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后，在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六点三十分，我醒来时，发现詹妮正睡在我的身旁。她去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呆了十天，直到昨天深夜才回来。我们翻过身，迷迷糊糊地抱在一起。小别后的重聚胜似新婚呐。她让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一个人习惯独自入睡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她合着眼，嘴角浮出一丝浅笑，一边把脸贴在我的锁骨下方——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那里已经自然地契合了她的脸形。我们至多还有一个小时（很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呢），孩子们就会醒来，并发现她回家了——对此他们一定会更加激动不已，因为我曾担心詹妮可能赶不上最后一趟航班，便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们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我的手向下游走，揉捏着她的丰臀。她的手轻抚过我的小腹。我摸索着她小指末端那熟悉的凸起，那里曾有一根畸形的六指，不过在她出生后不久就被切除了。她的手指头，用她母亲的话来说，就和昆虫的腿一样多。几分钟后（或许中途我们还打了会儿盹），我们便开始了甜蜜的交欢，这是婚姻生活的特权与妥协。

我们正在肉体急切的愉悦中逐渐清醒，一起更加激烈地用力扭动，这时，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我们本应该记着把线拔掉的。我们对视了一眼。在沉默中，我们达成了一致：现在时间还早，这么早打来的电话应该不同寻常，可能是紧急情况。

最可能打电话来的是莎莉。她以前曾经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过两次，但家庭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我们没法留下她。几年前，在二十一岁时，她嫁了一个男人，他给她留下的是虐待的创伤和一个孩子。两年后，由于莎莉的性情过于激烈暴躁，不适合抚养她的小男孩，结果她的孩子被别人领养了。多年来她终于克服了酗酒的恶习，但却又陷进了另一段悲惨可怕的婚姻。现在，她住在曼彻斯特的一家青年旅社里。她的母亲琼已经过世了，莎莉只有从我们身上寻求亲情和支持。她从没向我们要过钱。我始终觉得，自己要对她那不幸的生活负责。这个念头挥之不去。

詹妮正仰面躺着，于是我就倾身去接电话。但来电话的不是莎莉，而是伯纳德，一句话都已经说完一半了。他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叽里呱啦地叫唤。我能听到他身后有人正在兴奋地评论着什么，但随即被一声警笛打断了。我试着插嘴，喊着他的名字。他说的第一句我能听清的话是：“杰里米，你在听吗？你还在那里吗？”

我感到自己朝他女儿的怀里一缩。开口时我保持着理智的口吻。“伯纳德，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清。重新来，慢慢说。”

詹妮向我做着手势，示意要从我手上接过话筒。但这时伯纳德又开始了。我摇了摇头，双眼盯住枕头。

“把收音机打开，亲爱的孩子。或者开电视，那样更好。他们正在蜂拥通过。你绝不会相信的……”

“伯纳德，是谁正在通过什么？”

“我刚才告诉你了。他们正在把柏林墙推倒！真叫人难以置信，但我现在就看着这一切发生，东柏林人正在通过……”

我的第一个自私的反应是：他现在没什么要我立即去做的。我没必要现在从床上爬起来，到外面做些有用的事。我向伯纳德允诺自己会再打给他，然后挂上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詹妮。

“太不可思议了。”

“太难以置信了。”

我们尽量不去理会这条新闻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还不属于外面的世界，不属于那个人们穿戴整齐、奋力拼搏的群体。一个重要的原则受到了威胁，那就是：我们的私人生活至高无上。于是，我们继续刚才被打断的甜蜜进程。然而，咒语已经被打破了。在卧室里那黎明前的黑暗中，我们可以想象，欢呼雀跃的人群正在汹涌而过。我们的心都飘到了别处。

最后，还是詹妮开口了：“我们下楼去看看吧。”

我们穿着睡衣，端着茶水，站在起居室里盯着电视。在这种时候坐着似乎不大合适。穿着尼龙夹克和褪色的牛仔短上衣的东柏林人，推着婴儿车或者牵着孩子们的手，排着纵队，鱼贯穿越查理检查站（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位于柏林市弗里德里希大街和西莫大街交界处，是冷战时期东西柏林间唯一的官方检查站，1989年德国统一时与柏林墙一起被拆除。），无人检查。摄像机上下左右地来回摇晃着，闯进一个个热烈的拥抱当中。一位妇女泪流满面，一道电视聚光灯打在她的脸上，使她看上去表情可怖，她张开双手，上前想要说些什么，却因为过度激动而哽住了，说不出话来。成群结队的西柏林人欢呼着，善意地拍打每一辆外形滑稽、勇敢地驶向自由的特拉贝特（特拉贝特（Trabant）：汽车名，1957年问世，曾经是前东德民众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作为象征东德时期的一个时代标志。柏林墙倒塌后，很多前东德人曾经驾驶特拉贝特从前东德开往前西德地区。）的车顶篷。一对姐妹紧紧地贴在一起，不愿分开去接受采访。我和詹妮热泪盈眶；而当孩子们跑进来迎接妈妈时，一小幕重逢的短剧和拥抱爱抚在客厅里上演，把一切辛酸悲苦从柏林的欢乐事件中抽走——这一切令詹妮喜极而泣，放声大哭。

一个小时以后，伯纳德又来电话了。从他开始叫我“亲爱的孩子”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我怀疑，就是从他加入嘉里克文学俱乐部（嘉里克文学俱乐部（Garrick's Club）：英国一所著名文学绅士俱乐部，建立于1831年，以18世纪著名演员大卫·嘉里克（David Garrick）而命名。）之后开始的。詹妮坚持认为，这也就是他从那段称呼“同志”的岁月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进展。

“亲爱的孩子，我想到柏林去，越快越好。”

“好主意，”我马上回答。“你应该去。”

“机票就像金沙一样难求。所有人都想去。我已经抢下了两个座位，今天下午的飞机。我得在一个小时内让他们知道。”

“伯纳德，我正要去法国。”

“转一下。现在可是历史性的时刻。”

“我过会儿打给你。”

詹妮在一边挖苦：“他得去看看自己犯下的大错被拨乱反正。他需要找人帮他拎行李呢。”

听她这么一说，我已经准备对这趟行程说不了。但在吃早饭时，从我们在厨房水槽边放稳的那台便携式黑白小电视里，发出阵阵欢呼和呐喊声，令我开始感到一种焦躁不安的兴奋，一种在连日的家务生活之后产生的对冒险的渴求。电视里又爆发出一阵小规模的呐喊，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拦在足球决赛赛场看台外的小男孩。历史正在发生，却没有我的份。

孩子们被送到各自的幼儿游戏组和学校后，我又向詹妮提起了这件事。她很高兴回家。她在一个个房间里穿梭，无绳电话总是带在身边，照料着那些在我的看管下已经枯萎了的室内植物。

“去吧。”这就是她的建议。“别听我的，我在嫉妒。不过你走之前，最好把已经开始的事情做完。”

这或许是最佳的一种安排。我重新调整了从柏林和巴黎到蒙彼利埃（蒙彼利埃（Montpellier）：法国中南部城市，是朗格多克-鲁西永大区的首府和埃罗省的省会，临地中海，经莱兹河与海相通。）的航班，并确认了伯纳德的预订信息。我给我在柏林的朋友君特打电话，问我们能否借用他的公寓。我打电话告诉伯纳德，我将在两点钟坐出租车去接他。我取消了原定的约会，留下指示，收拾行囊。电视上，东柏林人在一家银行外排起了半英里的长队，等着领取他们的一百马克。我和詹妮又回卧室缠绵了一个小时，然后她匆匆忙忙去赴一个约会。我穿着睡衣坐在厨房里，热了一下剩饭，吃了顿早午餐。小电视里，柏林墙又有好几段被打通了。人们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汇集到柏林。一场盛大的聚会正在筹备中。记者和摄制组已经找不到空余的旅馆房间了。我回到楼上，站在淋浴头下冲澡，刚才的甜蜜交欢让我精神焕发，头脑清醒。我一边用意大利语哼着一段还记得的威尔第的片段，一边庆贺自己拥有如此充实而有趣的人生。

一个半小时后，我让出租车在爱迪生路上等着，自己急匆匆地跑上一段楼梯，来到伯纳德的公寓前。事实上，他正站在打开的房门里面，拿着帽子和大衣，箱子放在脚旁。直到最近，他才开始显露出人老时的那种挑剔态度，对自己不中用的记性的必要谨慎。我拎起他的包（詹妮说对了）。他正要把门拉上，却已经开始皱起眉头，竖起一根食指。

“最后检查一遍。”

我放下包，跟着他进屋去，正好赶上看到他从厨桌里掏出房门钥匙和护照。他把它们举起来给我看，带着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好像那个忘了拿东西的人是我，而他应该受到祝贺。

我以前和伯纳德共坐过伦敦的出租车。他的腿几乎碰到了隔窗。车还挂在一挡上，正在发动，伯纳德就已经把手指摞成塔尖状，搭在下巴下面，开始说话了：“关键在于……”他的声音没有琼的那种如战时广播般标准清晰的特质；相反，他的调门有点高，并且发音简直过度精确了，里顿·斯特拉奇（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1880—1932）：英国著名传记作家，与法国的莫洛亚、德国的茨威格同为20世纪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家。）可能就是这样说话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1903—1990）：英国著名记者、作家。）也是如此，带有某些有教养的威尔士人说话的腔调。如果你不熟悉也不喜欢伯纳德，可能会认为他讲起话来很做作。“关键在于，两德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俄国人会磨刀霍霍，法国佬会振臂欢呼，英国人会‘嗯啊’那么一阵子。谁知道美国佬们想干什么，什么最适合他们。不过这些都无所谓。德国终会统一，因为这是两德人民共同的愿望，他们的宪法也作了阐明，没有人能阻止他们。他们会尽快实现统一，不会拖到以后，因为没有哪位总理会蠢到把这样的荣耀留给继任者。而统一将基于西德的体系，因为西德人才是将要为此买单的人。”

他能把自己所有的观点作为既成事实阐述出来，而且他的那份泰然自若也的确会对听众暗中产生影响。我所要做的就是提供另一种观点，不管我自己相不相信它。伯纳德喜欢私人谈话的习惯是在长年的公开辩论中形成的。一场公平的辩论能引导我们逼近真相。在我们驶向希思罗机场的路上，我争辩说，东德人可能会利用附加条款保留他们体系的一些特点，因此要同化他们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另外苏联在东德还部署着数十万计的军队，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当然可以对事态产生影响；此外，在现实中和经济领域内实现两种社会体系的联姻，可能要花上多年的时间。

他满意地点着头。他仍用指尖撑着下巴，正耐心地等我说完，以便可以开始对我的观点展开阐述。他有条不紊地把它们组织了起来：反对东德分离状态的民众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势不可挡，就算有些保留东德特征的附加条例存在，人们也不会去注意，等发现时就太晚了，只能看作是东德人的一段怀旧情结罢了；苏联已经失去了控制其东欧卫星国的兴趣，除了军事力量以外，它再也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了，况且它极其需要西方的善意和德国的钞票；至于德国统一所遇到的现实困难，等这场政治联姻确保了总理在历史书中的地位、让他在几百万心怀感激的新选民的支持下赢得下一次选举的机会之后，就可以着手去解决了。

伯纳德还在继续讲着，似乎没注意到出租车已经在我们的候机楼前停下了。我向前倾身给司机付钱时，他还在针对我的第三个观点进行详细的陈述。司机在座位上转过身子，滑下玻璃车窗听着。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完全秃顶，长着一副橡胶般柔韧、婴儿般稚气的脸蛋和一双闪着蓝色光芒、盯住人不放的大眼睛。

伯纳德讲完后，他插嘴道：“对，那然后呢，伙计？德国佬们又要开始作威作福啦。那时候麻烦才开始咧……”

司机刚一开口，伯纳德就畏缩起来，开始摸索他的包。两德统一的后果很可能是下一个辩论的话题，但是伯纳德没有被吸引进去。他连一分钟也没有停下，便尴尬地匆忙下了车。

“你说的稳定在哪里？”司机还在说，“你说的力量平衡在哪里？在东边，俄国正在走下坡路，而所有那些小国家，波兰什么的，都深陷进了债务的狗屎堆里，还有一切……”

“对，对，你说得太对了，这的确叫人担心。”伯纳德说，他已经安全地走在了人行道上。“杰里米，我们可不能错过这班飞机。”

司机摇下了车窗：“在西边你有英国，虽然在欧洲算不上有地位不是吗，不能真的算。它还在舔美国的屁股呢——请原谅我的嘴巴不太干净。那么还剩下法国佬了。上帝呀，法国佬啊！”

“再见，谢谢你。”伯纳德嘀咕着，他甚至心甘情愿地抓起自己的行李，拖着它们踉踉跄跄甩开了一段距离。我在候机楼的自动门那儿才赶上他。他把包放在我身前的地上，用左手搓揉着右手，说：“我真是受不了的哥们的高谈阔论。”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同时我又觉得他对和自己辩论的人过于挑剔。“你失去平易近人的风度了。”

“我从来就没有过，亲爱的孩子。思想才是我所在乎的。”

飞机起飞半小时后，我们从饮料车里点了香槟，为“自由”干杯。接着伯纳德回到了平易近人这个话题上。

“现在琼算是平易近人了。她和每个人都能和睦相处。她甚至会接受那个的哥。对一个最后隐居荒野的人来说，这倒是有点让人惊讶。她是个比我好得多的共产主义者，真的。”

这些天里，一提到琼，我就会感到一丝内疚。自从她于1987年7月去世到现在，对那本来应该由我去撰写的回忆录，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把所有的笔记分好类，然后装进了文件盒里。我的工作（我经营一家专门出版教科书的小型出版社），家庭生活，去年的一次搬家——这类平常的借口并不能让我好受些。也许我的法国之旅，在羊圈的生活和那里的一切联系，能让我继续写下去。而且我还想向伯纳德了解一些事情。

“我想琼可不会把这句话当作恭维。”

伯纳德举起手上的有机玻璃高脚杯，让洒满机舱的阳光从香槟里折射出来。“这年头谁会呢？可是有那么一两年，为了这份事业，她真的非常投入和执着。”

“直到威斯河谷。”

他知道我什么时候在探他的话。他向后靠过身去，微笑着，并没有看我。“我们现在是在谈那段生活和那个时代的事情吗？”

“看来我该做点什么了。”

“她有没有告诉你我们的那次争吵？在普罗旺斯，从意大利回来的路上，在我们抵达威斯河谷大概至少一个星期以前。”

“我想她没有提起过。”

“那是在一处火车站的月台上，在一座小镇附近，镇名我不记得了。我们正在等待去阿尔勒（阿尔勒（Ales）：法国南部城市，地处罗讷河三角洲头，有巴黎—尼斯铁路干线经过，并有多条公路相通。）的当地火车。那是一个露天站台，实际上和一个汽车站差不多大小，损坏得很严重。候车室也被烧毁了。天很热，没地方遮阴，也没地方能让人坐下来。我们都累了，而火车还晚点了。我们到这里来也是自讨苦吃。对于我们婚后的第一次争吵来说，这个环境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有那么一阵子，我离开站在行李旁边的琼，在月台上踱来踱去，就沿着月台的边缘——你知道人们在打发时间时会做些什么。这地方真是一片狼藉。我感觉就像是一桶柏油或是颜料泼溅在了地上。铺路的石头已经被撬走了，野草长得很高，在热浪中枯萎。后面，在铁轨外边，有一丛不知为什么长得十分茂盛的杨梅树。我正欣赏着它，这时我发现，在一片叶子上，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凑近一看，原来是只蜻蜓，一只红蜻蜓，Sympetrum sanguineum，雄性，红艳无比。这种蜻蜓并不罕见，可这一只却大得出奇，实在是美极了。

“令我惊喜的是，我合拢双掌上前一扑，居然把它罩在了手里。接着我就沿着月台跑回琼的身边，让她把它接在手中，我则在包里找我的旅行工具箱。我打开工具箱，取出杀虫瓶，叫琼把这只小生物交给我。她仍然合着手掌，就像这样，但是她正带着一种奇怪的惊骇表情看着我。她问，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要把它带回家。她没有走近前。她说，你的意思是你要杀了它。当然了，我说，它多美啊。这时她变得冷漠和理智起来。她说，它很美，所以你要杀了它。你也知道，琼在乡下附近长大，对于杀死像老鼠、耗子、蟑螂、黄蜂等任何碍事的活物来说，她从来没有显露出不安。天气酷热难当，在这个时候开始一场关于昆虫权利的伦理讨论很不合时宜。于是我说，琼，你给我把它拿过来。也许是我的口气太粗暴了。她往后退了半步，我看得出她正准备放生。我说，琼，你知道它对我有多么重要，如果你放了它，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她的内心正在挣扎。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然后她总算朝我走了过来，脸色特别阴沉，把蜻蜓交到我手上，看着我把它放进杀虫瓶里，保管起来。当我把东西放回箱子里的时候，她一言不发。然后，或许是因为她刚才一直在责备自己没有放生，她的愤怒一下子像火山一样猛烈地爆发了。”

饮料车又一次经过，伯纳德迟疑了一下，决定不再点第二杯香槟。

“就像所有最出彩的争吵一样，它很快就从具体扩展到一般层面。我对这可怜的小生物的态度就像我对大多数事物一样，包括对她在内。我内心冷酷，理论至上，傲慢自大。我从未流露过任何情感，还让她自己也无法流露。她感到自己被观察，被分析，就像我的昆虫标本一样。我只对抽象的事物感兴趣。我自称喜欢‘造物’（她就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我是想要控制它，将生命从中榨干，给它贴上标签，把它摆在架子上。而我的政治立场又是另外一回事。对我而言，凌乱比不公更加令我烦恼。吸引我的并不是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而是对人类的高效组织和管理。我想要的只是一个用科学理论指导的社会，像军营一样整洁有序。我们站在毒辣辣的日头下面，而她则冲着我喊：你根本不爱工人阶级！你从不和他们说话，你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你厌恶他们。你只想让他们像你那该死的虫子一样排列整齐！”

“你说了些什么呢？”

“一开始也没说什么。你知道我讨厌这种场面。我不停地在想，我娶了这么个可爱的姑娘，而她却恨我。多么可怕的错误！接着，因为我得说点什么，我就开始为我自己的爱好辩护。大多数人，我告诉她，都本能地讨厌昆虫世界，而昆虫学家却注意它，研究它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周期，并且小心地关护它。给昆虫命名，将它们列入各种群和子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你学会给世界的一部分命名，你就学会了去热爱它。杀死几只昆虫与这个更大的事实无关。昆虫的数量是庞大的，即使是珍稀品种也是如此。从遗传学上讲，它们都是彼此的克隆体，因此谈论它们中的个体是没有意义的，更不用说去谈论它们的权利了。你又来了，她说，你这根本不是在和我说话，你这是在演讲。就在这时，我真的被激怒了。至于我的政治立场，我接着说，没错，我是喜欢思想，可这有什么害处呢？思想就是用来给人们同意或否定和反驳的。没错，和工人阶级在一起的确让我不舒服，可这不表示我厌恶他们。太荒唐了。如果他们看着我觉得不舒服，我会很理解的。至于我对她的感情，没错，我不是那种激情洋溢的人，但这并不表示我就没有感情。我就是这么被抚养长大的，如果她想知道，那我要说，我对她的爱胜过以前我能够说出口的所有的爱，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我对她表露得不够多，哎，那我很抱歉，可是将来要是有必要的话，我会天天对她说我爱她。

“接着，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确切地说，是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了。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的火车轰隆隆地进了站，喷出团团浓烟与蒸汽。当它停下的时候，琼突然哭了出来，张开双臂搂住我，宣布了她怀孕的消息。刚才在手里抓着一只小昆虫，让她感到自己不仅要为自己身体里的小生命负责，而且要对所有的生命负责，让我杀死那只美丽的蜻蜓真是个可怕的错误。她确信大自然会报复她，孩子将会遭遇可怕的事情。火车缓缓开走了，我们还在月台上紧紧地抱着对方。我高兴地直想在月台上翩翩起舞，可是就像傻瓜一样，我却试图向琼解释达尔文的理论来安慰她，告诉她她那所谓的报复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的孩子不会出任何事——”

“詹妮。”

“对，当然了。詹妮。”

伯纳德按下头顶的呼叫按钮，告诉乘务员他改变主意了，打算再来点香槟。酒来了，我们举起酒杯，似乎是为了庆祝我妻子的即将诞生。

“这个消息公布以后，我们没法忍受再等待下一列火车，于是我们徒步走进镇里——它实际上和一个大村子差不多大小，我希望我还记得它的名字——我们找到了唯一的一家旅馆，要了二楼的一个破旧的大房间，上面有一个阳台，可以俯视一片小广场。很不错的地方，我们一直想回去看看。琼知道它的名字，可我现在再也想不起来了。我们在那儿待了两天，庆祝我们有了孩子，回顾、审视人生，并且像所有年轻夫妇那样谋划未来。那是一次非常好的和解——我们基本上没有离开那个房间半步。

“可是有一天晚上，琼早早睡熟了，我却难以入眠。我出门绕着广场溜达了一圈，在一间咖啡吧里喝了几杯。你也知道，当你和某个人特别亲密地待上很长时间，然后又孤身一人独处的时候，那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就仿佛你刚才一直在做梦，现在你醒过来了。我坐在外面，看着人们玩滚球游戏。这天傍晚出奇的热，我第一次有机会好好想想琼在火车站说的那些话。我尽力去想象，如果相信——当真相信——大自然会因为一只昆虫的死而对一个胎儿施展报复，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她对此深信不疑，甚至都到被吓哭的程度了。说实话，我想象不出来。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完全不明白……”

“可是伯纳德，当你想碰运气冒险的时候，你就从来没有过那种感觉吗？你从来没有去摸摸木头祈求好运（摸木头（touch wood）：源自英国古时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认为用手摸木头可以趋吉避凶。）吗？”

“那只是个游戏，可以这么说。我们知道那是迷信。这种信仰认为，人生有奖有惩，在我们自己给出的解释下有一层更深刻的含意——都只是些安抚人心的把戏。只有……”

“传记作者们？”

“我要说的是女人。也许我要说的一切就是，当我坐在那个炎热的小广场上喝酒的时候，我开始明白了男人和女人间的一些事情。”

我在想，我那敏感、干练的妻子詹妮，听到这话后会有什么反应。

伯纳德已经喝完了香槟，他正盯着我的酒瓶看，里面还剩一两英寸高的酒没有动过。我把酒递给他，他说：“我们就面对现实吧，生理上的差异只不过，只不过是……”

“冰山的一角？”

他笑了。“一个大楔子的薄边。不管怎样，我坐在那儿又喝了一两杯。我知道反复思考人们生气时说的话是件蠢事，可我仍旧思索着她针对我的政治立场说的话，也许，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那里面也有几分真理。她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话。我还记得我那时在想，她不会在党内待太久的。她有自己的想法，既顽固又古怪的想法。

“今天下午，当我从那个的哥身边跑开的时候，所有这一切我都想了起来。如果当时是琼，1946年的琼，而不是彻底抛弃政治立场的那个琼的话，她说不定会痛快地花上半小时时间和那家伙谈论欧洲政治，把他引上正确的轨道，把他的名字加在寄信名单上，然后，谁知道呢，她说不定还会把他给争取进来。她会准备好错过她的飞机。”

我们端起瓶子和酒杯，给午餐托盘腾出位置。

“无论如何，事已至此，这就是它的价值，生活和时代的另一个产物。她是个比我好得多的共产主义者。可是从她在车站上的爆发中，你能预见到她将来很长的一段人生路程。你能看到她对党的介入的不满，看到后来她那满是哄骗的生活的开始。不管她自己喜欢说些什么，这都肯定不是在那天早晨、在威斯河谷下面突然发生的。”

听到自己的怀疑被抛了回来，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在给冻面包卷涂黄油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正站在琼的立场上挑拨离间。“不过伯纳德，你又怎么看那只昆虫的报复呢？”

“什么报复？”

“詹妮的第六根手指头！”

“亲爱的孩子，午饭我们喝点什么？”

我们首先去了君特在克罗茨堡区（克罗茨堡区（Kreuzberg）：德国首都柏林市内的一块街区名，在柏林市中心的南部偏东方向，因土耳其人聚居于此而闻名，有“小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城”之称。）的公寓。我让伯纳德等在出租车里，自己则拎着行李穿过院子，把它们提到后院房屋的第四层楼梯口上。对门为我们保管钥匙的邻居会点英语，也知道我们是为了柏林墙而来的。

“不好，”她坚持说。“这儿人太多了。商店里，没牛奶，没面包，没水果。地铁里也一样。太多了！”

伯纳德叫司机带我们去勃兰登堡门，但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而我也开始明白君特邻居的意思了。这里人山人海，交通极度拥挤。街道平时本来就很繁忙，现在又有许多喷着尾烟的瓦特堡（瓦特堡（Wartburg）：汽车名，最早出现于1896年。前东德的特拉贝特和瓦特堡汽车曾经被视为发达社会主义时代的里程碑。）和特拉贝特，在开进西德的第一夜里就外出观光，新增了不少负担。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不管是西柏林人、东柏林人还是外来人，大家都成了观光客。几帮西德小青年，手里拿着听装啤酒或是瓶装汽酒，高唱着足球歌曲，从我们堵牢的车边经过。在后座的黑暗中，我开始隐约感到一丝遗憾：现在自己还没在羊圈里，在那高高立于圣-普里瓦之上的房子里打扫收拾，准备过冬。即使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温和的夜色里仍可以听到蝉鸣。接着，我想起了伯纳德在飞机上讲的故事，便驱散了这份遗憾，决心要从伯纳德那里尽可能地取得些收获，继续那本回忆录的写作。

我们放弃了出租车，决定步行。二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了胜利纪念柱（胜利纪念柱（Victory Monument，Siegessaule）：坐落在蒂尔加藤公园林荫大道中心点的纪念碑，柏林著名地标之一，高达67米、碑顶置有一座金色的胜利女神雕像，是为纪念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击败法军而建立的，其东面是著名的六月十七日大街，顺着大道望去，可看到东西柏林边界纪念的勃兰登堡门和菩提树下大街。），在我们前方，宽阔的六月十七日大街（六月十七日大街（June 17 Street）：为纪念1953年东柏林人民反抗镇压事件而得名的一条街道。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工人因抗议生活水平下降而举行起义，很快扩展到东德的700个城市，参加抗议的人数达到100万，但起义不久即被苏联军队镇压下去。）一直向勃兰登堡门延伸。有人在路牌上捆了块硬纸板，上面涂着十一月九日。数以百计的行人都在朝同一方向涌动。四分之一英里外，勃兰登堡门灯火辉煌地矗立着，看起来显得又小又矮，与它具有的重大国际意义不太相称。在它的底基下面，黑暗看起来正在加宽，愈发浓厚。等我们到达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那是不断聚集的人群。

伯纳德看上去好像有点畏缩。他背着双手，身体前倾，仿佛在顶风前行。人们纷纷超过我们。

“你上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伯纳德？”

“你知道吗，我实际上从来没走过这条街。柏林？66年，在柏林墙建成五周年的时候，曾围绕它举办过一次会议。在那之前，我的上帝！还是在1953年。我们作为英国共产党的一个非正式代表团来这里抗议——不，这话说得太重了——来对东德共产党在镇压起义上所采取的方式表示密切关注。等我们回国以后，有些同志在党内惹起了很大的麻烦。”

两个身着黑色皮夹克和紧身牛仔裤、脚蹬镶银钉长筒牛仔靴的女孩，从我们身边擦过。她们挽着胳膊，十分引人侧目，对此她们没有显出骄傲的姿态，其他人对她们无动于衷，她们也没有在意。她们都把头发染成了黑色，梳成相同的马尾辫状，在身后甩来甩去，令人一下子回想起五十年代，但在我的想象中，那并不是伯纳德的五十年代。他正看着她们走开，稍微皱了下眉，然后弯下腰，在我耳边悄悄地嘀咕起来。他没必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身边并没有什么人，而且四周到处都是人们的喧嚣声和脚步声。

“自从她死后，我发觉我自己一直在注意年轻的女孩。当然，都这把年纪了我还这样做是有些悲哀。但我注意的主要是她们的脸而不是身子。我在寻找一丝她的痕迹。这已经变成了习惯。我一直在寻觅：一个手势，一副表情，一些与眼睛或者头发有关的东西，任何能让我对她保持鲜活印象的事物。我在寻找的琼，不是你所知道的那个年老的琼——不然我非把那些老太太们的魂儿都吓飞不可——而是与我结婚的那个年轻姑娘……”

相框里照片上的那个琼。伯纳德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

“还有一件事。在她死后最初的六个月里，有个念头老是在我脑子里打转：她的灵魂一定想与我交流。当然了，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悲伤会滋长迷信。”

“用你的科学观念来看，基本不可能。”这个评价轻率得有些刺耳，我后悔把它说出来，但伯纳德却点点头。

“一点儿没错，等我一感到自己坚强了点的时候，我又恢复了理智。但有一段时间里，我不停地在想：如果出于某种不可理解的机缘，这个世界真的就像她所编造出来的那个样子，那么，她肯定会想和我取得联系，告诉我我错了，她是对的——这个世界里有上帝，有永恒的生命，有一个意识的去处。所有那些胡说八道。她会通过一个长得像她的女孩来行事。总有一天，这些姑娘们中的一个会向我走来，给我捎来一条信息。”

“那现在呢？”

“现在这成了习惯。我看一个女孩，审视她，看在她身上有多少琼的影子。刚刚从我们身边经过的那两位姑娘……”

“怎么了？”

“左边的那个。你没看见吗？她的嘴和琼的一样，面颊也有点像。”

“我没看到她的脸。”

伯纳德搭在我胳膊上的手抓得更紧了。“我必须得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一直在惦记它。很久以来我一直想要问你。关于我和她——她是不是讲了些相当私密的内容？”

那段关于伯纳德“尺寸”大小的尴尬回忆，让我支吾起来：“当然。她讲了很多你的事情。”

“但都是些什么样的事呢？”

因为没说那件事里所有令人尴尬的细节，我觉得自己多少还是要给伯纳德讲另外一件事情作为补偿。“那个，呃，她告诉了我关于你们第一次……你们之间的第一次。”

“啊。”伯纳德放开了我，把手插进他的口袋里。我们一言不发地走着，他一边思考着这件事。在前方，我们可以看见，沿着六月十七日大街的中段，参差不齐地排着一列媒体车、电视转播车、卫星天线、升降起重机和发电机卡车。在蒂尔加藤花园的树下，德国工人正在拆卸一座相配套的深绿色移动厕所。沿着伯纳德那宽大的下颌，细小的肌肉正在微微颤动。他的声音听上去很冷淡。他快要发火了。

“那你现在打算把这种东西写进去？”

“可我甚至还没开始……”

“你有没有想过，要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我一直准备把我写的一切都拿给你看。你知道的。”

“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居然会告诉你那种事？”

我们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卫星天线。一个个空泡沫塑料咖啡杯被一阵轻风推着从暗处滚向我们。伯纳德把其中一只踩扁在脚下。在超过一百码外的勃兰登堡门前，聚集的人群中响起一阵掌声，就像在音乐会上，当演奏用的大钢琴被人抬上舞台、钢琴家还没上场时，听众们所发出的那种愚蠢而善意的鼓掌声。

“听我说，伯纳德，她告诉我的事情并不比那个你们在车站争吵的故事更私密。假如你想知道，那么它主要就是在讲，在那个年代里，一个年轻的女孩向前跨出了多么大胆的一步，来证明她对你是如此迷恋。而事实上，你在那一次表现得很不错。似乎你，呃，对那种事情相当在行——天才，她是这么来形容你的。她告诉我，你是怎么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在暴雨倾盆的当儿推开窗户，像泰山一样大呼小叫，数以千计的树叶被风刮进来……”

一台柴油发电机正在轰鸣，伯纳德不得不大声喊起来才能让我听见。“老天爷啊！不是那个时候！那是在两年以后。那时我们在意大利，住在马西莫老爷子和他那瘦骨嶙峋的太太楼上。他们不想让房子里有任何噪音。我们曾在户外，在田地里，在任何我们能找到的地方亲热。后来有天晚上下了一场非常猛烈的暴雨，我们只好在屋里做了，反正外面风雨那么大，他们也听不到我们。”

“哦。”我开口应了一句。伯纳德的愤怒不由得转到了琼的身上。

“她在搞什么名堂，编出这种故事来？她在搬弄是非，篡改真相，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是场灾难，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该死的灾难。她还把它改头换面当作是官方版本呢。完全又是来搞这种肆意篡改的伎俩。”

“如果你想把它更正过来的话……”

伯纳德轻蔑地飞快盯了我一眼，然后走得离我更远了些，一边说道：

“写回忆录本来就不是我的主意，去大肆描写别人的性生活，就好像是在讲一场该死的体育比赛似的。你以为到最后人生只剩下这些东西？到处干来干去？性事的成功与失败？一切就只是为了博众人一笑？”

我们正在经过一辆电视直播车。我往车里瞥了一眼，看见在一打左右的监视器上都播着同样的画面——一位记者正对着一只手上拿着的讲稿皱眉，而另一只手则心不在焉地拿着麦克风，在缠绕成圈的连接线上晃悠。人群中传来一阵响亮的叹息，一阵长时间汹涌回荡的不满呻吟，然后慢慢汇聚在一起，变成一种巨大的轰鸣。

伯纳德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转过身朝向我。“老天啊，你就是这么想知道。”他叫道，“那我告诉你。我的妻子可能痴迷于诗意的真相，或者精神上的真相，再或者她自己渴望的真相，可她却对真相本身毫不在乎，不在乎事实，不在乎两个人都能各自辨别出来的真相。她先建立模式，创造神话，然后再让事实与它们相符。看在上帝的分上，忘了性吧。你的主题应该是——像琼这样的人是怎么来扭曲事实，使它们与自己的想法相符，而不是让它们去符合事实的。为什么人们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们还在一直这样做？”

我对这个明显的回答正犹豫不决，这时，我们已经来到了人群的外围。两三千人聚集在这里，希望能在这最重要、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看着柏林墙倒塌。在通向勃兰登堡门的入口前面，横堵着十二英尺高的水泥障碍物，上面立着一排神情紧张的年轻东德士兵，面朝西方。他们的佩枪都插在后腰上，不让人瞧见。一位长官在队列前走来走去，吸着烟，注视着人群。在士兵们的背后，勃兰登堡门的正面光彩夺目地挺立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旗帜正在上方飘扬。障碍物挡住了人群，人们发出失望的悲叹，对那些把警车停在水泥障碍物前的西德警察表示不满。当我们赶到的时候，有人朝其中一个士兵扔出满满一听啤酒。啤酒罐飞得又高又快，在头顶灯光的照射下形成一道白色的泡沫轨迹。当它飞过士兵头顶时，人群中马上传来反对的喊声和用德语喊出的要求非暴力的口号。声音传播开去，这让我察觉到连树上也爬满了人。

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冲到前面去并不困难。现在我们就在人群中间了，他们比我想象中的更文明，成分也更复杂。小孩子们骑在父母的肩膀上，就和伯纳德一样能看得清清楚楚。两个学生在出售气球和冰淇淋。一位戴着墨镜的老人拄着白色拐杖直立着，头颅高高扬起，正在聆听，周围的人给他留出了一个宽敞的空间。当我们来到障碍物前的时候，伯纳德指着正在与东德军官交谈的西德警官说：“正在讨论控制群众呢。统一已经走到一半了。”

自从刚才发了脾气以后，伯纳德在态度上变得冷漠起来。他用一种冷冷的、傲慢的眼神环视着周围，与早上兴高采烈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仿佛所有这些人和事都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也仅此而已。

半个小时过去了，很明显，不会发生任何让群众满意的事情。看不到有人驾驶起重机来搬运柏林墙的残体，也没有重型机械来将水泥障碍物推到一边。但伯纳德就是要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因此我们就在寒冷的夜里站着。一群人在一起就成了一种迟缓愚蠢的生物，比组成它的任何个体都要笨得多。这群人准备像狗一样耐心地站上整个夜晚，等着看谁都知道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开始感到烦躁。城市里到处举办着欢乐的庆祝活动，而这里只有枯燥的耐心等待和伯纳德如参议员般的镇静。又过了一个小时，我才说服伯纳德和我一起向查理检查站走去。

我们走在柏林墙边的一条泥泞小道上，墙上那些可怕的涂鸦被街灯映成了同一种色调。在我们的右边是废弃的建筑，空荡荡的场地上堆着成捆的线圈和碎砖破瓦，去年夏天里的杂草依然高高直立。我再也忍不住要提出我的问题了。

“但你在党内待了十年，你自己也一定扭曲过非常多的真相，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想刺激他，让他从那自我满足的冷漠中走出来。但伯纳德耸了耸高大的肩膀，往大衣里缩得更深了一些，说道：“当然。”

在柏林墙和一幢废弃的建筑物之间的狭窄过道上，他停下脚步，等着一群喧闹的美国学生从我们身边挤过去。“以赛亚·伯林（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关于乌托邦的致命特点的评论，尤其是现在人人都在引用的那些话，是怎么说的来着。他说：假如我清楚地知道如何为人类带来和平、公正、幸福和无尽的创造力，又有什么代价算得上高昂呢？为了实现它，不管要付出多少牺牲品都没有关系。倘若在知道了我所明白的道理之后，我仍不接受用数千人现在的死亡去换取上百万人今后永远的幸福，那么我就不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时我们所采取的方式几乎不是这样，但在心境上我们确实就是如此。假如你为了党内的团结而忽视或篡改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那么从曾经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宣传机器的东西里产生的无边无尽的谎言又是什么呢？因此，你坚持着这份美好的事业，这股潮流一直在你身边汹涌起伏。我和琼入党的时间算是晚的，因此从一开始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就已经有些不妙了。我们不愿听到的消息在慢慢地流传开去。公开审判，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肃反运动，农民强制集体化，人口大迁移，劳动改造营，审查制度，谎言，迫害，种族灭绝……最终，你无法承受这些矛盾，你崩溃了。但你总是要慢半拍。我在56年退了党，我在53年差点就退了出去，但我其实应该在48年就走人的。可你还是坚持着。你在想，这些愿望主意都是好的，问题是错误的人在掌权，这种情况会改变的。而且，你又怎么能够让所有这些美好的事业功亏一篑呢？你告诉自己，它注定永远是艰难困苦的，实践和理论还不完全相符，要做好这些都需要时间。你告诉自己，大多数你听到的消息都是冷战造成的诽谤。再说，你怎么可能错得这么离谱呢？那么多智慧、勇敢、满心善意的人们，怎么可能都错了呢？

“要不是我曾经接受过科学的训练，我想我可能会在党内待得更久。实验室里的工作比任何事都能让你明白，歪曲事实来迎合理论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这甚至不是诚不诚实的问题。它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之中——我们的观念中充斥着我们自己的欲望。一次精心设计的实验可以来防范它，但这一次却早已失控了。幻想与现实撕裂着我。匈牙利事件是最后的底线。我崩溃了。”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字斟句酌地说：“而这就是我和琼之间的区别。她比我早许多年就退党了，却从来没有崩溃，她从未把幻想和现实分开。她只是从一个乌托邦换到了另一个乌托邦而已。政治家或者女牧师，这并不重要，在本质上她是个强硬派……”

就是这些话令我顿时火冒三丈。我们正经过废墟和柏林墙之间那块仍被称作波茨坦广场的地段，成群结队的友人们在观景台的台阶和卖纪念品的凉亭周围聚集，正等待着发生些什么事情，而我们就在他们中间艰难地穿行。令我爆发的不仅仅是伯纳德的评价中那些不公正的话语，还有对交流困难的极度的不耐烦；另外，在我脑海中出现了一幅景象：床上的恋人被一组平行的镜面所遮挡，反射出无限倒退的模样，显得毫不真实。当我猛然转向伯纳德时，手腕撞掉了站在我身旁的一名男子手上某个又软又热的东西。那是一只热狗，但因为我当时太激动了，也就没向他道歉。波茨坦广场上的人们正无聊得慌。当我吼叫起来的时候，他们全把头转向了我们，开始在我们身边围成一个圈。

“放屁，伯纳德！比放屁还臭，太恶毒了！你是个骗子！”

“亲爱的孩子。”

“你从来不听她对你说的话。她也不会去听你的。你们俩是在同一件事上相互指责。你和她都一样强硬。两个蠢货！你们都在把自己的内疚推卸到对方身上。”

我听到身后有人正快速地咕哝着，将我最后的那些话翻译成德语。伯纳德试图拉我离开围观的人群，可我正怒火中烧，不肯就这么走开。

“她对我说过，她一直都爱你，而你也这么说过。你怎么可以浪费这么多时间，别人的时间，还有你的孩子们……？”

就是最后这句没有说完的责备，深深地刺痛了伯纳德，比令他难堪更甚。他嘴唇紧绷，从我身边走开了。突然，我的怒气一下子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懊悔。我算什么人物，我有什么资格当着一位高尚的绅士的面，如此专横无礼地对一桩和我的年龄同样长久的婚姻评头论足？围观的人们失去了兴趣，开始慢慢散开，去排队购买瞭望塔的模型，以及印有无人区和死亡地带中的空旷海滨的风景明信片。

我们继续向前走着。我的心里完全乱作一团，不知该如何向他道歉。我唯一的收敛反应是放低了声音，故作通情达理的样子。我们并肩走着，比刚才快了些。伯纳德面无表情，这说明他的内心的情感正在汹涌澎湃。

我说：“她并不是从一个幻想的乌托邦转向另一个乌托邦。这是一种探寻。她没有声称自己找到了所有的答案。这是一种追求，她希望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进行，可是她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她怎么会呢？她又不是在搞宗教裁判。她对教义教条和有组织的宗教毫无兴趣。这是一段精神之旅。以赛亚·伯林的描述在这里不适用。她绝对不会为了某个终极目标而牺牲他人。没有人需要成为牺牲品……”

即将到来的辩论让伯纳德恢复了精神。他反击了，我马上感到自己被他原谅了：“你错了，亲爱的孩子，大错特错。把她的所作所为称作探寻，也不能改变事实的真相，她就是那种极端主义者的脾气。要么你认同她，和她行动一致，要么你便得从她的生活中滚出去。她要去冥想、钻研神秘的论题，那样一类玩意儿，那好啊，可是那不适合我呀。我选择加入了工党。她容不得这样，最后便坚持要和我分居。我就是她的牺牲品之一。我的孩子们也是。”

伯纳德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试图让他对自己那已经离世的妻子态度缓和下来。

于是，当他说完后，我摊开双手，表示自己接受他的话。我说：“那么，她去世后，你又怀念她什么地方呢？”

我们已经沿着柏林墙来到了这样一处地方，在这里，由于制图标示和某些被久已遗忘的政治上的执拗观点，扇形边界的走向被强行扭曲，仅仅几码之后又折了回来。紧挨着墙边，有一座被人遗弃的观景台。伯纳德没有说话，开始攀登台阶，我紧随其后。在观景台顶部，他用手一指。

“看。”

毫无疑问，与我们对面相望的监视塔已经被遗弃了。下方，在荧光灯的照射下，有数十只兔子正在那片被人耙过、掩埋着地雷、诡雷和自动火炮的沙地上平静地跳动着，寻觅可以嚼食的草穗。

“瞧，兴旺起来了呢。”

“它们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我们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目光转回柏林墙的方向。实际上柏林墙有两道，在我们这一处地方，两道墙相隔有一百五十码的距离。以前我从未在夜里造访边界。当我朝下注视这条布满铁丝网、沙地、巡逻通道和两边对称的探照灯的宽阔走廊时，我为如此纯洁的光亮和这般无耻的羞辱感到震惊：通常，政府都会巧妙地掩饰其残暴统治，而这里却比库弗斯坦达姆大街（库弗斯坦达姆大街（Kurfurstendamm）：德国柏林市内的一条著名商业街，经过查洛特伯格区（Charlottenburg）和威莫斯道夫区（Wimers-dorf），也是威廉大帝（Kaiser Wilhelm）纪念堂的所在地。）上的任何一盏霓虹灯下的景象都要更加阴惨可怖。

“乌托邦。”

伯纳德叹了口气。他本来好像正要打算回话，这时，我们听到说话声和笑声从各个方向传来。接着，看台随着人们跺脚攀登木头台阶的脚步而开始颤抖起来。刚才我们俩的静心独处仅仅是碰上了好运气，刚好插在了人缝里。不出几秒钟，我们周围就挤上来十五个人，他们狂拍照片，操着德语、日语和丹麦语兴奋地叫喊着。我们逆着人群涌动的方向挤下台阶，继续走我们的路。

我以为伯纳德已经忘记了我刚才的问题，或者故意不愿回答。然而，当我们走到沿旧国会大厦的台阶并行延伸的小路前时，他说：“我最怀念的是她的认真。在我认识的人里，只有几个像她这样，将人生视为一项工程，一份事业，由她自己去控制，去让自己通向——呃，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彻悟，智慧。我们大多数人都将未来定格在金钱、事业、子女这样一类事情上。而琼想要理解——天晓得啊——自我，存在，‘造物’。她认为我们其他人的生活是在随波逐流，漫无目的地做着一件又一件事情，就像她说过的，是在‘梦游’，所以她对我们非常不耐烦。我讨厌她满脑子的这些荒唐念头，不过我喜爱她的这份认真。”

我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的边缘，这是一道六十英尺长、深度处于地下室位置上的壕沟，四处堆着许多土块。伯纳德停下脚步，补充道：“这些年来，我们不是吵架，就是漠视对方的存在。但你是对的，她的确是爱我的，而当这些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他朝大坑做了个手势。“我一直在读这方面的资料。这里以前是盖世太保（盖世太保（Gestapo）：德语“德国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的缩写Gestapo的音译。盖世太保由党卫军控制，在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后加入大量党卫军成员，一起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屠杀无辜。随着纳粹政权的需要，盖世太保发展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恐怖统治机构，纳粹通过盖世太保来实现对德国及被占领国家的控制。）的总部。他们正在发掘这里，研究过去的历史。我不知道在我这一代人里有谁能够接受这一事实——盖世太保的滔天罪行正在被考古学所淡化。”

现在我看出来了：这道壕沟肯定是沿着以前的一条走廊通道挖掘的，通道伸向一组镶着白瓷砖的囚室，而我们正在低头往里看。每个囚室刚好只能容下一名囚犯，墙上都嵌有两个铁环。在遗址的远处彼端是一栋低矮的建筑，博物馆。

伯纳德说：“他们会找到一片从某个可怜的家伙手上拔下的指甲，把它洗干净，装进玻璃瓶里，贴上标签。离这儿半英里远的地方，史塔西（史塔西（Stasi）：Staatssicherheit的缩写，正式名称为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部），1950年2月8日成立。成立宗旨是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警察，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业务。）恐怕也在清理他们自己的囚室吧。”他声音中透出的痛苦令我吃了一惊，我转过身去看他。他倾身把躯体撑在一根铁柱上。他看上去很疲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瘦，就好像在他的大衣里裹着的也是一根铁柱。他已经走了将近三个小时，而现在，对一场只有风烛残年的老人才能亲身记忆的战争所余留的愤怒之情，又进一步消耗着他的体力。

“你需要歇一下，”我说。“附近就有家咖啡馆，在查理检查站旁边。”

我自己也不清楚它到底有多远。当我带伯纳德离开时，我发觉他的脚步是那么的僵硬和迟缓。我暗自责备自己的考虑不周。我们正在穿过一条被柏林墙挡住、成了死胡同的道路。路灯下，伯纳德汗水淋漓，面色发灰，两眼看上去分外明亮。那张大大的下巴——在他宽大的脸上显得最为和善的部分——正在微微颤抖。我感到左右为难，既想催促他走快些，以便可以尽早暖和地吃点东西，同时又担心这样他反而可能会一下子垮掉。我不知道在西柏林怎么呼叫救护车，而且在这荒凉的边界地段没有电话可打，甚至连德国人自己都成了游客。我问他是否需要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可他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

我正重复着刚才的问题，这时，我听到了一下汽车喇叭的鸣响和一阵参差不齐的欢呼。在我们前方，一座被遗弃的建筑物后面，查理检查站灯火通明，投射出一圈乳白色的光晕。几分钟后，我们出现在了咖啡馆旁边，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梦幻般的缓慢画面。这场景很熟悉，我和詹妮在今天早晨的电视上见过：哨所的边界设施，写有多国语言的标示牌和涂上相间条纹的大门；祝福的人群仍然在向东德行人致以问候，仍然在拍打着特拉贝特的车顶篷，不过激情已经减退了，好像是在展现电视画面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

我们停下脚步，我扶着伯纳德的胳膊，把这幅场景尽收眼底。接着，我们挤进咖啡馆前的人群，向入口走去。然而，被我们超过的人们其实也是在门口排队，只有室内有了空位以后，咖啡馆才会让外面的人进去。可是在夜里的这个时候，谁会愿意放弃这里的一席之地呢？透过凝结着水汽图案的窗玻璃，我们可以看见，屋里的人们正安然享受着优越待遇，沉浸在闷浊的空气里。

我刚要挤进去，寻求必要的医疗援助，这时，伯纳德挣脱了我的手，急匆匆地从我身边离开，穿过马路，向美军哨所旁边的安全岛走去，大部分人都站在那里。在此之前，我还没看见他已经看到的情景。事后他坚称，在我们刚刚到达的时候，所有情况就已经很明显了。但直到我叫唤着他的名字、追在他身后时，我才看到了那面红旗。红旗系在一根短杆上（也许是一段锯下来的笤帚把），被一个二十来岁的纤瘦男子举在手里。他看上去像土耳其人。他长着黑色的鬈发，穿得一身黑色——一件黑色的对襟夹克，里面是黑色T恤，下身是黑色牛仔裤。他向后高昂着头，在人群前来回踱步，杆上的红旗斜向他的肩膀。当他踱回去的时候，他拦住了一辆瓦特堡，拒绝让开，汽车不得不绕过他行驶。

挑衅已经开始要奏效了，而正是这件事吸引着伯纳德朝道路走去。与那年轻人敌对的是一群各式各样混杂的人，不过我最先看到的，是两个正好站在路边、西装革履的男人——不知他们是商务人员还是律师。当年轻人经过时，这两个人中的一个轻打了一下他的下巴。那不是真的动粗，而是在表示自己的蔑视。这位浪漫的革命者猛然走开，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位戴着裘皮帽子的老妇人尖叫着向他喊出长长的一句话，然后举起一把雨伞。她身边站着的男士阻止了她。年轻人将旗帜举得更高。第二个律师模样的人上前一步，挥拳击向年轻人的耳朵。虽然这一拳没有打正，不过足以让年轻人打了个趔趄。他高傲地不去碰自己被拳头击中的半侧脑袋，继续他的游行。这时伯纳德正穿行到路的中间，我紧随其后。

在我看来，那个旗手爱招惹什么都行，他是在自讨苦吃。我所担心的是伯纳德。他的左膝好像不太灵便，可他还是一瘸一拐地快步走在我的前面。他已经预见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丑陋事情了。一队人马正从科希大街方向跑来，他们一共有六个人，一路跑一路呼应叫喊着什么。我听到他们喊的那些话了，不过当时我没有在意。我更愿意相信，是这个沉浸在欢乐中的城市里的漫漫长夜让他们闷得发慌，急于找点什么乐子。他们看到有人在头上挨了一记拳头，于是便来了兴致。他们的年龄在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全都脸色苍白，长着粉刺，脑袋剃得精光，耷拉着嘴角垂下涎水。他们身上都散发出一股不够成熟的邪恶气息，显得格外潦倒的样子。土耳其人看见他们冲他奔来，像探戈舞者那样晃着脑袋，转过身去。在这共产主义最终风光扫地的日子里出来做这种事，所展示的若不是殉道者的狂热，便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受虐狂渴望被人当众痛扁的欲望。的确，大多数人都会像碰到一个怪人那样，对他不加理睬。毕竟，柏林是一座宽容的城市。可是今夜却有着足够的放纵，一些人模模糊糊地感到，需要找某个人来为某些事情承担罪责——于是，这个举着红旗的人看来就成了他们集中发泄的对象。

我赶上了伯纳德，将手搭在他的胳膊上。“别管这闲事，伯纳德。你会受伤的。”

“胡说。”他从我的手中挣脱出去。

我们比那群孩子们抢先几秒钟来到年轻人身边。他身上散发着浓郁的广藿香的味道，在我看来，这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思想的味道。无疑，他是个冒牌货。我刚把“算啦！”说出口，一边还在拉着伯纳德的胳膊，那群人便来到了我们眼前。伯纳德挡在这群孩子们和他们的牺牲品之间，张开手臂。

“慢着！”他用那种老式的、像英国巡捕般语重心长的声音说道。他是否真的以为自己因为年事过高、太高太瘦、太德高望重，就不会为此而挨打呢？那群孩子们突然顿住，聚成一伙，喘着粗气，耷拉着脑袋和舌头，不解地看着眼前这瘦高个的老头儿像个稻草人一样挡住他们的去路。我看见其中有两个人在翻领上别着银色的卐字徽章，还有一个家伙在指节上也纹上了卐字图案。我不敢回头去看后面，不过当时我隐隐感到，那个土耳其人趁机卷起旗帜，悄悄地溜走了。那两个律师模样的人惊讶于他们的暴力所导致的后果，已经退到了人群中间，当起了看客。

我环顾四周，想寻求帮助。一个美国警官和两个士兵背对着我们，正要去和他们的东德同行们商量些什么。而在孩子们这边，不解已经化作愤怒。突然，他们中的两个人奔跑着绕过伯纳德，可是那个旗手早已挤到了人群后面，现在正沿着道路狂奔。他转过街角跑进了科希大街，消失不见了。

那两个孩子心不在焉地追了几步，然后又回到了我们周围。看来伯纳德要替那人受罪了。

“现在你们走吧。”他大声说，一边扇着两只手背要驱散他们。这些带有卐字标志的孩子竟然也是德国人——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叫人更加能够理解，还是会感到愈发可恶。就在这时，他们中间那个个子最小、尖头尖脑、一身皮夹克的臭小子，突然跑上前来，一脚踢在伯纳德的胫骨上。我听到了靴子砰然踢上骨头的声响。伯纳德惊讶地轻轻叹息了一声，身体蜷曲着倒在人行道上。

人群中发出一声不满的叹息，可是没一个人动弹。我大步上前，挥拳朝那个男孩打去，但没有击中。不过他和他的朋友们却对我不感兴趣。他们聚在伯纳德四周，我想是准备要把他踢死。我最后朝哨所那边瞥了一眼，看不到那名警官或者士兵的踪影。我揪起其中一个男孩的衣领，把他甩到一边，又向另一个人冲去。他们人数太多了。我看到两只，或者是三只皮靴同时甩向后方，做出了要用力踢出的架势。

然而他们没有出脚。一瞬之间他们都僵在了那里，因为就在这时，人群中跳出了一个身影，飞快地在我们身边打转，断断续续地用尖刻的话语责骂着男孩们。那是一位怒发冲冠的年轻女子。她的威力震慑了整条大街。她赢得了大家的信服。她是个同龄人，是渴望与抱负的对象。她是一位明星，而且她正好撞见了他们的卑鄙丑行，就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这么承认。

她对他们的厌恶表现得性感十足。他们自以为是男子汉，而她却令他们原形毕露，重新变回了淘气的小屁孩。在她的面前后退畏缩败下阵来，这会丢尽他们的脸面，让他们没法承受。不过，现在他们的确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在表面上他们还是装作嬉皮笑脸，缩背耸肩，在心里朝她大肆辱骂。他们互相假装着突然都厌倦了，别处还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做。他们开始朝科希大街走回去，然而那个女人依然没有停止她的责骂。他们心里一定想着赶紧跑掉，但为了看上去显得不失态，他们不得不装出大摇大摆的样子离开。当她沿街一直追着他们、大吼着挥舞拳头的时候，他们只好忍气吞声，将大拇指钩在牛仔裤口袋边儿上。

我把伯纳德扶起来。那个年轻女子走回来探询伯纳德的状况，而她那位与她相同打扮的朋友也出现在她的身边。直到这时，我才认出她们俩就是刚才在六月十七日大街上与我们擦身而过的那两个姑娘。我们一起架着伯纳德，他慢慢试着用单腿支撑身体。骨头看上去没有断。他把胳膊架在我的肩膀上，我们拖着步子离开了查理检查站。人群里有人向伯纳德鼓起掌来。

我们花了好几分钟才走到大街的拐角处，希望能找到一辆出租车。在这期间，我迫不及待地想让伯纳德确认他的救星的身份。我问了她的名字——她叫格蕾特——然后向他重复一遍。他正专注于腿上的疼痛，别的都没有太注意，另外他还可能正处在轻微的震惊之中难以自拔。可是我究竟坚持对什么感兴趣呢？扰乱他心中的理性？抑或是我心中的？

最后，伯纳德向那个姑娘的方向抬起手，同她握了握，说：“格蕾特，谢谢你，亲爱的。你救了我。”但在说话时伯纳德并没有去看她。

在科希大街上，我想我也许会有时间向格蕾特（还有她的朋友黛安）问问她们自己的情况。可是我们刚到街角，就看见恰好有辆出租车在下乘客，于是我们叫了这辆车。接下来的一切发生得十分快，我们扶伯纳德上了车，我们向她们告别并一再道谢。在此期间，我希望伯纳德能最后朝他的守护天使、琼的化身看上一眼。我透过后车窗向姑娘们挥手，目送她们离开。在告诉司机开往哪里之前，我对伯纳德说道：“你没认出她们来吗？她们就是我们在勃兰登堡门旁边看到的那两个姑娘，那时你告诉我过去你曾经很期望得到一条讯息，从……”

伯纳德正在调整头部的姿势。他仰起身来，把头搭在靠垫上，用一声叹息打断了我的话。面朝着离鼻端只有几英寸远的车顶篷衬垫，他不耐烦地说道：“是的。我想，这实在是非常巧合。现在看在上帝的分上，杰里米，送我回家吧！”