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顺

前几部译著出版后，读者的反响和评价都很好，重庆精典书店为此安排我在解放碑做过一次读者交流活动。当时与我联系的人是陈晓芬，好几年过去，当她再次给我发来短信时，我以为她要再邀请我做一次活动。但她告诉我，她已经去了中信出版社，是在替同事的一本书寻找合适的译者。

我有些诧异，中信出版社有一大帮固定和不固定的作者译者队伍，怎么会通过多年前的联系人找到我这个并不算十分活跃的译者。走上非虚构作品翻译之路七年来，不断有出版机构和图书公司打来电话，了解我有没有合作翻译出版图书的意向，但很多都没有谈到最后。照例，中信的编辑除向我报出书名外，可供我拿主意的信息并不多。

这并不鲜见。除了书名属于出版社，其余信息全靠译者自己解决。还好，查找信息的过程也可算是阅读和学习的过程。否则，真不好解释这么多年来，好几家出版社向我推荐的那么多英文电子书稿，我不但要抓紧时间大致阅读（说是大致阅读，其实我都做过不少勾画和批注），还要去网上大量查找相关资料。

只是，这一查不要紧，着实让自己吓了一跳。迄今为止，我已经出版的译著全是首译，至少是简体中文版首译，虽然《江城》《寻路中国》有繁体中文版，但它们存在于错位的市场，而且借着地利，广大读者认为拙译略有胜算。替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过一本重译作品，心里已经充满过忐忑，何况中信出版社这一次所委托作品的首译竟然是陆谷孙。

陆老先生我从未见过，但读大学开始，是他编撰的《新英汉词典》陪伴我度过每一天。我的英语学习之路并不复杂，但我在大学期间把一本崭新的《新英汉词典》翻成了两本，参加工作后新购买的“新英汉”的书皮也摇摇欲坠。如果说此前把《新英汉词典》翻得支离破碎是向编撰者的一种致敬，我没想到还要用另一种方式，向这位给我的英语学习过程提供过支持的词典编纂者再度致敬。

用陆老先生编撰的词典，重译他翻译过的作品，这中间的压力，恐怕除了重译者，别人很难想象。我一度显得十分犹豫。跟一个学界前辈翻译同一部作品，已经很有压力，何况《大河恋》的三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久远，所涉话题——飞蝇钓和深山伐木工——还隔了很多重山。凭借《寻路中国》和《江城》等作品已经产生的影响，我也可以找到不少翻译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机会。

但我最终不给自己留退路。陆老先生的译本已经摆在那里，我至少可以译出一个不一样的，具有李雪顺译文特色的译本。隔了很多重山的话题我可以学习和熟悉，这既是难得的经历，也是一种自我挑战。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墨西哥贫穷问题、七八十年代苏联社会巨变等话题之外，我还能驾驭二十世纪初，美国西部群山深处很少为外人所知的伐木工这样的文字作品。

不止一两个人曾经给我建议，你趁着前几部译著奠定的基础，组织一帮学生或者老师，把译书的任务交给他们，你给把把关就行了。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建议合情合理，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我的第一部译著出来后，有读者能从译文判断出我的南方人身份，有读者愿意花一个晚上的时间，一口气读完那几十万个汉字，更有甚者，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向我转达过其他读者的感受——“人家翻译的中文比你原版的英文写（译）得要好”，这是我能从枯燥的翻译工作中获得的最好的回报。

因此，我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向来亲自操刀，而且不给自己留后路。没有了后路，我便只能全身心投入到原著作品中，跟原作者对话，间接感受他对面的一人一物和他笔下的一草一木，虽然这期间也少不了大量地查词典（陆老先生编撰的《新英汉词典》自然不能少）、翻资料（还好，现在网络发达，海量的资源摆在那里，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一边翻一边找一边扔）、伤脑筋（一般读者很少想到译者会有这样的问题，一般译者则很少面临这样的问题）。

翻遍我所经手的十余部英文原著，莫不充满各种画线、记录和批注。看着略显凌乱的批注，我就想起自己坐在电脑跟前，跟那一个个单词和一段段文字较劲的景象。就《大河恋》的三个故事而言，那魔幻一般的飞蝇钓技巧、伐木工鞋底的图案和结构、护林员比尔·贝尔老是算不对点数的克里比奇纸牌游戏（翻译完这个故事，我差点成了半个克里比奇纸牌游戏专家），无不让我现在想起来还有些脊背发凉。

好些同事曾经动员我学钓鱼，但我一直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兴趣。翻译《大河恋》的过程中，一个个问题持续对着我哧哧直笑，钓具各个组件的准确叫法、作者和他弟弟站在河水中把钓竿抡得呼呼生风的场景等等，都要我尽可能准确而地道地传递给中文读者。内行看来，一根钓竿的各个部分的叫法肯定十分明确，但我是个外行，于是在原著中写有我在不同时间通过不同渠道和手段获知的“引导线”“铅头”“钓头”“透明导线”“子线”等等术语，写了划划了写。那一刻，我是多么希望，网上能找到标准钓竿和专用钓竿的构成示意图，而且中英文对照标注。陆老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表示，抡钓竿那几段描写最让人伤脑筋。我不得不说，当我在后记中写下这段文字时，都只有把那几段译文从头再看一遍，才能大致判断自己的描述是否能让人读懂抛竿的整个经过。我自认为，那一段译文说清楚了抛竿的具体过程。我不再为此伤脑筋，更希望读者同样能借此感受抛竿的节拍、力量与美。

本书的后两个故事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作者在大山深处初涉人世。很多人从文字作品和电影中见过美国的西部场景，那往往是山峦起伏、茫茫荒原、盗匪牛仔警察出没。在这本书里，作者回顾了自己为美国国家林务局做事的青葱岁月。读到这两个故事，我想起自己的父亲。在川黔（对不起，现在应该叫作“渝黔”）交界的群山之中，父亲曾经于改革之初在白马山国有林场打工挣钱。他带着几个农村富余劳动力，替林场干过修道路、育苗挖苗栽苗、成林抚育和伐木砍排材之类的工作。我初中毕业那年，父亲不满足仅把自己的足迹印在崇山峻岭之间，专门领着我穿越了一趟莽莽林区。当时的我少不更事，也没有离开校门踏入社会，自然不会像作者诺曼·麦克林恩那样，在独自一人从瞭望哨返回林业站的路途中，在从林业站前往镇上的路途中，便能亲身体验到那么多传奇一般的经历。

领着我穿越林区那一次跋涉，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慢慢落下的日头、整整一天难得遇到一户人家、沉寂得只剩下我俩的脚步声、第二天未经修整就原路返回这些永远刻在我脑海深处的记忆之外，父亲一直认为达到了他预设的目的：我从懵懂无知的山里娃变成了刻苦求学的好学生。从这一点来说，我倒跟诺曼的经历有些相似，在大山里悟道，此后大半生耕耘文学之路。因此，翻译后两个故事时，我没少跟父亲沟通。他会打开记忆的闸门，向我描述那些恐怕只有同为林业工人才能听懂会用的术语、经历和感受。原作者对于两次独自赶路这一经历的描述，初读似乎令人昏昏欲睡，但在听过父亲的讲述，我自己的记忆被逐渐激活之后，那样的文字慢慢变得活泼激扬、灵动飞跃起来。可以说，没有父亲带着我穿越林区的经历，没有父亲对在林场打工岁月的生动回忆，我对于相关段落的翻译不会把握得那么精准到位，所采用的文字也不会那么灵动传神，令每一位读者犹如亲历。

中信出版社跟我打交道的编辑杨爽和刘静静是个很负责任、对文字很有感觉的团队。相比其他编辑团队，她们没有就我的译本简单一改了事，而是列出详细的清单条目，写出详细的困惑谜团，再跟我进行详细的沟通释疑。为解决清单上的每一个条目，我需要拿出原著和译文（含我交给出版社之前的两个版本），一一对照揣摩，其间的工作量并不可等闲视之。没有觉得某个东西是问题的时候，你在它身上所费的工夫并无特别之处，可一旦得知它成了问题，你为它的问题性所花费的工夫，不知会多出多少倍来。

编辑团队这一次列出的清单密密麻麻，有一页之多。针对每一个问题，为便于对照检查，我标出原著页码，也标了译文页码。好几天时间过去，等我自认为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之后，我们通过QQ逐条加以沟通。这个过程对我而言，对编辑团队而言，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但我作为一个译者，坚持认为这样的工作程序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所以，《大河恋》的文字不会拗口晦涩，具有很好的诵读性，我要为此给编辑团队点个赞。

跟我此前的几部译著相比，《大河恋》的脚注也显得有些不同。原著写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叙述的事件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初。我请教过两个美籍外教，她们的看法与我大致相仿。原著的很多语言用法，现在的美国人并不常用，至少在城市生活的美国人觉得很少见。原著所描述的诸多细节，已然成为历史。她们甚至提醒我，原著的有些词语及其对应的事物，很可能只有那个时代身处山林的伐木工们自己明白，换个地方，换个人群，那些词语及其对应的事物很可能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一个时代过去，那些文字在她们这样的美国读者眼中也显得有些异样。要让中国读者读得明白，适当的注释必不可少。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我从读者角度出发，提供了适当的脚注，这些脚注涉及人物、事件、书籍、英语词汇等。难能可贵的是，两位编辑比我更体贴读者，在编辑译稿的过程中，加进了更多的脚注。因此，读者会发现，本书的脚注有三种类别：原注、译者注和编者注。有了如此充实的脚注，这本以美国二十世纪初偏远地区的人物和事件为中心的作品，想必会让读者的阅读体验得到不少提升吧。

终稿付印在即，原著的几个英文单词和译文的几个中文词语每天都让我睡不好觉。那正是编辑团队给我开列的清单中，所占篇幅最长的一条。第一版译稿定稿时，我也曾就文中作者跟林业站打电话这一情节咨询过美籍外教。在没有熟读上下文的情况下，美籍外教认同了我关于打电话的表述。正如前文所述，编辑团队觉得打电话那一段文字描述是个问题之后，我真可算为它旰食宵衣（你们都应该知道我从哪里学来的这个成语吧）。

但就原文的文字而言，打电话这个情节所涉及的段落没有任何疑难之处。难就难在，打电话的时间是接近100年前，人们很容易用今天对于电话的思维去对应从前的电话行为。从原文看，long、longs、short跟通话时长没有关系，它们指的是打电话的方式，long和short的不同组合针对不同的被叫。但我作为技术盲，对于这样的理解充满把握，对于要用到的描述却充满了担忧。跟拍发莫尔斯电码和拉响空袭警报一样，拨打电话要用到长短铃声的组合，这会让读者笑掉大牙吗？

请教国内朋友无果后，我给美国的一位大学物理教授发去了电邮。次日，回复如期而至，专业人士的认可终于让我如释重负。电话使用初期，一根“共线”连着多台终端话机，一个终端往外打电话，“共线”上的所有终端话机均会响铃，一人接听电话，其他人只要取下听筒，也能“偷听”通话内容。为不引起混乱，人们设定，长短不同的组合式响铃，对应不同的终端话机。文中的“我”，以及一帮几乎与世隔绝的瞭望员，从终端话机长短不同的响铃组合，就能判断哪个电话是那位女同事与林业站的公事汇报，哪个是她与丈夫的私密通话，前者可以默默“偷听”，后者不能触碰听筒。他们所遵守的，是另一种类型的丛林法则。

为尽量少给译文留下遗憾，很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译者，总会像我这样，千方百计地弄清楚文中的所有疑惑，绝不轻言放弃。这是我的本分，也应该成为译者的自觉要求。仍旧令我感激的是，编辑团队不到付印那一刻，也绝不轻言定稿。

我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很高，编辑团队的敬业精神和编辑水平无可挑剔，读者的眼光一向敏锐独到毒辣。这一次，还是那句话，所有的问题归我，我期待各位读者沟通，倾听你们宝贵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