地方读到它的，它到底说什么来着？……我只是隐隐约约记得一点儿——哦，帮帮我！”叫她寄封信等于是把信往河里扔，至于能否收到信，全靠河水水流的速度和收信者是否有垂钓的闲暇了。

她总是将时间、人名和人脸搞混。我编织了谎话后，便永远不会再重复；她很快就忘了，谎言所说的东西沉淀到她意识的深处，但在意识的表面却仍然不时荡漾着那种谦卑的惊诧的涟漪。她的爱几乎越过限制她所有其他感情的界线。晚上，当六月和明月天衣无缝地交融在一起的时候，她的最根深蒂固的思绪每每是胆怯的流浪者。这种思绪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也不会漫游得太远，便再一次锁闭上了；这是个非常简单的头脑，最复杂的无非是寻觅潦草地写在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页上的电话号码，而借书的人正是她想通话的对象。

她丰满，矮小，身材相当没样儿，但矮胖女人能激起我的兴趣。那些颀长而年轻的女人，瘦骨嶙峋的轻佻女人，穿着锃亮的绑腿女靴在道恩金斯塔拉斯大街上装模作样地走来走去的傲慢漂亮的婊子，对于我根本没用。我不仅总是非常满意我的百依百顺的同床伴侣和她的白胖可爱的魅力，而且，我最近怀着对自然的感激和惊讶注意到我晚上的快乐所具有的那种暴力和甜蜜，由于错乱而达到了微妙的顶点，这种错乱并不像我起初想象的那样在三十五岁左右的易兴奋的男子中是稀罕的。我是指一种众所周知的“意识分裂”。对于我，它是在我到布拉格前数个月断断续续发生的。例如，我和丽迪亚在床上做爱，当我做完一系列她应该享受的前戏的抚摸时，陡然间我意识到小淘气意识分裂向我袭来。我的脸埋在她脖颈里，她的大腿开始将我夹紧，烟灰缸从床头柜上摔了下去，整个世界也摔了下去——但，同时，简直不可思议，我快乐地赤裸裸地站在房间的中央，一手搭在椅背上，椅子上放着她的长袜和短裤。一人处两地的感觉倏然给我一种异乎寻常的震动；但这和以后事件的演变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在我对分裂不耐烦的时候，我会一吃完晚饭就将丽迪亚一古脑儿抱起扔到床上。意识分裂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我坐在离床十几步远的扶手椅里，丽迪亚合合适适地躺在床上。从我的神奇的有利位置，我瞧见在床头灯那实验室灯光般的强烈照明下，我背脊肌肉有节律地起伏，她膝弯的完美之处有珠母一样的闪光，散落在枕上的头发闪烁着青铜色的光泽——当我宽阔的背脊还没有再一次滑下去支撑观众的喘息的前胸时，我只能见到她的这些部位。然后是第二道程序，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体内的两部分越分裂，我就越陶醉于其中；因此，我每晚总坐在离床几英寸的地方，很快我椅子的两条后腿便移到开着门的门槛边。最后，我发现我坐在客厅里——同时在床上做爱。这还不够。我希望我能将自己移开到离我表演的打着灯光的舞台至少一百码以外；我希望能在游泳池繁星般的拱顶下、在蓝色的水雾中、在远远的上层看台上思考我卧房里的情景；用歌剧院望远镜、野外望远镜、高倍望远镜，或者用具有目前还未知的能量的光学望远镜来观察这一对小小的、明显的、性事非常活跃的夫妇，这种光学望远镜的能量会随着我的兴奋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事实上，我从未远离过客厅里的蜗形支腿桌，即使这样，我发现我观察卧床的视线被门墙所挡，除非打开卧室的衣柜，让床反照在斜置的穿衣镜或者spiegel（德文，镜子。）里。哦，有一个四月的晚上，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声撩人，就像弦乐队中的竖琴声，我坐在最远的第十五排座位上，正期待着瞧一场特别精彩的戏——其实这场戏已经开始了，在戏中我的自我的身体异常巨大，异常富有创造性——从那遥远的床，我相信我就在那儿，传来丽迪亚的哈欠和声音，她傻乎乎地说，要是我还没上床的话，把她放在客厅里的那本红书带给她。书就放在椅子旁边的蜗形支腿桌上，我没有拿给她，而是将书往床边扔去，书页风车般地飞张开来。这一奇异而可怕的插曲将我的兴奋吹得无影无踪。我就像一只海岛的鸟，失去了飞上天空的兴趣，就像一只企鹅，只在梦中飞翔。我尽力想重新抓住这意识分裂，也许差一点儿快成了，不料一个新的美妙的想法将我心中所有期望重操这有趣的、相当富有肉欲的试验的意念一扫而光。

否则，我的夫妇之爱就完美了。她毫无保留地、义无反顾地爱我；她的爱似乎是她本性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又用了动词过去式；请别在意，我的笔这么写更顺畅一些。是的，她爱我，非常忠诚地爱我。她喜欢这样那样地端详我的脸；用大拇指和另一根手指像圆规似的量我的五官：上唇上有一点儿刺疼人的茬儿，中间那道有点儿长的沟儿；宽阔的前额，眉毛上有一对突骨；她用食指的指甲按着我上下嘴唇的边线走，我的嘴总是闭得紧紧的，怕痒。一张大脸，绝不是一张简单的脸，是特地定制的；颧骨上亮着一层光彩，颧骨下有一点儿凹陷，要是有一天没刮脸，那儿便会长出土匪般的络腮胡须茬儿来，在有些光的照耀下发点儿红，跟他下巴上的胡须一模一样。只是我们的眼睛不同，要是它们之间有一点儿相像的话，那真是异想天开了；当他躺在我面前的地上时，他的眼睛紧闭，虽然我没有真正见过，但感觉当我的眼睛闭上时，我知道它们同他的眼脊是迥异的，眼脊，一个多么美妙的词！修辞上很讲究，但很得体，是我的叙事散文的一个受欢迎的创造。不，我一点儿也没激动；我的自控能力是异乎寻常的。时不时我的脸会露出来，就像从篱墙后面露出来一样，这对于一个一本正经的读者来说，是令人讨嫌的，但这对他是有好处的：他可以习惯于我的脸；同时，当他分不清到底那是我的脸还是菲利克斯的脸时，我会默默地笑起来。我就在这儿！而现在——又消遁不见了；也许根本就不是我！只有用这个方法我才能给读者一个明示，告诉他我们之间的相像并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一个真实的可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真实的事实，是的，一个事实，不管这看上去有多么荒诞不经。

从布拉格回到柏林，我发现丽迪亚正在厨房的一个玻璃碗——我们叫它“眼睛碗”——里打鸡蛋。“喉咙疼，”她用孩子般的口气说；将玻璃碗放在炉边，用手背擦一下她黄色的嘴唇，吻我的手。她穿着一件粉红的连衣裙，肉色的长统袜，一双破旧的拖鞋。夕阳将窗棂映在厨房里。她重又用小勺在那黏稠的黄色玩意儿里不断地打，糖粒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蛋液仍然是黏糊糊的，小勺在柔软的变稠的蛋液里转动得很慢。火炉上放着一本打开的破损的书。书页的空白处不知什么人用粗糙的铅笔写了一句眉批：“可悲，但真实”，后面加了三个惊叹号，惊叹号下面的点儿都有点儿滑向一边。我读了那句使我妻子的前人如此感动的话：“爱你的邻居这句话，”雷金纳德爵士（Francis Reginald（1861-1953），英国政治家。）说，“如今不再在人际关系的股票交易市场上时兴了。”

“嗯——旅途一切都好？”丽迪亚问，一边使劲转动着把手，咖啡磨的盒牢牢地夹在她大腿中间。咖啡豆嘎嘎地响，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气；咖啡磨仍然在吱吱呀呀地响着；声音渐渐轻下来，直至消遁；一切的对抗都消逝了；空空如也。

我有点儿茫茫然了。仿佛是在梦中。她在制作那眼睛碗——而不是在熬咖啡。

“没有比这更糟的了，”我说，我是指这次旅行。“你呢，过得怎么样？”

为什么我不告诉她我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我曾经给她编造过无数的假故事，但这次却不敢用我的被玷污的嘴说出一个真实而离奇的故事了。也许有什么别的东西不让我这么做。作家是不会把他的初稿给人看的；人们是不会叫子宫里的孩子小汤姆或者贝尔的；一个野蛮人是不会说出具有神秘色彩和未知性质的物件的名称的；丽迪亚是不喜欢我读她尚未读完的书的。

有好几天我因这次会见而感到苦闷。很奇怪，它总让我想起另一个与我相像的人，他正在我未知的道路上跋涉，饥饿，寒冷，湿漉漉的——也许着凉了。我盼望他找到了工作，要是知道他生活得安乐而温暖——或者至少安全地在监狱里，我会觉得更温馨些。当然我没有一丁点儿的愿望采取措施去改善他的处境。我根本不想花钱去提高他的生活水平。在柏林也不可能为他找一份工作，柏林已经充斥了无数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说实在的，我倒情愿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仿佛一接近反而会破坏因我们的相像而带来的惊愕似的。时不时地我可以给他寄一些钱，我生怕他会在遥远的地方流浪堕落而灭亡，那样他就不能做我的忠实的代表了，做一个活生生的我的脸面巡回展示的样板了……善良而无用的思绪，因为这个人没有常住地址。所以，（我想）让我们等着吧，也许某个秋日，他会在萨克森的那个乡村邮局出现。

五月消逝了，在我的心中，关于菲利克斯的记忆渐渐痊愈了。我自我陶醉于这句句子的流畅：前半句含有那种富有肉欲的叙述口气，然后则是一声冗长的愚蠢而满足的叹息。不过，钟情于感官快乐的情人们也许会有兴趣注意到，一般来说，“痊愈”这个词只有在指伤口时才使用。在这里只是偶然用一下而已；没有任何恶意。我现在要指出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我的写作变得更顺畅了：我的故事获得了驱动力。我已经登上了那辆公共汽车（在本书开始时提到了），而且，我还坐上了一个靠窗户的非常惬意的座位。在获得一辆车之前，我就这样坐车到办公室去。

那年夏天，那锃亮的蓝色小伊卡勒斯得拼命工作。是的，我特喜欢我那新玩意儿。丽迪亚和我经常驾车到乡下去过上一整天。我们总是带上她的表哥阿德利安，他是一位画家：一个快乐的人，却是一个糟透了的画家。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穷光蛋。如果有人让他画肖像画，那纯然是出于一种同情心，或者说是由于性格上的弱点（这人有可能非常固执）。他总是从我这儿，也许还从丽迪亚那儿，借小额的钱；当然，他总是设法蹭一顿饭吃。他总是拖欠房租，当他付房租时，他付的是实物。说得具体点儿，就是静物画……一块斜放的布上的方苹果啦，或者一个倾斜的花瓶里的阴茎般的郁金香啦。他的女房东会自己出钱将所有这些画装上画框，这样，她的餐室让人觉得像是一个前卫的世俗的展览会。他说，他在一家俄国小餐馆吃饭时，曾经在这小餐馆墙上“胡乱画了一下”（意思是说他修饰了一下餐馆的墙）；他甚至还用了一个更为丰富的表述，因为他来自莫斯科，莫斯科人喜欢说花哨的损人的俚语（我不想说出它来）。有趣的是，尽管他很穷，可他还是设法买了一块地皮，驾车到柏林三个小时的路程——也就是说，他首付了一百马克，再不操心付余下的钱了；事实上，他没再付过一分钱，他认为一旦首付买下这块地皮，这地皮直到世界末日都是他的了。这地皮足有两个半网球场那么长，紧邻一座风光相当旖旎的小湖。那儿长着一对连体的、树枝分杈的白桦树（或者说两对树，如果你算上湖水中的倒影）；还有几丛冬青树；远一点儿的地方耸立着五棵松树，陆地上再远一点儿你会看到一丛石楠长在树丛中。地皮没有围上栅栏——他没钱。我琢磨阿德利安想等周围两片地皮围上围栏，这样他可以不花一分钱就自动地划了地界，有了自己的栅栏了；但周围的地皮还没有卖掉。湖岸边的地产不好卖，这地太潮湿，蚊子多极了，离村子又远；而且也没路将它与公路连上，天晓得这路什么时候修。

我记得六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上午，在阿德利安使劲的劝说下，我们第一次到了那里。半路上，我们停下车来接他。我按喇叭按了好长时间，眼睛紧盯着他的窗户。窗户在熟睡。丽迪亚将手放在嘴边，作喇叭状喊道：“阿——德——利！”在下面的一个窗户里，就在酒馆招牌的上面（这酒馆瞧上去像是阿德利安在那儿欠了些钱），窗帘被愤怒地撩开，一个俾斯麦式的大人物，穿着盘花饰扣的浴衣，手中拿着一只真正的喇叭，往外瞧。

车已经停止抖动了，我将丽迪亚留在车里，便径自上楼去叫醒阿德利安。我发现他还睡着。他穿着游泳三角裤睡觉。他一骨碌翻身下床，默默地飞快地将脚塞进拖鞋，穿上一件蓝色的衬衣和法兰绒裤子；一把抓起提包（表面上可疑地鼓鼓囊囊的），我们就往下走。一副严肃、睡意惺忪的容貌并没有给他肥鼻子的脸增加多少魅力。他给塞进汽车车篷后面的活动座位上。

我不认路。他说他对路的熟悉就像他熟稔主祷文一样。我们一出柏林就迷路了。以后就不断地问路。

“对于地主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愉悦的景色啊，”当我们在中午时分经过科尼格斯道夫，来到一段他熟悉的路段时，阿德利安喊道。“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拐弯。啊，啊，我的古老的树！”

“别傻样了，安迪，亲爱的，”丽迪亚平静地说。

路两旁是一片连绵的荒野，沙丘和石楠矮树丛，时而有一片幼松林。再往下，乡野的景色有点变化了；右边有一片田野，天际迢远处是黑黝黝的森林。阿德利安又开始唠叨起来。公路右边出现一个鲜黄色的杆儿，那儿往右伸将出去一条几乎无法辨认的路径，那只是往日路途的残余而已，不久便在牛蒡和燕麦草中间消失了。

“在这儿拐弯，”阿德利安郑重其事地说，突然嘟嘟哝哝发出一声，往前向我扑来，因为我紧急刹了车。

你笑了，有教养的读者？事实上，为什么你不应该笑呢？一个美好的夏日，宁静的乡野；一个好心肠的傻瓜艺术家和一根路边杆儿……那根黄色的杆儿……它是那个卖地皮的人立的，兀立在一片辉煌的孤寂中，它是那些涂着油漆的杆儿的不相配的兄弟，那些杆儿立在前往瓦达村的十七公里的路上，那儿的地皮更吸引人，也更贵一些，这一特殊的地标继而成为我心中一个固定的思想。在蓊郁的风光中鲜明地现出的黄色地标出现在我的梦中。在它那儿，我的幻想寻觅到它们的位置。我所有的思想都归向它。它在我思绪的一片黑暗中照耀着，像一个忠诚的灯塔。我今天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我初次见到它时，我便一下子认出它来了：就像未来的一件事物一样对我熟稔。也许我错了；也许我投向它的只是冷冷一瞥，我关心的只是拐弯时别在杆儿上擦了挡泥板；但是，都一样，今天当我回忆这一切时，我无法将初次相识时的感觉与日后成熟的感觉分离开来。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路没有了，消失了；车在崎岖不平的土地上颠簸，发出抱怨般的叽叽嘎嘎的响声；我将车停下，耸耸肩膀。

丽迪亚说：“我建议，亲爱的安迪，我们将车推到瓦达去；你说那儿有一个大湖和一家咖啡馆什么的。”

“那是不可能的，”阿德利安激动地顶嘴道。“首先，那咖啡馆仅仅在酝酿计划之中，何况，我已经有一个湖了。来吧，亲爱的，”他转身对着我，继续说，“让这老破车动起来吧，你们不会后悔的。”

在我们前面更高处，大约三百英尺的地方，有一片松林。我瞧着松林……嗯，我打赌我觉得仿佛见过这松林。是的，是这样的，我现在更清楚了——我肯定有过那奇异的感觉；这决不是事后的想法。还有那黄色的杆儿……当我回头瞧它时，它多么饱含深情地瞧着我——仿佛在说：“我在这儿，请你随时使唤我……”那面对着我的松林，树皮就像绷紧的微红的蛇皮，它们那些绿色的松针，风正逆着方向抚摸着它们；树林边缘那光秃秃的白桦树（我为什么写“光秃秃的”？还没到冬天，冬天远着呢），天气是这么的温馨、晴朗，这潺潺的小溪，仿佛在充满激情地吟唱着什么，那歌词的开头就是激……是的，一切都充满一种含意——没错儿。

“请问你想叫我往哪儿开？我看不见路。”

“哦，别那么挑剔，”阿德利安说。“往前走，老兄。啊，是的，一直往前走。那儿，你瞧见的口子那儿。我们会有办法的，一旦进入森林，离我的地儿就不远了。”

“我们干脆下车走不好吗？”丽迪亚建议道。

“好极了，”我说，“在这种地方没人会梦想偷一辆遗弃的新车。”

“是的，有一点儿悬，”她马上应声道，“能否你们两人走，”（阿德利安哼唧了一下）“让他给你看他的地皮，我等在这儿，然后我们到瓦达去，在湖里游泳，到咖啡馆去喝杯咖啡？”

“亏你想得出来，”阿德利安激动地说。“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是想邀请你到我自己的土地上去吗？那儿有一些惊喜在等待着你。你太伤我心了。”

我启动了车，一边说：“好啊，要是我的车碰坏了，你出修理费。”

颠簸让我在座位上蹦了起来，在我旁边丽迪亚蹦了起来，在我后面阿德利安蹦了起来，他不断地说：“我们将很快（车颠了一下）进入森林（车颠了一下），然后（车颠了一下）是石楠矮树丛，路就要好走一些（车颠了一下）。”

我们终于进了森林。起先，车陷进了深沙窝里，马达吼着，轮子打滑；最后，我们还是想办法让车动了起来；接着，树枝擦车身，将车漆刮掉。终于路的影子出现了，但车要么卡在石楠树丛里，干吼着，要么不得不在密密的树杆中间东绕西拐地走。

“往右一点，”阿德利安说，“往右一点儿。嗯，你觉得松树的香味儿怎么样？香极了，是吗？我跟你说了。绝对香。你可以在这儿停车，我下去看看。”

他下了车，走了开去，每一步都着力扭动着他的屁股。

“嗨，我也去，”丽迪亚喊道，但他走得很快，不久树丛就将他隐没了。

马达抖动了一下，静了下来。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方，”丽迪亚说。“说真的，我真怕一个人待在这儿。有可能被抢，被谋杀——什么都可能……”

一个孤零零的地方，确实是这样！松树林发出轻轻的飒飒的声音，地上覆盖着白雪，没有雪的地方露出黑黑的泥土来。胡说八道！六月怎么可能有雪？要是擦掉它不是太不道德的话，应该删掉它；但真正的作者不是我，而是我的不耐烦的记忆。尽力理解吧；这不关我的事。那黄色的杆儿上沿也盖着雪呢。这样，未来通过过去在闪光。够了，让我们重新回到那夏日吧：斑驳的点点阳光；蓝色的车上映着树枝的影子；松树的球果躺在踏脚板上，在那儿，在将来的一天会有最意想不到的东西留在那儿：刮胡子的刷子。

“他们是星期二来吗？”丽迪亚问。

我回答：“不，星期三晚上。”

沉默。

“我只希望，”我妻子说，“他们来，别带上上次带的玩意儿。”

“即使他们带上……你为什么要为这操心呢？”

沉默。细小的蓝蝴蝶停栖在麝香草上。

“听我说，赫尔曼，你肯定是星期三晚上吗？”

（这潜藏的感情值得披露吗？我们在谈论一些琐碎的事儿，指我们认识的一些人，指他们的狗，那凶猛的小狗，它能引起所有参加聚会的人的注意；丽迪亚只关心“纯种大狗”；一说到“纯种”，她的鼻孔就要颤抖。）

“他怎么还没回来？”她说。“他肯定迷路了。”

我走出车来，在车周围转了一圈。车到处都刮了漆。

丽迪亚无所事事，手里拿着阿德利安鼓鼓的皮包玩弄：摸了摸，然后打开它。我走开了几步（不，不——我想不起来我当时在思考什么）；瞧了一眼躺在我脚下的几根断枝；然后转过身来。丽迪亚这时坐在汽车踏脚板上，轻轻地吹着口哨。我们两人都点上了烟卷儿。沉默。她会歪着嘴，将缕缕青烟从嘴角吹出来。

从远处传来阿德利安的大喊声。不一会儿，他出现在一个林间空地，挥舞着手臂让我们往前走。我们慢慢地驾车，绕开树干，跟在他后面。阿德利安在前面大步走着，坚定而又一本正经的样子。前方有东西在闪光——那是一个湖。

我已经描述了他的地皮。他无法指给我看地皮的真正界限。他迈着重重的大步子量米数，时不时停下来，往后瞧一眼，半蹲着腿支撑他的体重；然后摇摇头，走去找一根树桩，上面标着些什么。

那两株连体的白桦树在水中瞧着自己；绒毛浮现在水面上，灯心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阿德利安所谓的惊喜原来是一瓶伏特加酒，而丽迪亚早将酒藏起来了。她哈哈笑着，嬉闹着，仿佛整个世界就像一只槌球在她米色的中间红蓝条饰相间的游泳衣里。阿德利安在水中慢慢游时，她骑坐在他背上（“别掐我，娘儿们，要不我把你扔到水里去了！”），在她这样骑够了、大喊大叫和溅水溅够了之后，她走出了湖水，她的大腿绝对是毛茸茸的，但不久干了，它们便现出一点儿明亮的光泽来。每次跳水前，阿德利安会在身前划十字；他小腿上有一块内战时留下的丑陋的大伤疤；从他令人憎厌的宽松的游泳衣开口处露出贴身佩带的银十字架来，那是俄国农夫戴的那种类型的十字架，他跳水时，十字架就跳将出来。

丽迪亚认真地在身上抹冷霜，仰面躺着晒太阳。几英尺外，我和阿德利安舒舒服服地待在他认为最好的松树树阴下。从他可悲的瘪掉的皮包里，他拿出一本速写素描本和一枝铅笔来；我很快就注意到他在画我。

“你的脸有点儿怪，”他说，眯细了眼睛。

“哦，让我瞧瞧！”丽迪亚喊道，却仍纹丝不动。

“头抬高一点，”阿德利安说。“谢天谢地，这样行了。”

“哦，让我瞧瞧，”一会儿她又喊将起来。

“你首先告诉我你把伏特加放在哪儿了，”阿德利安嘟嘟囔囔地说。

“别着急，”她答道。“我在这儿，你们休想喝酒。”

“这娘儿们疯疯癫癫的！老伙计，难道她把酒埋起来了吗？我还想和你作为哥儿们干上一杯呢。”

“我想让你们把酒戒了，”丽迪亚喊道，她油腻腻的眼睫毛抬都没抬起来。

“这糟透了的腮帮子，”阿德利安说。

“告诉我，”我问他，“你凭什么说我的脸有点儿怪？问题在哪儿？”

“我不知道。用铅笔画不了你。下次我得试试炭笔画或者油画。”他擦掉了什么；用手指关节将橡皮碎末抹掉；他抬起头。

“可笑，我总以为我的脸跟常人一样。也许该试试画侧面吧？”

“是的，画侧面！”丽迪亚喊道（跟原先一样：在沙地上伸开双手和双腿躺着）。

“哦，我不能称这样的脸是常人的脸。请抬高一点儿。不，如果你真要问我，我告诉你我发现你的脸上有一种明显的难以对付的东西。所有你脸形的线条都在我的笔下，比方说，溜走了，溜得无影无踪。”

“这种脸很少出现，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每一张脸都是惟一的，”阿德利安说。

“天啊，我快烤焦了，”丽迪亚哼唧道，但没有挪身子。

“哦，真的——惟一的！……是不是说得过分了一些？拿世界上存在的人脸的类型说吧；譬如，动物类型。有的人脸像猿；还有鼠脸、猪脸。譬如与名人脸相仿的吧——在男人中有拿破仑式的脸，在女人中有维多利亚女王式的脸。有人告诉我，我使他们想起阿蒙森。我见到很多人的鼻子像列夫·托尔斯泰。还有的脸形使你想起一幅特别的画。偶像的脸，圣母马利亚式的！还有由于生活方式或者职业的相同而脸形相像呢？……”

“你再说下去准会说所有中国人的脸都一样了。你忘了，老兄，艺术家观察事物是观察它们的不同点。只有庸人才会注意到它们的相像之处。难道你没有听到丽迪亚在看电影时叫道：‘哦！难道她不像我们家的女佣吗？’”

“安迪，亲爱的，别总搞笑了，”丽迪亚说。

“但你必须承认，”我继续说，“有时候，正是相像性起作用。”

“当你想买个二手烛台时，”阿德利安说。

没有必要再详述我们的对话了。我急切地期望这笨蛋聊起相像的两个人来，但他压根儿没说。过了一会儿，他收起了速写画本。丽迪亚祈求他给她看他画的画。他说除非她还给他伏特加酒。她拒绝了，也看不成速写画了。关于那天的回忆在洒满阳光的薄雾中结束，也许还和以后的旅行的记忆搀和在一起。在那首次旅行之后还有许多次旅行。对于那座森林，那座湖光闪烁其间的森林，我渐渐有了一种沉静的、十分强烈的爱。阿德利安竭力怂恿我去见那个经理，把与他地皮相邻的那块地皮买下来，但我的态度很坚决；即使我急于想买地，我也下不了那决心，因为那年夏天我的买卖开始走下坡路，我厌烦一切世事：那糟糕的巧克力正使我完蛋。但我告诉你们，先生们，我说的话算数：不是惟利是图的贪婪，不光是贪婪，不光是想改变我的处境的想法……不过，过早地述说以后发生的事也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