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里卡尔

小说的第五部题为《偶然》，讲述的是阿涅丝的一天。阿涅丝已经决心单独移居瑞士，这一天应该踏上返回巴黎的公路，回去告诉丈夫和女儿，她今后将远离他们独自生活。当然，对她来说，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因而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是阿涅丝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就在这天夜晚，当她企图避开坐在马路中央的一个少女时，她的车冲进了沟里。因此这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哪怕是一件小事，一个小小的念头都成了一种极具价值的征兆。

在所有的事件中，当然每件都值得好好思索一番，有两件尤为值得注意：一是因为这两个事件所蕴含的美，但同时也是因为它们特别简单。这就是说，它们是瞬间性的，然而却能给我们无穷无尽的启示。对阿涅丝来说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和她一样，不久也将死去。

第一个事件——也许这两个事件都称不上是“事件”，它们仅仅是阿涅丝在考虑自己生存意义时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发生在下午两点半。阿涅丝当时还在阿尔卑斯山里，她决定暂时不上车，不立即踏上返回法国的路，而是在山里散一会儿步。她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是想享受一下山中的美好与静谧，然而同时，从更深层的原因来说，也是因为她想让自己沉浸在回忆里，这样的散步一直以来都与父亲的回忆联系在一起，还有那首父亲教给她的歌德的诗。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最后一次山间漫步里，阿涅丝发现了（也就是说她早就在潜意识里意识到的，可这是第一次看得这么清楚）这个微不足道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道路。

“道路：这是人们在上面漫步的狭长土地。公路有别于道路，不仅因为可以在公路上驱车，而且因为公路只不过是将一点与另一点联系起来的普通路线。公路本身没有丝毫意义；惟有公路联结的两点才有意义。而道路是对空间表示的敬意。每一段路本身都具有一种含义，催促我们歇歇脚。公路胜利地剥夺了空间的价值，今日，空间不是别的，只是对人的运动的阻碍，只是时间的损失。”

对于阿涅丝来说，这就是“道路”的定义，它和“公路”截然相反，它决不仅仅是一种让我们可以浏览风景的方式。从更宽泛的意义而言，它是一种生活与居住于这个世界的方式。可是它已经是一种“消失了的”方式，就像她的父亲已经消失，而以前那种无忧无虑四处游荡的生活也消失了一样。至此，在阿涅丝看来，这种已经成为事实的消失和忘却足以使道路成为美的象征，正如——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波希米亚古典音乐之于路德维克（见《玩笑》（

道路是一种审美意义的表现，然而它还有其他潜在的含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与昆德拉小说艺术特别吻合的一种模式或者说参照。这种小说的艺术在昆德拉以前的小说里已经有所显露并且越来越精致，而在《不朽》中，应该说这种艺术前所未有的明显。为了给这种艺术以某种意象，我且称它为“道路小说”的艺术。

这样的一种接近道路的艺术，其实在这一部的前几章里，叙事者自己已经有所提示。在叙述与阿弗纳琉斯教授的对话中，叙事者阐明了自己关于小说的偏好（或者说厌恶）。“如果当今还有疯子愿意写小说，如果他想保护他的作品，他应该写得让人无法改编，换句话说，就是写得让人无法叙述。”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放弃“情节一致的准则”，放弃“戏剧性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将每个因素变成“导向最终结局的简单阶段”，使得小说变成“一条狭窄的街道”，“一场自行车比赛”。我们可以继续补充说：变成一条叙事公路。在这条公路上，惟有读者的阅读速度和故事开头与结尾之间毫无障碍阻隔才最有意义。然而，在叙事学的大纲里，我们已经习惯将小说缩减为所谓的“根本”之所在：缩减成一条从“起始状态”至“终结状态”的通道，而所有在这两极之间的只能是一系列的“作用”，它们惟一（或者说主要的）存在的理由就是以最经济的方式和时间保证上述的这条通道的畅通。

然而，这正是“道路小说”不做并且拒绝做的。与此相反，“道路小说”满足于缓慢、绕弯，它经常离题，插入许多插曲和哲学“暂停”，既不怕所谓的“偶发”情节，也不怕插曲中衍生出去的岔道。总而言之，仿佛作者和读者都有很多时间可以浪费，从来不计算他们的脚步，仿佛他们只乐于随时停下来观察和欣赏沿路的风景。《不朽》的结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具有典型意义，我们可以说在这本小说积聚了昆德拉自《生活在别处》尤其是自《笑忘录》以来所显露的某些形式特点，只是这些特点已经更为尖锐更为“恶化”。

第一个形式特点应该说是“主人公”的溃退，或者说得更好听一点，是“主人公”的文本地位被废黜。可是千万不要弄混，人物并没有消失，像新小说所惯用的那样。在昆德拉笔下，人物始终保留着他的权力与他的“现实性”；路德维克、雅罗米尔、雅库布或是塔米娜始终是当代小说中最具个性的人物。但是昆德拉的人物都具有这样一个特别之处，越到后来的小说越是如此：小说的人物经常不再作为占据叙述的惟一人物，不再将自身的命运强加为情节的决定性逻辑。换句话说，他不再作为小说的惟一甚至是主要引导者；小说可以说是围绕人物或者说关于人物展开的；只是不再在他的直接统治之下。叙述不再在于“随着”人物的遭遇或生平展开，而是陪伴他，思考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有时完全沉浸其中，有时又远离他，为了理解他的生活，重新阐释，甚至是为了忘却以便转到别的事情上。

因此，在昆德拉的笔下，尤其是在他最近的这些小说里，出现这样一种空缺，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游离：“现代”小说所必须的所谓“中心人物”没有了。比如说在《笑忘录》中，塔米娜和扬当然从哲学或主题意义上而言具有独特的地位。但是从文本的角度而言，这种独特的地位并没有达到统领整个小说的地步，从而将其他“情节制造者”完全遗弃在黑暗中或者使其完全成为“次要”。也就是说纯粹附属的人物，其他的“情节制造者”分别成为小说各个部分的客体，比如说米雷克（第一部），或者卡莱尔（第二部），还有那个大学生（第五部）。在《不朽》中，这种效果也许更加突出。在这本小说中，究竟谁是主角呢？当然，我刚才谈到过阿涅丝，但是我还可以谈鲁本斯，或阿弗纳琉斯，或叙事者，甚或歌德，因为在这些人物中，没有谁是真正的“主人公”。尽管每个人物都有其最大限度内的独特性，可是谁也没有能力遮掩住其他人物，“引导叙事的进程”，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文本之间的关系不是等级性的，而是主题性的或者说音乐性的，有点像莫扎特歌剧中的人物，首先表现的是他们的声音，音响的色彩，于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产生了协和和音、不协和和音以及无穷无尽的转调的可能性。

这种“道路小说”中人物的“平等性”在我们所谓的情节中仍然存在。在《不朽》中和在《笑忘录》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一样，叙事不可能作为惟一的中心情节的展开而存在。不仅仅是众多的、不同的情节同时存在——这在小说中并不罕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众多的情节中，没有我们能够称之为“主要”的情节，并且使其他情节——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所谓“次要”的或“附属性”的——从属于它，只起到照亮它，围绕它的作用。我们难道可以说贝蒂娜、克里斯蒂安娜的故事没有洛拉、阿涅丝和保罗的故事重要吗？还有鲁本斯的艳遇，少女的自杀，它们比起洛拉和阿涅丝的故事，难道不是同样的独立，同样的寓意深刻吗？而歌德与海明威之间的谈话比起昆德拉和阿弗纳琉斯之间的谈话难道不是同样的“真实”和“深刻”吗？

单纯从叙事角度而言，像《不朽》这样的小说实际上是由功能各自独立的一些故事组成的，如果它们彼此交错，那只是出于“偶合”（有时是对位法的偶合，有时又是故事生成性的偶合），小说的美正源于此，并且变得无法讲述。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故事彼此之间又是紧密相连的，从形式到内涵都是如此。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并进性，彼此对照回应，并且彼此平衡，这使它们看起来仿佛是一个体系下的各个部分，相同“事实”中的不同景象，或者说具有相同的意义，而这意义本身是无可探究的。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将这种小说的组成原则比为音乐的作曲原则（见《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谈话》（）〔《瓦雷里全集》，让·伊提艾（Jean Hytier）主编，巴黎，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版，一九五七年，卷一，页一一九〇〕。）。换句话说，纪念建筑物没有真正的中心，也没有惟一的外观；它的整体性决不是一次形成而永不改变的，它永远是片断性的，只能从一系列局部的视野和角度去看，这一系列的角度揭示这份整体性的同时又在改变它。总而言之，对某建筑物的欣赏就是对一种连续不断同时又变换不断的和谐的欣赏。

这两个词——“连续不断和变化不断”——正是阿涅丝用来形容“道路世界”之美的词。确确实实，阿涅丝的世界与瓦雷里构筑的建筑物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两个都是在“向空间致敬”，两个都在呼唤一种时不时停下来休息一下的漫步，两个都为我们提供的是相同却有着无穷变换的景象。

最后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世界都是这种特殊审美的忠实景象。正是这种特殊的审美使得昆德拉的小说对于读者来说，不是关于人物的封闭世界，也不是一个故事的直线推进，更不是某种思想的系统陈述，而是一张网，在森林中，随着漫步者的脚步所到之处所勾勒的道路的网。

“而在阿涅丝喜爱的树林里，道路分成一条条小路，小路再分成一条条小径。沿路都设有长凳，从这里可以观赏景色，处处遍布着吃草的绵羊和母牛……”

在这样一张网中，每一条小径遵循着它自身的轨迹，正如小说中每一个特殊的故事一样。但是，在每一个时刻，这条小径都有可以连接上别的小径，要么是和别的小径相交，要么和别的小径重叠混和，直至分出新的小径（是同一条，还是另外一条？），突然转向一个意料之外的方向，而稍后又会连接上第一条小径（是同一条，还是另外一条？），而第一条小径在那时根本没有在意别的，只是遵循着自己的轨迹向前延伸。简而言之，每一条小径的行进纯属偶然，对于漫步者——读者来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事先勾勒它的轨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先知道这条小径将把我们带往何处。这是惊喜的王国，享受到的是纯粹的发现的乐趣。

于是连续不断地，比如说，《不朽》开头的那个六十来岁女人的手势，在以后的部分里，把我们带向阿涅丝，然后是洛拉；还有那个贝蒂娜·冯·阿尼姆，她的眼镜将再一次把我们带向阿涅丝和洛拉，然后再带向贝尔纳，贝尔纳的故事之后又会和阿弗纳琉斯的故事交错，阿弗纳琉斯的故事再与洛拉的交错，这样一直延续下去直至小说的结尾处，保罗重新做了这个六十来岁女人的手势……这儿那儿，在叙事交错的十字路口，摆设的长凳邀请我们坐下歇息，思考一下关于时间、肉体、脸、不朽的事情。

小说的阅读于是成了一次漫长的散步，看起来似乎没有终结，只是由漫步的幸福引领着，并且在每一个道路的拐弯处都会有不同的视野呈现在眼前，着实令人狂喜。但是这所谓的新视野，实际上仍然和原来是相同的，因为作为客体它还是山，还是森林。小径是突然出现的，当然，但它们穿越的是同样的领地，只是从来不将它开发殆尽，从来不把它彻底转遍，其间的错综复杂于是成了永无止境的不断发现，永远是新的，却永远是同一块领地，在这里，这块待开发的领地不可能从外面知晓，也就是说，除了耐心地、永远从头开始地开发，你没有任何别的办法。

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看见音乐变奏的典型方式。在《笑忘录》中，昆德拉将之与交响乐对立起来，昆德拉说交响乐的渐进方式是“从一处到另一处，越来越远”（见《笑忘录》（）第六部第七章〔弗朗索瓦·克雷尔原译，后由作者修订。巴黎，伽里玛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世界小说丛书版，页二五三〕。），它是史诗性的，因而属于“公路”的世界。而变奏不会被这种“越来越远”的方式缠绕；它的进行只是山间小路，有时进，有时退，在这儿上，在那儿又下，总是不断地回到自身，“永远紧逼”它所穿越的地方（内涵）。

我们知道，作为昆德拉审美基础的变奏在昆德拉的所谓的“道德”世界里也同样起着中心作用。因此，在《雅克和他的主人》中，存在不再是作为黑格尔式的惟一的路程出现的，这种惟一的路程总是通过一系列的前进和“进步”将我们带得更远、更高，直至实现某种完成或最终实现某种在最高斗争中获得的“命运”。昆德拉用来表现存在的形象更像是一种“原地转圈的驯马术”（见《雅克和他的主人，一出向狄德罗致敬的三幕剧》（

这种独创的“变奏形式”（见《笑忘录》第六部第八章（世界小说丛书版，页二三七）。）的小说——也是我称之为“道路小说”的，并且竭力在此描述的小说——正是昆德拉作品中最美的地方之一。《不朽》为这样的独创树立一个新的典范，实际上它实现了西方小说最初的潜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昆德拉本人也承认与塞万提斯、斯特恩或狄德罗之间的某种亲缘关系，在他们的笔下，小说的想像都具有这样一种在存在的森林中自由流浪的特征，表面上看起来，除了“漫步的欲望以及从中得到充分的享受”外，似乎没有任何其他动机。

但是绕过十八世纪，甚至绕过堂吉诃德，在这同样精巧的“道路小说”里，如何能不找到——即令不完全是形式本身——文艺复兴时期叙事巨著的精神呢：拉伯雷，当然，但还有博卡斯，玛格丽特·德·纳瓦尔，伯纳万图尔·德·佩列。对于这些作家也是一样的，叙事从来都不是延伸到结局的直线公路。相反，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已经看见昆德拉小说结构的先兆：情节彼此不甚相连，但是就主题而言又非常统一。比如说在《七日谈》里，故事一个接一个地发生，表面看起来并没有因果联系，顺序更是服从于风格和形式的，只是为了在拉拉杂杂的闲谈中通过一个又一个场面建立一个丰富的辩论整体，因为这个旨在定义“完美求饶”（玛格丽特·德·纳瓦尔（Marguerite de Navarre），《七日谈》（），引言〔让·布尔西埃（Jean Bourciez）翻译主编，巴黎，加尔尼埃出版社（Garnier），一九六七年，页二三〕。）生活场所，投入了叙述的无尽游戏之中：“这是一座山脉的顶峰，“远离无处不在的公路的喧嚣”，小灌木和各种树木为这怡人的绿色铺上一层绿毯……”（见《十日谈》，引言（页二一）。）

远离公路，的确，这是一个叙事——沉思的世界，是一个丰富的叙述世界。我所发现的这种在“赶路小说之前的小说”与昆德拉小说之间的关系着实让我心醉神迷，因为在我看来，这种关系正是通过阿涅丝死前的那个下午所漫步的阿尔卑斯山间道路实现的。

小径的本质就在于它和公路相反，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地。但这不等于说它不导向任何方向，不等于说在所有情况下漫步其间都会迷失。正相反。我前面就提到漫步是一种探索，一种缓慢的发现，是惟一一种能够真正认识山脉的办法。换句话说，变奏形式的小说这种彼此不紧密相连和“音乐片段”性的特征是将小说的各个部分悄悄地统领并且限制在真正的主题蕴含范围内的惟一办法，并且尊重它们彼此连贯的形式与节奏。当然，在所有这些使得我们兜遍山脉的小径或小径的尽头中——它们共同组成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有一些画面比较起其他的画面来说，更为直接、更为强烈地表达了作品的整体意义，并且如一道闪电般照亮了通常情况下正在逐渐淡去、集中在一个简单的形象上似乎太过复杂的意义。在我看来，下面就是阿涅丝在死前那个下午沿着山间小径散步时的第二个完美发现：

“她来到一条小溪旁，躺在草丛中。她久久地躺在那里，觉得自己感到溪流淌过她的身体，带走所有的痛苦和污秽：她的自我。奇异的难以忘怀的时刻：她忘却了她的自我，失去了她的自我，她摆脱了自我；在那里她感受到幸福。（……）阿涅丝躺在草丛中，小溪单调的潺潺声穿过她的身体，带走她的自我和自我的污秽，她具有这种基本的存在属性，这存在弥漫在时间流逝的声音里，弥漫在蔚蓝的天空中。她知道，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比这更美的东西了。”

在这个如此短暂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镜头里，集中了能够定义阿涅丝这个人物，定义所有道路交会的中心地点——因而也是，我想，整个小说的中心地点——的变奏主题，让我们能够在一种最纯粹的状态下发现它。但是避开小说本身不谈，阿涅丝的“幻觉”回应——或者说呼唤——了其他的画面。在这些画面中，同一个意义既藏且露，因而为之难忘。因此在《战争与和平》中，战斗刚结束，安德烈王子躺在奥斯特利茨的田野里，欣赏着“无穷无尽的天际”，看着白云飘过：“什么也没有，除了他，什么也没有，”他想，“甚至没有他，什么也没有，除了静谧，就是安宁。”（列夫·托尔斯泰（Léon Tolstoï）《战争与和平》（）第二幕第五场（《瓦雷里全集》，卷二，页三二一至三二三；第一幕，第二场，页二九八至二九九）。）

但是很快，阿涅丝在溪边小憩的这个场面就成了昆德拉作品本身田园景象网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只回忆其中的几帧画面：在《玩笑》的最后几页，路德维克与那个小民间乐队会合的时刻；或是《生活在别处》中一直由“四十来岁男人”引领的第六章；或是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结尾，当托马斯和特蕾莎围着垂危的卡列宁的时候。为什么这些画面在这点上那么令人着迷呢？这些幽雅的时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究竟是为什么，这样的一种分析会包含有如此大的幸福感呢？

正如我在别处指出过的一样（见《大写的牧歌与小写的牧歌——重读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记（巴黎，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版，页四七五至四七六）。），昆德拉这一系列前后相互连贯的小说的任何一部都在幻想，或者说提出一种我们可以称为田园式想像的主题，也就是说一种渴求平静、和谐、摆脱一切空虚和冲突，使得人物可以充分实现本性的欲望（这种欲望铭刻在作品中每个人物的心里，就像铭刻在我们心里一样）。在读《不朽》的时候，我实在是有一种太强烈的感觉，在这本小说里找到的不仅仅是这种田园想像的主题的重复，而是一种全新的深化，一种全新的追问，不仅仅更加明了地揭示其中的蕴含，更甚至采取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我简直可以说，仿佛是将这层蕴含推到极致。

与以往的昆德拉一样，“田园”这个词在他的笔下是“无法理解”的词，也就是说充满了歧义以及层出不穷的外延。我想能够从中分辨出两大平面，在作品中具有截然相反的两类价值。一侧是正面的田园牧歌（大写的），这是出自于完全纯洁的精神，是根植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它主张建立一个统一和透明的世界，超越存在的普通界限，称为不同个体欢悦的融合；这种田园牧歌的特点就在于抛弃并且摧毁一切阻碍它构筑这个世界的东西。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摧毁之中诞生另一类田园牧歌，因为千真万确，另一类的田园牧歌正是建立在放弃田园牧歌以及逃离田园牧歌王国的基础之上。与第二类田园牧歌相联系的是边缘和忘却。这是一种完全“私人化”的和平，暗含着某种孤独和逃避。

在《不朽》中，这种关于田园牧歌的主题似乎又一次地出现在作品中，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次的主题有着与先前截然不同的地方。首先，作为正面田园牧歌手段与形象的政治上的乌托邦不再具有相同的完整倾向；它继续存在于保罗的思考之中，通过他对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的怀念而实现，但是这已经是一种死去了的参考，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正面田园牧歌的尸体。在这里，我们已经完完全全地处在意识形态之后的世界里，是超越历史的。雅罗米尔式的革命激情，激起弗兰茨（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热情的“伟大的进军”都失去它们的真正魅力之所在；它们的田园“价”接近于零。

总之，地平线被抹去了。上帝和马克思都死去了，还有他们将世界变得超越世界本身的愿望。我们进入折回自我的新世纪，主张差异和个人解放的权利。过去高喊党的口号和允诺给劳动者一个美好未来的高音喇叭让位于每天播报天气预报和炫耀个人生存幸福的晶体管收音机。小说里，布丽吉特正是这幸福新一代的旗手。

然而，路德维克遭遇的意义（或者说意义之一）——同样也是托马斯和特蕾莎的——正在于摆脱群体的束缚，回到像《生活在别处》里的那个中年男子那样的孤独状态，“完全沉浸在自我之中，沉浸在纯私人的娱乐和自己爱看的书中”（见《生活在别处》（）第六部第十章（弗朗索瓦·克雷尔原译，后由作者修订。巴黎，伽里玛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世界小说丛书版，页三五五）。）。换句话说，也就是切断与“我们”的一切联系，回到孤独的“自我”，保持距离，不需要向谁汇报，没有任何束缚。因此，乍一看，在这种以这些人物为旗手的“私人的”田园牧歌和由布丽吉特、贝尔纳和洛拉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同样也是以“我们”的贬值与自我的绝对至上为特征的——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但这是一种欺骗人的关系，而且我们可以说《不朽》所关注的要题之一正是在于揭示并且深化这份含混不清，通过小说本身的手段，也就是说通过对于生存本身所引起回响的各种情境的“沉思性的追问”（《小说的艺术》第二章（页四九）。）来实现。为《不朽》里各类人物布下的陷阱（见《小说的艺术》第六章第二节（世界小说丛书版，页三四〇）：“除了向主人公布下的陷阱，小说还能是别的东西吗？”），正是自我的陷阱，是私人的田园牧歌的陷阱。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不无矛盾之处，小说的发现之一正是揭示了自我——远非自由与和平的领地——是一道大门，通过这道大门超越与完满的欲望仍然于存在中——哪怕这存在已经献身于社会政治的或是宗教的宏伟计划——继续发挥作用。自我，换句话说，是正面的田园牧歌的新面孔。

在这种田园牧歌中，正如就在不久以前它能够根植于共产主义乌托邦或“反文化”的亚当主义（见《笑忘录》中爱德维奇部分）一样，对于自我的崇拜——突出个性的趋势和个人的充分发展——保留了以往的主要特征。第一点就是对于界限的拒绝，以“对于不朽的欲望”的形式出现，因为，自我和革命梦想一样，是不能忍受结束的：它的动因就在于永远地超越一切称之为界限的东西和摧毁有可能以某种方式阻碍生存的一切。然而，人的自我时不时遇到的阻碍生存并且表现为最近的界限的恰恰是他自身的必死性。如何接受这一点呢？如何竭尽全力地维持超越死亡的生存呢？“人不知道自己必然会死”，歌德对海明威说。自我正是我们心里这种想要超越最终界限的欲望，而不朽就是自我的田园牧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不朽的现代沦丧，这种“小的不朽”，它是在一个记忆和历史不复存在的世界里产生超越死亡的欲望的惟一形式。“在现代的状况下”，汉娜·阿伦特写道，“实在难以相信还有人会如此认真地向往尘世间的不朽，因此也许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看到的更是一种虚荣心。”（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人的状况》（

另一个使得自我从田园牧歌计划中凸显的特点是对一切叛离的仇恨。自我不能忍受不被爱，不能忍受不作为惟一的存在而存在。在这点上，它不仅需要别人，而且在竭力——正如革命一样——将所有人控制在自己的掌中。因此，肯定自我——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很矛盾，但只是表面上的矛盾——就是投身于人群。一方面，我之所以是我，那是在别人看待我的目光中，是在别人给我的名字中，是在别人身上映射出的我的形象中。如果没有我赋予他人的这种肯定“我”的身份的权力，我的存在将只削减为几个手势和几根线条的偶然的组合，而手势与线条本身是不具任何意义的，也不属于任何个体。自我，总而言之，就如同地铁站里的一条长廊，乞丐聚集在那里争夺行人的几个生丁：争夺他们的欣赏与爱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自我也像是——正如小说开始时阿涅丝走的那条林阴大道一样——广阔的战场，因为别人同时也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存在使自我的存在经常处于危险境地，并且一直在对抗着自我的独特之处；从这个角度上说，别人应该被打倒、缩减、限制，这样自我才能完全地、没有争议地、纯洁地进行统治。

战胜死亡的欲望，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欲望，自我于是只能是行进中的理想，永远需要重新肯定与重新建立，就像不久以前的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洛拉和贝蒂娜——雅罗米尔式的女主人公——的生活是永远不能退缩的战争，是抵抗与征服并进的战争，为了保留自我的完整性，她们在不断地将界限往后一推再推。

我们已经远离了路德维克和托马斯追寻的荒漠。“回”到自我，不再是逃到可以释放自我的安宁和边缘，不再是离开舞台、远离人群，躲避人群对我们的伤害；此时回到自我应该是来到集市上，将我陈列在所有的目光中。因为它属于正面田园牧歌的世界，归根结蒂，现代的自我世界仍然是一个极权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比另一类的田园牧歌更加有害，因为在这个自我的世界之外已经没有任何根基了，也没有任何它可以为自己进行辩解的“超越”的必然性。这是一种“历史行将结束时”的极权。

这个发现，是由阿涅丝来进行体验的。在《不朽》中，她是反正面田园牧歌的“开启者”，也就是说，正如《玩笑》中的露茜或是《笑忘录》中的塔米娜一样，她暂时离开了，坠入田园牧歌之外，并且在这不在场中找到了真正的惟一的安宁与和谐。

这样一种变化从小说一开始就已经出现端倪。阿涅丝为林阴大道的混乱和丑陋所震惊，开始时感到的是一种带有恶心的仇恨；可是关于父亲的回忆立刻将她从这仇恨中释放出来，她发现得到拯救的惟一办法就是：“与他们分道扬镳。”

“我不能恨他们，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我和他们联系在一起；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当天晚上，她又重新体验到了这种感觉，“她越来越经常地体验到这种奇怪而又强烈的感觉：她与这些长着两条腿，颈上顶着个脑袋，脸上长着张嘴的生物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她不再觉得自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可是这种感觉，拿它该怎么办呢？阿涅丝立刻问自己。“如何在这样一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世界里生活？怎么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呢？既然自己已经不再把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当成自己的欢乐和痛苦，既然已经不知道如何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对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始终贯穿着昆德拉的作品），第一种答案当然是斩断和他人的一切往来，和阿尔塞斯特一样，在“这地球上找一处远离尘嚣的地方”，可以回到自我，忘却他人。这种方案我们可以称为是浪漫的解决方案，是夏台尔顿或《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的让-雅克：“既然我只有在自己身上找到安慰、希望和安宁，我就只能并且只愿意关注自己。”（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但是，阿涅丝意识到“但是远离尘世远离人群的地方并不存在”，而可怜的卢梭，如果他今天仍然躲到他那安静的圣皮埃尔小岛上，躲到比埃尔湖的中央，他会有电话，他会听到他收税员的邻居家传来的电视声，而他家花园的灌木丛里挤满了准备用摄像机使他不朽的读者。在这个“意象学家”的时代，这个普遍联系和快速镜头的时代，修道院彻底消失了。哪怕奇迹存在，在不知什么地方还存在着一座修道院，在世界的另一头，躲在那里品尝“与自己灵魂对话的甜蜜”又有什么用呢？因为灵魂本身只能提供一种孤独的幻觉？甚至躲避在小岛上的让-雅克也仍然是并且更是生活在社会里，生活在形象的自我、所有人注视下的自我和与所有人斗争的自我组成的集市中。“尘世上的一切对我而言都结束了。”他承认，但是所有的一切都能够重新开始。“上帝是公平的；他要我承受痛苦；他知道我是无辜的。（……）就随他们去吧，随命运怎么安排；让我们学会毫无抱怨地承受；结束之时所有一切都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我“迟早也会如此”。”（让-雅克·卢梭，《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漫步一（页三九）及漫步二（页五四）。）不管这位漫步者有多么孤独，他的《遐想》仍然是他投入不朽之役的武器。

总而言之，自我不再能是“与人类脱离”的避处，甚至恰恰相反，以至于对于阿涅丝而言只有一种脱离人类，“不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的真正办法：那就是与她自己决裂，废弃定义她那个自我，使她变得可见、可确认、可命名，使她成为别人的同谋，痛苦地成为别人所折磨的那一切。如果说洛拉是捍卫自我的斗士，那么阿涅丝可以说是自我的叛离者。

因此，尽管这姐妹俩具有某些相近的特征，也会经历某些相近的场面，可是她们之间的对立使得这些相似之处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尽管姐妹俩都有戴墨镜的习惯，对于洛拉来说，她戴墨镜是为了增强她那张脸的存在，而阿涅丝则完全是为了隐藏或是为了抹去那份存在。还有那两个非常色情的场面，洛拉和阿涅丝都被两个男人夹在中间，并且被他们脱去衣服。洛拉的这个场面发生在地铁的过道里，两个流浪汉抓着她的手，撩起她的裙子，让她在行人中跳舞。阿涅丝的场面发生在饭店的房间里，鲁本斯和他的朋友分别站在她的两侧，看着她镜中赤裸的身体。这两个场面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其中蕴含的一切都是相反的，地点（一边是喧闹的公共场所，而另一边是私密而安静的）、色彩（滑稽的和静默的），尤其是两个女人的态度：洛拉张开双臂，冲着人群微笑；阿涅丝则护住自己的乳房，无动于衷地望着镜子，其他什么也不看。

姐妹俩还都有一个胜过任何言语的手势。在洛拉这里，是将双手放在胸前，然后向前掷出，与在她之前的贝蒂娜·冯·阿尼姆一模一样，这是“不朽欲望”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是存在的扩张，是将她的自我扩大到超过她自我的无限之中；就好像她通过这个手势是要胜利地展现她的面孔，并且扫清眼前一切有可能出现的障碍，就像她是在用手推开世界的另一面，从而减轻她的自我，让她的自我展翅飞翔。（引导阿涅丝死亡的那个意图自杀的年轻姑娘也有相似的手势，“站在马路中央，（……）张开双臂，仿佛在跳芭蕾。”）至于阿涅丝，她在跳舞的时候也有着同样的舒展双臂的动作，可是她伸出双臂后立刻就在面前交错开去，遮住自己的脸。鲁本斯在这个动作中读出她的羞耻心，读出她避开目光和与外界割断联系的愿望；我们也可以这样看，但对于阿涅丝来说，这也许仍然是同一回事，她折回自我，抓住自己的灵魂，并且保持灵魂与身体的对立，仿佛如此牢牢抓住就可以不再飞走。这个手势，我们可以称为阿涅丝必死的手势，它表达了一种拒绝，拒绝自己的形象，拒绝穿越自己的界限，更表达了一种自我消失的欲望。

因为消失是阿涅丝一生的追求，就如阿涅丝的父亲在撕毁平生那些照片时一样，父亲也是要消失，死后不再为任何人所见。自我的消失，“灵魂”的消失，她身上一切残留的田园牧歌的痕迹的消失，不朽欲望的消失。与用“加法”努力培植自我特性的洛拉正相反，阿涅丝用的是抛弃的方式，使她的自我越来越稀薄，减掉身上以定义她的名义使她看上去像所有人一样的东西。“不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脱离他们，就是将自己减到最少：不再有名字，也没有脸，没有任何手势，不再从自己的形象中认出自己。

阿涅丝的这种方法让人想起瓦雷里笔下的自恋男子，他在喷泉池中惊异地看到“那位先生”，宣布自己与他毫无共同之处。这种自我的陌生感以及偶然特性将瓦雷里的自恋与纪德式的自恋区分开来（有关主题见一九三一年保尔·瓦雷里《备忘录》（，《全集》卷二，页一七）。）

但是阿涅丝与瓦雷里的相似之处也仅限于此。如果说瓦雷里的减法意在缩减那个“偶然”的自我的领地，那只是为了更好地让位于另一个自我——突出于前一个自我之上的纯粹的意识，另一个自我不会接受前一个自我强加于它的狭隘定义，因为它觉得自己是“没有脸、没有根”的存在的直接而相像的女儿，所谓的根不过是宇宙的企图所起的作用罢了……（保尔·瓦雷里，《注释和题外话》（Note et digression，全集》卷一，页一二二二）。​）换句话说，对于瓦雷里来说，逃离自我是通过“上层建筑”来实现的，是思想上的行动（甚至是构成性的行动）；如此脱离尘世，并且宣称自己无边无际，因为对于它来说自己的消失也是不可想像的。在瓦雷里对神话的诠释中，最终自恋先生为了搅乱喷泉池子里的水从中找到自己不朽的存在，于是在自己的倒影中沉没。

阿涅丝的幻觉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当然，通过洗去“自我的肮脏”，她的确感到自己得到了解脱：而一减再减最终的结果导致为零。但是她的解脱更为激进。和她的自我一起消失的是她不朽的欲望，还有所有一切将她和她的同类联系在一起的仇恨或是统一。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再能拴住她了，因为没有任何东西继续存在，除了“时间的声音和天空的蔚蓝”。安宁不是来自于尘世之上，不是回到自我。它只是简单地放下武器，然后消失：是承认自己的必死性。

安宁不能够通过自杀来完成，像洛拉或是公路上的年轻女人那样，因为自杀对于自我来说仍然是一种想要战胜死亡以及与尘世和他人相比更喜欢自己的一种方式。恰恰相反，它只有通过自我放弃，通过脱离自己所有的形象来实现，除了极致的简单和存在悄无声息的安宁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了。和那些仓促的读者所想像的正相反，阿涅丝并没有自杀：她只是在致命的事故突然出现之际，承认并且“迎接”自己的死亡。

因此，在这天下午，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阿涅丝躺在小溪边，进入了生命中最后阶段：“最短最秘密的阶段”，有点像打发走贝蒂娜的歌德所经历的那个午后。就在穿越“从生命此岸通往死亡彼岸的神秘之桥”的时刻，那个充满“疲惫”，厌倦了自我和自己所有欲望的存在，只希望自己能够一边欣赏窗外的树木一边悄无声息地消逝。歌德想，“很少有人能够一直到达那个极限，但是对于到达的人来说，那儿的什么地方一定存在着真正的自由。”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阿涅丝没有像瓦雷里笔下的自恋男子那样投入溪水。她所要的，是让溪水继续流淌，然而除了溪水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在溪水的表面，所有的形象最终都蒸发了。而阿涅丝对自己说：

“人生所不能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作为自我的存在。（……）”

“生活，生活并没有任何幸福可言。生活，就是在这尘世中带着痛苦的自我。”

“然而存在，存在就是幸福。存在：变成喷泉，在石头的承水盘中，如热雨一般倾泻而下。”

在昆德拉关于存在的思考中，这个场面似乎已经是极致了，在这个极致的界限之外，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袁筱一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